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似乎一整年都在盼着过新年，过新年有好吃的，能来很多带小孩的亲戚，我们可以一起疯玩。
　　 母亲早早就开始为我们姐弟准备过年的新衣了，所谓过年的新衣，其实就是一套棉衣棉裤的外罩衣罢了，就是这么一套罩衣，也足够母亲当回事地惦记和忙碌些日子，也足够我们期盼、炫耀一段时日。母亲数算着集会的日子还有几天，万不能耽误了。
　　 集会那天，母亲要早早起来，步行二十里地到集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这个摊位看看，那个摊位瞧瞧，对比着布料的质地、颜色、花型。千挑万选，终于为我们姐弟四人各挑了合适的布料。再按我们的身高算好了尺寸，扯下了。回到村里，请会裁缝的裁了，拿回家，母亲抽空坐在她那台大桥牌缝纫机上腾腾腾、哒哒哒。几天后，我们姐弟的新衣就做好了。在大年初一前，母亲舍不得让我们穿一下，别说穿，连看一下、摸一下都不轻易让，似乎，这样才可以保持足够的神秘，在大年初一拿出来，穿上才显得足够神圣。
　　 我的小伙伴们有的大年三十就已经穿上新衣了，我为此多次向母亲要求，母亲硬是没有答应。母亲说新衣必须得大年初一，新的一年的头一天穿才行。成人后，我常常想，母亲这样做应该大约是想把大年初一、新衣这些象征过年的东西摆在一个更加神圣的位置，推向一个更加令人憧憬的高潮吧？
　　 于是，我不得不按捺下性子，盼着大年初一，起大早，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细心的母亲会在大年三十，我们钻进被窝后，悄悄地把棉衣棉裤的罩衣换上新的，崭新的新衣散发着新衣特有的新鲜气息，在大年初一这个新的一年的五更天里，更凸显出某种神圣的、崭新的预示。
　　 好像还是半夜，奶奶就起来了，说是抢头柱香。我和奶奶一个炕睡觉，我从小睡觉轻，瞌睡少，奶奶一起来，我就也要起来。一想到能穿上新衣了，心里的那种兴奋、激动变作一只急于蹦出来的小兔子，这只小兔子促使我麻溜地穿上了上衣、裤子、袜子。我甚至还要站在炕上，兜着裤子长长的腰故意蹦几蹦，以便把裤子兜到最高处，也把裤子兜平展。
　　 三十晚上，就要把初一早上的一切都准备好。初一早上有很多忌讳。比如，不能开柜子，开了柜子就跑了钱财了；不能见到剪子，见到剪子就预示着破了；不能见扫帚，见到扫帚就要晦气；不能掀水缸，掀了一年中会经常见到蝎子；早起不能从下水道倒水，倒了意味着财流走了；不能梳头，否则掉下来的毛发就是预示着要见到蝎子蚰蜒——我不知道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多可以招惹蝎子蚰蜒的事……奶奶和母亲，一一把这些不能看到的东西藏起来，把水弄到水桶里、锅里、水壶里，总之，早起绝不去掀水缸。
　　 奶奶和母亲谨慎地遵循着先人古训，万不敢有丝毫闪失，而少不更事的我也谨遵奶奶和母亲的叮嘱。除了这些，母亲还要反复叮嘱早起万不可在炕上打喷嚏，若是打了喷嚏，就等于把来年的财散了。我问母亲那万一要是打喷嚏咋办，母亲说赶紧跳到地上打。
　　 多年后，我成为家里的主妇，过年的一应事务都要我亲手打理，却没有了任何忌讳，当年奶奶和母亲教给我的，我要么忘了，要么根本就没当回事。女儿们当然不会从我这里得到这样那样的关于各种忌讳的叮咛。似乎，过年到我们这一辈少了不少麻烦，甚至连初一五更抢头柱香，去各家各户拜年磕头都免了。虽然少了麻烦，却也少了某种氛围。有时候真是奇怪，麻烦或许恰恰是某种乐趣的另一面。奶奶和母亲她们怀着对生活的敬畏感，遵从着各种各样的仪式，而我更多的是从科学或者哲学的层面去思考，去感知，去遵循。科学和哲学彰显着事物的本质，却往往因为褪去了某种神秘面纱而显得简单直白。或许，很多事物的本质就是简单直白的吧，而人们却常常想得太多而把它们复杂化了，于是，衍生出许许多多与神的传说的繁文缛节来。
　　 三十晚上，奶奶一遍遍地催着我们早早睡觉，明早要起五更，抢头柱香呢！说是起五更，其实远远不到五更，常常记得刚睡下一小会儿就要起了，还是半夜呢！我边揉揉惺忪的睡眼，边小声嘟囔着。尽管如此，记忆中，我们也从未抢到过头柱香，总是别人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奶奶率先起来，接着我们一家都起来了。
　　 奶奶忙着摆供，烧香，父亲忙着放鞭炮，母亲忙着在火炉上煮一家人的饺子。
　　 开始吃饺子了，谁吃到了仅有的两只放了铜钱的饺子，就是命大的象征。我们小孩于是吃饺子时格外踊跃，吃时小心翼翼地，生怕吃到铜钱把牙齿硌坏了，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仿佛一错眼就会错过了、溜了似的，我们都盼着能吃到一只包着铜钱的饺子，成为命大的人。说来也真是奇怪，每年的铜钱饺子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挣钱的父亲吃到，只有一次被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的弟弟吃到了，他大约是觉出异样了，把铜钱挑在舌尖上，嘴里啊啊啊着。
　　 吃完饭，奶奶便把茶水、香烟、糖果准备好，因为不消一会儿，村上会有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成群结队的人们过来给奶奶拜年，俗称“走尖”。拜年时，男人要作揖磕头，女人直接磕头。奶奶会在地上早早铺上草垫子，供大家跪拜时用。
　　 我看见奶奶右肩靠在里间门墙上，手里取着烟、糖果，脸上的每一道皱褶里仿佛都盛开着一朵灿烂的菊花。
　　 来人进门就喊：二大娘、二婶、二奶，给你磕头了。
　　 奶奶则边笑吟吟地说，来了就有了，别磕了，边伸手作拦挡状。事实上，奶奶也没计划真拦着不让磕，来人也绝不会因为奶奶的那伸手拦的动作而免了那专门为此而来的大礼。待人家磕完头直起身，奶奶边说着“起得真早啊”的客气话，边往大人手里塞烟，小孩手里塞糖果。大部分人都伸了手挡了，说有呢有呢，也有顺手夹一根别到耳朵后头等出了门再抽的。
　　 此时，我一准好奇地站在炕头或里间门外，歪着小脑袋看热闹。
　　 奶奶在家里忙着迎来送往地收头，父亲母亲则到别家长辈那儿“走尖”。一拨一拨的走尖的人走在大街上，来到院子里、屋子里，打招呼、喊人、跪拜、磕头。“走尖”小辈们兴高采烈的喧哗声，长辈们喜气洋洋的迎来送往声交织在一起，透着热闹的喜庆。
　　 待天气蒙蒙亮，就是我和小伙伴们活动的时候了。我们穿着簇新的衣裤走在一起，相互对比着、炫耀着，然后开始捡拾放火鞭时未燃的火鞭头。这样的火鞭头分两种，一种是有捻儿的，我们可以点燃捻儿，重新放，一声声啪啪啪的声响给我们带来一阵阵的欢笑声。一种是没捻儿的，已经被燃了一个头儿的。这种我们用来除，就是用香头摁着捻儿那儿，会伴着“出出出”的响声，发出金黄色的火星子。尽管一直被大人警告会嘣着手，并举例说哪个村哪个村有一男孩或女孩因为过年放炮仗而把手指头嘣掉了几根或者把眼睛嘣瞎了云云。在大人们声色俱厉的警告声中，我们虽然也不无恐惧，但是最终还是敌不过放鞭炮带来的兴奋劲儿，于是，常常把大人们的警告置于脑后，只管跟小伙伴们一起疯捡拾炮仗，比赛谁捡的有捻儿的多，谁捡的多，便得意洋洋的，像捡了什么大宝贝似的。谁捡得少了，便有点失落。
　　 咚、啪、刺啦啦，这是我们童年的世界里别样的一种年味儿体现吧。
　　 迎来送往的招呼声、欢笑声、小孩子的嚷嚷声、放爆竹后浓烈的硝烟味儿、捡到有捻儿炮仗时惊喜的尖叫声……大年初一早上，整个村庄无处不弥漫在浓烈的年味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