初一的清晨，窗外静谧，是一种烟花散去的落寂，偶尔还能听到远处的爆竹声。
　　 我下好饺子问儿子：“是蘸汁，还是酸汤？”儿子在外地工作，每到春节才回家，头一锅饺子让他先吃。
　　 儿子说先尝尝。他夹起饺子，咬一口说：“好吃！如果有凉粉就更好吃了。”
　　 他说的是凉粉饺子，父母在世时，我们每到过年都吃。
　　 那时候，父母提前把饺子包好。初一早上，等我们都起床后，父亲就把凉粉和豆腐切成小方块，加入蒜瓣与葱花爆炒。等饺子煮熟，把炒好的凉粉豆腐倒进去，凉粉饺子就做好了。
　　 窗外飘着雪花，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溜子，屋里却暖融融的。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像元宝似的，仰卧在凉粉汤中。我吃几个饺子，喝一口凉粉汤，大肉萝卜馅鲜香，凉粉筋道滑口，真好吃啊。
　　 可这种美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平日里，猪肉豆腐可凭票供应，凉粉却买不到。只有父母回老家时，才带几斤红薯粉面回来，到过年做凉粉。粉面有时是买的，有时是姨妈送的。姨妈家住在塬上，是靠天吃饭的，温饱都难以解决，红薯是果腹的食物之一，粉面是极其珍贵的。
　　 一到腊月二十七八，母亲拿出粉面，先用细筛子过一遍，把小土疙瘩、小石头、小棍之类过掉，然后用清水泡上，下午开始做凉粉。凉粉做好，趁热倒入盆中，冷却后切成块，用凉水泡上，能放置三五天。
　　 又过了几年，父母把凉粉豆腐炒熟，不再倒入饺子锅里，而是加入鸡汤，放入父亲水汆的丸子及黄花木耳，然后把煮熟的饺子捞进去。可这种凉粉饺子，吃起来腻口，也吃不出凉粉的原味，我不大喜欢，父母又恢复到以前的做法。
　　 我吃凉粉饺子时，是多舀凉粉豆腐，少舀饺子，喜欢吃凉粉。连学步的儿子，也会伸着小碗，奶声奶气地说：“姥姥，我也要吃凉粉！”
　　 儿子长大后，仍然爱吃凉粉饺子。不光是儿子，连外甥女、侄子他们也爱吃。一到大年初二，儿子不吃早饭，一踏进父母家就问：“姥姥，有凉粉饺子吗？”母亲连忙起身，边向厨房走，边忙不迭地回答：“有，有，给你留着呢，我给你舀去！”等我们晚上回家时，母亲总要塞给我块凉粉，让拿回去给儿子吃。
　　 拿回凉粉，我用葱花蒜瓣爆锅，做成凉粉汤喝。儿子说：“没有饺子，光是凉粉的味道，也不好吃。”我尝一口，一点也不香。看来凉粉只有和饺子搭配，那才是美味儿。可那时候，我的小家不备年货，总是在婆家吃几天，在娘家吃几天，就没有饺子。
　　 六年前的一天，母亲喜滋滋地告诉我：“你姨妈让人捎来半袋红薯粉面，够咱吃两年的。等阿牛回来，让他吃个够。”阿牛是我儿子，在京城工作。
　　 到了腊月二十八，母亲泡上红薯粉面，对我说：“一会儿跟我学做凉粉，不然等我老了，你们吃不上了，可咋办呀？”我眼圈一热，差点流出泪来。在我们老家，老了，就是指去世。
　　 午睡起来，母亲把铁锅坐在煤气灶上，加小半锅凉水，放进一小块白帆。等水开了，把火关小，我端起盆子，一点点往锅里倒稀释过的粉面。母亲系着围裙，拿着擀面杖，颤巍巍地站在炉台前，像将军一样威武。母亲双手握住擀面杖，顺时针用力地在锅里搅着，搅着，慢慢的，粉面变得黏黏糊糊，变得晶莹剔透，锐变的过程，很是让人惊奇。那个春节，母亲做了两大盆凉粉，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味蕾。
　　 第二年中秋，我们陪父母回到了老家——父母魂牵梦绕的豫西南小县城。次日清晨，四叔带我们去吃凉粉。那家老字号凉粉店，坐落在县城的中心，店面不大，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这些人埋着头，吃口烧饼，喝口凉粉汤。凉粉是这里的小吃。这里的人，有喝凉粉汤的习惯，或去凉粉店吃，或在家做着吃，过年要吃凉粉饺子。
　　 凉粉汤端上来了，灰色的凉粉，白色的豆腐，还有褐色的猪血，色泽亮丽，香味沁人心脾。那年，父母都八十多岁，一直在埋着头吃，吃的满头是汗，连汤都没剩下一口。
　　 从老家回来不久，母亲就生病了，卧床三个月去世。那年春节，我们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守着病重的父亲，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第二年春天，父亲也追随母亲而去了。
　　 在清理父母遗物时，我看见了红薯粉面，虽已结块，却还静静地躺在布袋里，像是在等待主人的召唤，去完成蜕变的使命。可它哪知道，主人已变成了一缕青烟，飘向了云端，再也无法回来了。
　　 那年的初一，我包好饺子，又把买来的凉粉豆腐炒好，也做了凉粉饺子。可儿子说：“这凉粉饺子，一点都没姥姥家的好吃。”我嘴上说他矫情，心里也是同样的感觉。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凉粉饺子，任何人都无法仿造，是父母的专利，包含着他们对儿女深深的爱。那种味道，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随着姨妈、父母的逝去，我再没回过老家，豫西南那个小县城逐渐变得陌生，变得遥远，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凉粉饺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