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一个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词，一种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特殊职业。
　　 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里，货郎在很大意义上充当着农村人心目中的“生意人”这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行走“江湖”之上，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们肩挑手提，朝行暮歇；他们手里的拨浪鼓就是一把号角，摇起来，便意味着“开门迎客”；他们的双脚就是两个沾满灰尘的车轮子，迈开了，踩下去的每一步就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一
　　 我喜欢听到村子里响起拨浪鼓的声音以及那断断续续、时而高时而低的吆喝叫卖声。
　　 夏日午后的山村，劳累了一上午的百姓们在呼噜噜地“喝”下三碗浆水面后，一个个爬上清凉的炕头上沉沉睡去了；门口的看门狗也似乎被三伏天的太阳晒得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蔫头耷脑地趴在大榆树的阴影下，将粉红色的舌头吐得老长老长，试图将胸腔里的热火通过一根大舌头送出体外；午后的杨树上，啄木鸟用尾巴和爪子支着身体，不辞辛劳地用它坚硬的嘴巴敲啄那根快要被它啄透了的树干，那有节奏的嘣嘣声，似乎在为这座村子证明此时是白昼，而非深夜，宁静的村子，连尘土似乎都悄然落定了。
　　 我不喜欢午睡，准确讲，我是不甘心浪费中午这点儿难得的、无人管束的好时光。整座村子都睡着了的时候，一个人爬到门口的大杏树的最高处、眺望全村，听着鸟叫，听着黄狗的呼吸声，甚至能听到邻居家大爷的呼噜声，此刻我独霸了着一座村子，似乎连这一村的所有空气，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摘下熟得最烂的杏子放开了吃而不担心母亲责怪，还可以站在树杈上朝下撒尿而不用担心被人瞧见。当然，我不喜欢午睡，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我在等待那一串拨浪鼓的声音，等待一位挑着胆子的货郎弯腰弓背地走进村子。
　　 来到我们村里的货郎，大都操着一口外地腔调，我听不大懂，遂问母亲，母亲说，他们是“南里人”。啥叫南里人，我也不懂，便继续追问：“妈，南里在哪里？”母亲见我追究问底，也面露难色，只能勉强搪塞我：“南里人就是南边来的人啊，我们是北方人，比我们靠南的人，就是南里人……”从那之后，在我心灵中便对南里人种下了深深的印象：南里人都是货郎子，南里人都说着一口让人听不懂的话，还有，南里人都会摇拨浪鼓。
　　 “南里”来的货郎，总是用一根丈把长的扁担，挑着两个大大的箱子，箱子分好几层，最上面一层的盖子是用玻璃做的，透过玻璃以及覆盖在玻璃上的尘土，可以隐隐绰绰地看到“琳琅满目”的稀罕物件，有发卡、簪子、手镯、梳子、篦子，还有小皮球、气球，甚至还有小喇叭、口琴。扁担的两头，也挂满了各种商品，诸如头绳，绣花线，皮筋等，有的货郎货物多，索性会把一部分货物用一根绳子串起来，系在腰间，像是穿了一件独特的裙子一样，随着货郎的脚步，左摇右摆。货郎的一只手稳稳地扶着扁担，而空出的另一只手，捏着一把拨浪鼓。货郎从进了村口开始，便摇起他的拨浪鼓，并随着一串“嘣嘣邦邦”的声音响起，口中开始吆喝起来：“梳子篦子红头绳喽，剪子刀子棒棒油诶……”
　　 坐在树杈上的我每当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便一个激灵、半弯着腰往村口望去，在确定货郎子确实进村之后，便三五下、哧溜溜下树，一溜烟钻进母亲的炕头，一边抱着母亲的胳膊使劲摇晃，一边近乎于呼喊的状态告诉母亲：“妈，货郎子来了，南里的货郎子来了……”
　　 劳累了一上午，此刻睡得迷迷糊糊的母亲，对我的举动颇有厌烦之感，但也有几分“感谢”的成分。母亲推开我的手，一边抱怨：“吵啥吵，不会小声点？你爹刚睡下，都被你吵醒了。”一边下炕穿鞋，在她的梳子盒里翻出一疙瘩缠成球状的头发，一边拉着我黑乎乎的手，出了门。
　　
　　 二
　　 货郎扁担里挑着的所有货物，其实都是些零七八碎的小玩意儿，或者说便宜玩意儿，但这却往往正是农村女人们所最需要的东西，诸如针线头绳，篦子梳子，哪一样都是平时常用，过日子离不开的物件。农村女人平日里除了洗衣做饭，下地干活之外，还要承担着一家老小的缝缝补补，在这点上看，男人的“工作”相对显得单一了很多，无外乎粗脏重、出大力，流大汗的活计而已，一顿干完，进屋子便是坐着抽烟喝茶了。女人不一样，忙完外面忙里面，而忙外面的活儿，锄头铁锹的打理有男人，但“里面”的活儿所需要的零零碎碎谁来打理？只有“一家之主”的女人来亲手操办。但交通闭塞，加上村里根本没有小卖部，要买东西，只能丢下农活，甚至向男人“请半天假”，步行去二十几里之外的镇里去买，如此一来，有诸多不便，自然不言而喻了，这个时候，货郎子的价值便凸显了出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里，能有“货郎子”这么一个职业，其存在的根本原因，用经济学角度讲，是市场需求决定了商业经济的方向，市场决定了一切。
　　 货郎子进村，一般会找一个村里相对宽敞、相对居中的位置，放下扁担，继续朝着村子里各个方向大声吆喝，他手里的拨浪鼓里似乎是一件最趁手的乐器，跟随着货郎的吆喝声，起伏有致，节奏分明。伴随着这一连串的吆喝，家家户户的大门哐啷哐啷地打开了，一个个刚睡醒、或者如母亲一样被孩子们摇醒的女人们，一只手拉着自家的毛头小子或花朵丫头，一只手紧紧攥着半把头发，朝着货郎站立的地方不约而同地聚集了过去。霎时间，货郎所在的那方寸地盘俨然变成了一座集市，货郎成了家家户户的女人们“趋之若鹜”的目标，而这一座刚才还在宁静的午睡中的村子，也跟着一起醒了过来，男人们咳嗽着出门磨起了镰刀，女人们七嘴八舌，围着货郎，讨价还价，被突如其来的热闹惊扰了的狗，一个个怒目圆睁，歇斯底里地朝着货郎吆喝的方向吠叫起来。
　　 货郎担子里的所有货物，并非是用现金去买的，非是不能，而是需要，这里面有某些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哲学。就像货郎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市场”需求他，但货郎的货不能用现金买，也是因为“市场”的规则所致。
　　 农村女人大多贫穷，几乎身无分文，但她们却有一样是最富有的，那便是两根粗长的辫子。用女人们最“富有”的、梳下来的头发换去货郎手里的货品，货郎再将头发拿去变卖成钱，如此物物交易，看似不合当今的买卖之道，但恰恰合乎人类最初“交易”的本真。
　　 母亲每天梳头，都会有许多长短不一的碎发留在梳子中，或掉在衣服上，母亲梳完头发，会仔细地一个个捡起或捋下来，将其围着食指而缠绕，再捆住、放进放梳子的小木匣子里。母亲的这个木匣子里有一个角落专门用来存放她疏下来的头发，一开始只有一小撮，慢慢地变成一小捆，再变成足够捏成一大把，变成一个小皮球那么大。母亲极其看重她那个小匣子，或者说她极其珍视她的这些头发，容不得我去随便乱翻。每每攒够半把头发，母亲都会盼着货郎出现，盼着用她那半把头发去换几根针，或者一滚白线。
　　 我看好了货郎箱子里的一个拳头大的小皮球很久了，那小皮球是彩色的，各种颜色一圈一圈彩虹一般绕着球面，大小似乎刚好适合我的小手，所以期盼货郎的出现，多少与这个球有一定的关系。但我每次见母亲换完针线，手里都没剩余的头发，见此便不再言语，纵然有些失望，但也会依旧跟着大大小小的伙伴们继续凑热闹，或许母亲有所发现，或许她压根就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三
　　 货郎们一把扁担走天下，双脚丈量山村的边边角角，想要每日趁着日落回家，是不可能的，准确讲，是回不去的。正如母亲所言，他们是南来的赤脚商人，一路挑着担子叫卖至此，哪有家可回，因此，“风餐露宿、居无定所”这两个成语来形容货郎的日常，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其实，住只是一个方面，他们的吃和喝，往往都要找村里来“换货”的女人们讨要，甚至用他的货来换取的，此等日月，想来也是令人凄凉。
　　 那日接近傍晚时分，牛羊已进圈，炊烟已四起，大家都在用笤帚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准备洗手吃饭，此时拴在门口的大黄狗突然狂叫不已，父亲急忙跑出门一看究竟，原来是一个货郎来上门投宿了。
　　 货郎上门投宿，其实在这个村子里完全不稀罕，隔三岔五就会有货郎住进村里某一家，大家深知货郎的不易。对农家人而言，留宿一位此等辛苦之人，也就是一尺土炕、半条被子的事情，所以村民门也大都会欣然接进门，与之同吃同住，如同亲戚来访，并无不适。
　　 任何事情，年月久了，都会默认为一种规矩，就像荒草凄凄的山道本没路，如果被人走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是同样的道理。货郎上门讨水，无人拒绝，至于上门投宿，纵然也会有人拒之，也是有不得已，不方便，诸如小户人家只有一个土炕，因而实在没地方睡，也实在没被子盖等等。此事，货郎也理解，村民们也理解。
　　 父亲听懂了这位货郎的来意，便笑了笑道：“哦，这样，那就进来吧，还说啥呢，住下。”
　　 那天晚上货郎被父亲邀请、紧挨着他、坐在“上炕”（最尊贵的，长辈的位置）的位置，和我们全家一起吃了母亲做的臊子面。货郎吃了两碗，手掌擦嘴，嘴里说：“吃好了吃好了，好吃好吃。”父亲见之，没多言语，端起桌子上另外一碗，又倒进了货郎的碗里，说：“男人家，吃不了三碗臊子面就是没本事，吃吧，吃！”货郎看着父亲，略有尴尬地笑了笑，端起碗，三五下又“吸”掉了一碗。
　　 那日饭后，货郎和父亲盘腿相对而坐在炕上，眼前摆着旱烟袋子，一人一锅，在云雾缭绕中，货郎讲述了很多我们从没听过的稀罕事，不过我至今仍记得他说有一次他差点被狼吃了，至于后面说了啥，我好像睡着了，全然没了印象。等我醒来，已经是次日清早，货郎和父亲坐在炉子前，喝着一罐浓浓的茶，吃着母亲一早烙的油饼。
　　 那一夜，货郎的扁担，顺着屋檐立在门口，而扁担两头那装满着令我无限好奇又向往的百宝箱子，则紧紧巴巴，全放在货郎和父亲睡觉的炕沿下面。
　　 货郎说：“放院子里就好。”
　　 父亲说：“那咋行，这是你的宝贝，得贴着你的身子。”
　　 货郎与父亲相视一笑，似有几分彼此肚明的含义，也就不再推辞。
　　 太阳从高高山的山坳里，红彤彤地钻出来的时候，货郎喝完了早茶，吃完了油饼，站起来擦了擦嘴巴。
　　 父亲让我出门，把货郎的扁担拿来，好让他挑起担子，准备出门。我正要扭头去拿，却见货郎蹲下身子，打开了其中一只宝箱，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把绣花的彩线，一包女人用的黑卡子，以及一把梳子，一股脑儿塞给了父亲，嘴里嘟囔着什么。不用琢磨，必然是以此表示感谢。
　　 父亲肯定也没听大懂货郎的话，但也不需要听懂。但见父亲接过东西，弯腰、一股脑又全部放进了货郎的箱子里，直起腰道：“你这东西都是命换的，值钱，我们这大土炕不值钱，两顿饭也都是家常饭，分给路人一半，有啥嘛，赶紧收起来！”
　　 货郎还要再拿出来，但见父亲面露不悦，似乎有些生气了，便僵在那里，伸着两只手，缩回也不是，伸出也不是，就这么僵了半天，终于说话了，大意是“白吃白住是不合适的，总要表示一点心意，这样他的生意才能更好，心里稍安，这也是他们货郎的不成文的规矩。”
　　 站在旁边的母亲见状，便朝父亲笑了笑，又对货郎笑了笑，道：“我们这里没这讲究，只知道能帮就帮，没有收人东西的规俗，俺家平日里留宿化缘的和尚，讨饭的花子也不在少数，没收过人东西的，但你们南里货郎的规矩俺们真不懂，那……那你这么说的话，要不你也别三样两样的送了，你箱子里那个小皮球值钱不，便宜的话，要不送一个给我的娃娃耍吧……”
　　 听到母亲的话，我惊讶万分，惊讶于母亲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心思？又惊喜万分，我似乎有可能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皮球了。
　　 那日清早，茶饭之后的货郎，在父母的目送中，伴随着一串拨浪鼓的声音，消失在了村子的远处。我手里捏着那个令我朝思暮想，万千羡慕的小皮球，开心到起飞，围着院子，仍前踢后，似乎那是我长那么大最珍贵的东西。
　　
　　 四
　　 父亲说，西北的“货郎子”这一行当，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他们担子里的东西以前多是草鞋什么的粗糙东西。随着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开始，货郎也基本都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而销声匿迹了，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复苏开始，货郎又慢慢出现在了老百姓的视野中……
　　 对于父亲讲述的这个关于货郎行业起始的节点，我只能选择相信父亲的话，不过我想也许能更往前推几百年，比如唐宋时期估计就有了吧？无所谓了，我也不追究，毕竟这确实很难考究了，也意义不大。即使如此，我却大概知道这个行业没落和消失的节点，大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市场经济”看似抽象，其实紧贴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直接关系着每一个生意人的生意兴衰。货郎兴起在农村落后贫穷，购物不便的年代里，因势利导，天时地利，自然在那些年“混”得如鱼得水。但随着老百姓的日子在国家经济龙头的带动下日益改善，小卖部走进了最偏远的各个山村，农村女人日常用的柴米油盐、针线布头啥的，都可以随时买得到，而大的物件，男人们可以骑车、坐车去镇里选择性更大的市场购买。在此老百姓日子欣欣向荣的环境里，伴随的自然是货郎们日益举步维艰的脚步，直至彻底消失在山村的远处，与其一起消失的，还有那抑扬顿挫的吆喝喊唱和节凑有致的拨浪鼓声。
　　 货郎以及货郎的拨浪鼓，在特定的年代，给偏僻而贫穷的乡村以及乡村里的百姓们带去了平凡日子所必须的零零碎碎，也带去了关于“山外”的奇闻异事。货郎的存在，曾经装点过那些山村和山村的百姓，在那些年代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岁月更迭，世事变迁，货郎的消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既然存在过，便一定会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迹，比如那拨浪鼓的声音，那有节奏的吆喝，再比如留在我心里的那点故事，写在我笔下的这些文字。
　　 此时窗外风声潇潇，屋内静谧清雅，嗅着一方墨香，耳边似有拨浪鼓再一次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