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金城的长途客车在公路上不急不徐的行驶着，车窗外的梯田里，辛勤劳作的身影时隐时现，熟悉的一幕幕让喜儿陷入了回忆……
　　 1978年农历9月29日深夜，一个女婴在母亲的肚子里闹腾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呱呱坠地。农村的这一天是给已经去世的亲人们“送寒衣”的日子，北方的这个时候天已经有些冷了，通常情况下不是冷雨凄厉，就是寒风呼啸。大人们慌乱地迎接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家里的爷爷奶奶一心盼着能再生个大孙子出来，一听是个丫头片子，难掩失落，一声接一声地叹息着。又因为这个日子的特殊，家里人担心这孩子命不好，准备请个阴阳先生给好好算算。忙活到大半夜，家里逐渐平静下来，虚弱的母亲才得以细细观察这个折腾了她三天三夜的小东西。这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已经六岁，也是女儿，老二比老大小两岁，是个儿子，备受爷爷奶奶疼爱。从今天爷爷奶奶失望的表情里母亲已经看出了这个小东西似乎并没有给大家带来期盼的惊喜。并且母亲难过地发现，这个小东西不但不是个小子，还奇丑无比——一身黑黝黝的皮肤透着暗红，几乎没什么头发，眼睛虽然细长，但一看就是个泡泡眼，一张大嘴从出生起就一直哇哇地哭个不停，衬托得那个鼻子也有些偏小。和大的两个相比，这个的长相真地让母亲多少有些失望。倒是父亲，虽然这已经是第三个孩子了，但是父亲好像才进入到这个角色里，他细细端详着这个小生命，惊喜地告诉母亲，“你看她的额头和眼睛，都像我，挺招人喜欢，就给取名‘喜儿’吧。”
　　 相对于前两个孩子的出生，喜儿的出生倒是让母亲感受到了被呵护被重视的感觉。一个原因是家里条件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至少能吃饱），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也快三十岁了，知道承担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了。喜儿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去给母亲买了三十个鸡蛋。父亲给奶奶千叮咛万嘱咐，母亲身体弱，一定要给每天吃一个鸡蛋。纵然奶奶有万般的不情愿（因为那时只有过端午节，家里人才可以吃一顿兑了面粉的炒鸡蛋，平时自己家老母鸡生的蛋都拿去换了油盐酱醋了），可因着父亲的嘱托，奶奶还是一天一个鸡蛋地伺候着。据母亲说，哥哥出生后，奶奶怕母亲夜里不小心把哥哥压着，一直陪着睡了四十天，哥哥两岁一断奶，就被爷爷奶奶叫到他们屋去睡了，并且从来没有搂过自己孩子的爷爷还搂着哥哥睡，一只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哥哥的屁股蛋子。而喜儿因为是个女孩，月子里奶奶一天都没有陪过，甚至几乎都没有被奶奶正眼瞧过。可能就是因为鸡蛋的原因，母亲的奶水很足。即便这样，喜儿并不是像哥哥姐姐那样只要吃饱就呼呼大睡，而是一直哭闹个不停。尤其是夜里，父亲劳累了一天，通常都会睡得很死，而喜儿则整夜整夜地哭，母亲担心哭闹声搅得家里其他人睡不好觉，就整宿整宿地抱着她在地上转圈。好不容易熬到月子出来了，还是哭个不停。母亲实在是看着心疼，就对父亲说，“还是带到医院去看看吧，一直这么哭，孩子肯定哪里不舒服。”父亲皱着眉头，气不打一处来，名办教师一个月才四十多块钱，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哪里是说去医院就能去得了的。可孩子一直这样哭也不行，并且他看到母亲熬了一个月，黑眼圈重得就像大熊猫。“先把村医叫来看看吧！一是咱确实没钱去医院，再就是孩子太小了，这大冬天的，出去还不得冻死。”很快父亲找来了村医，村医在那里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番，说是胃病，给开了一些治胃病的药，吃饱喝足后扬长而去。三天的药很快就吃完了，还是一点不见好转，好像哭得更凶了！这次母亲态度坚决地一定要去医院，家里其他人都不同意，尤其奶奶，骂骂咧咧地，“不就一个死女子么，还要去医院，好像比儿子还金贵！”父亲看不惯奶奶重男轻女的态度，反倒同意了。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父亲出去找人借了点钱，就用自行车驮着母亲，母亲抱着刚满月的喜儿，冒着刺骨的寒风去了镇医院。虽说医院离家里不到三十里地，但因为是上坡路，且逆着风，父亲骑得非常吃力。大概三四十分钟后，终于到了医院，专业的医生检查完说道，“孩子是肠炎，吃点药就好了。”母亲后来描述说，“就那么一小瓶药（母亲不识字也忘了名字），吃了药的当天晚上就一觉睡到天亮了。”那时候家里人不论得了什么病，一般都是硬扛着，药都舍不得花钱买，但不得不承认，关键时候还是得相信科学。
　　 从那次肠炎风波过去之后，喜儿就一直健康地成长着。可能还是因为母亲奶水足，喜儿才八个月竟然就会走路了。这在现在没什么稀奇的，可在当时的农村简直就是奇迹！就母亲的三个孩子而言，姐姐因为母亲怀她时饥一顿饱一顿，生下来就像一只大老鼠那么大（这是奶奶的说法），直到两岁多才小心翼翼地学步。哥哥开始走路也一岁多了，并且小时候经常摔跤，两个膝盖几乎就没全乎过，不是这紫了一块，就是那掉了一块皮。而喜儿才八个月就会走路了！据母亲说，喜儿走路没有经历“学站”这一环节。有一天喜儿在炕上坐着玩，玩着玩着突然使尽浑身力气一骨碌爬起来就赶紧走了几步，摔倒，缓一会，继续起来走，就那样会走路了。喜儿依然是三个孩子中长得最丑的，每次母亲带她出去，街坊邻居都会说，“你们两口子长得都不赖，怎么生了这么丑的一个娃？！尤其是眼睛，你们一家子大眼睛双眼皮，她怎么是个单眼皮泡泡眼啊？”母亲这时候就会说，“别看长得没那两个好看，倒是机灵着呢！”一岁刚过一点，喜儿就已经会说很多话了。丑是丑了点儿，可就因为那张会说话的小嘴儿，喜儿在家里的地位稳步上升。尤其爷爷奶奶，看着那么个小不点儿围着他们小嘴叭叭地从早到晚说个不停，时不时地就会开心得哈哈大笑。虽然奶奶偶尔还是会说，“喜儿肯定是投错胎了，你看长得明明是个男娃儿的样，就少了一个把儿……唉！”但是喜儿真地因着一张会说话的嘴赢得了全家人的喜爱。就连几乎不怎么唱歌的父亲，看着活泼可爱的喜儿，也会忍不住唱几句，“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扎起来，扎呀扎起来！”
　　 据母亲说，喜儿小时候二叔尤其格外疼她。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不管多累，二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逗喜儿玩。喜儿也特别喜欢二叔，只要看见二叔就咯咯咯笑个不停。每次奶奶看见二叔逗喜儿玩，都会忍不住嗔怪二叔，“把个死女子一天有啥可稀罕的！”可能是家里人对奶奶的唠叨习以为常了吧，也没人去理会她说了什么。
　　 喜儿就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无忧无虑地生长着，转眼间已是八零年代，二叔到了成家的年纪。记得二叔结婚时，家里依然贫困，六岁的哥哥怕家里来的人太多把家里的东西吃光了，专门拿了一根棍子，守在大门口，不让那些小孩子们进来。喜儿还有一个清晰的记忆：新娘子的脸特别白，辫子好长，长过了衣襟，并且新娘子穿的那件白底带各色小圆点的衣服真是好看。
　　 以后的日子，随着爷爷奶奶年纪一天天增大，二叔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家里的气氛日渐不象以前那么和睦了。终于有一天，分家了。
　　 原本贫困的家庭一分为二，更显难过了。喜儿一家五口只分了一间屋子，炕上除了一张有好几个破洞的席子之外，就是一床白底大红花的旧被子和几个被母亲补了又缝，缝了又补的枕头。靠墙角放着一个不算大的红漆木箱，里面装的最值钱的一样东西就是母亲唯一的嫁妆——一件姥姥亲手缝的白底黑条绒的夹袄，另外还有母亲绣花用的丝线。木箱平时是锁上的，我们只有在母亲打开箱子取绣花线时才可以看一看箱子里面，但母亲不许我们用手去碰。两家共用以前的厨房，厨房里更显破旧。锅台是土基垒起来的，常年烧柴火，灶膛口，墙上，屋顶上黑漆漆一片。过年时糊在木格窗子上的花花绿绿的彩纸也被熏得焦黄焦黄。那时的喜儿三岁刚过，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进那个厨房，总觉得厨房里黑漆漆的应该有什么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母亲在院外的空地上随便搭了一个厕所，刚开始喜儿还是会习惯性地往以前的厕所那边走，但很快就又返回来去上自己家的厕所，这一幕到现在都被二婶调侃，那么小的孩子就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
　　 随着喜儿和哥哥姐姐仨一天天地长大，虽说哥哥还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睡，可四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也实在是挤不下了。再说二叔的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二叔家也存在没地方睡觉的问题。无奈之下，父母咬咬牙，东凑西借，又另起了一道院。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盖了带玻璃窗户的瓦房，总共三间，最大的一间是卧房加客厅，如果家里来的亲戚多炕上坐不下，还可以坐在地下的沙发上。另外较小的两间，一间用来做厨房，一间用来装粮食。记得盖房子用的全是白杨木，一部分是自己家里种的白杨树，大部分是因为国道改道，以前国道两旁的白杨树好的都被生产队里收走充公了，余下的歪歪斜斜的，虫蛀的全被村民一抢而光了！喜儿家因为在国道边上，消息知道得早，所以抢得也比别人家要多一些。抢来的木料大部分是上不了房顶的，父亲就请木匠把他们打成了家具。当时做了一个炕柜，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个高低柜，还有茶几和沙发。等房子盖好收拾停当，不知有多少乡亲专门上门来参观。虽然父亲的瓦房仍是用土基砌起来的，但因为有玻璃窗和屋子里的家具，很多年都是村里人盖房打家具的样板。母亲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她不但特别能吃苦，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以前乡下没有理发馆理发师一说，乡亲们头发长了，就来找母亲，母亲三两下就能收拾得让他们心满意足。谁家扯了布要做新衣服，母亲只要瞄一眼，裁剪出来的衣服保准合身。那时的鞋都是布鞋，流行剪鞋样儿，母亲剪出来的鞋样儿做出来的鞋就是好看，就是合脚。鞋子做好了，母亲还会在鞋尖尖上绣上逼真的小花儿，真是羡煞旁人。母亲的心灵手巧，聪明能干，完全是受姥姥影响，姥姥就是一个德才兼备，深受后代子孙们敬重和爱戴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引以为豪。母亲的手脚麻利也是出了名的，就拿包饺子来说，擀好的直径约一米的一块圆形面皮，再切成长方形的饺子皮，你另一张面皮还没有擀好，这张面皮的饺子皮就已经被母亲全包成了饺子。喜儿热爱音乐，无论什么乐器都爱不释手，这也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母亲天生一副好嗓子，会唱很多的小曲儿，每天晚上母亲做针线活时都会唱几段，喜儿和姐姐总是听着母亲的小曲儿幸福地入眠。
　　 靠天吃饭的日子依然苦不堪言。老家本来有水地，虽然不多，但每家至少有那么一两亩。可是最初承包到户分地时预留的架子车走的小路，全被那些贪小便宜的人一点一点地占为己有了，预留的水渠也都被填平了。那时的村干部家家住的都是砖瓦房，国家下拨的扶贫款全部入了他们的腰包。愚昧无知的村民只是发几句牢骚，眼红着人家沾上了公家的边，日子就是过得比别人舒坦。然后就日复一日地往地里背肥料背种子，一担一担地挑水浇庄稼，等庄稼长好了，再一捆一捆地背到可以走架子车的大路上，然后装车再拉回自家的麦场。勤劳的母亲眼看着几亩薄田，不能养活日渐长大食量大增的几个孩子，尤其哥哥，一顿饭就能把其他几个人的饭全吃了。母亲开始到处挖荒地，近处的荒地早被人们挖光了，母亲就到更远的地方去挖。喜儿记得母亲挖的最远的一块地，一早上只能走一个来回。每次去那块地母亲都会说，“来这儿一趟，我都可以转两回娘家了！”因为母亲的勤劳，父亲的聪明有头脑，还有喜儿他们仨的乖巧懂事，日子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虽说不能顿顿吃白面饭，蒸白面馍，他们终究是不用再饿肚子了！穿的用的母亲则是能省就省。在喜儿的记忆里，上初中之前就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母亲和姐姐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远在金城的二姑家的表姐们穿过的旧衣服，二姑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每次回老家就大包小包地拎回来，然后分给母亲，二婶和姐姐，所以等姐姐不能穿了，就只能用来做纳鞋底的材料了。母亲用面熬制的浆糊，把破布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大概粘十几层，然后压在炕席下，等干好了平整了，就把它剪成鞋底，摞成一厘米厚的样子，然后一针一针地纳，不是特别忙的时候，母亲还会在鞋底纳出花纹。村里分的地加上母亲挖的荒地，少说也有近二十亩。白天的母亲几乎都是小跑着干地里的活，等晚上安顿好家里大大小小都上炕睡下了，母亲就开始做针线活。母亲刚过六十眼睛就花了，喜儿一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在那抖抖索索地穿针（到现在为止，母亲已是七十岁了，依然会把破了的袜子或衣服一针一线地补好），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小时候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的场景——几乎每天晚上母亲不是纳鞋底，就是补衣服，或是受人之托给别人家即将出嫁的女儿绣嫁妆枕头，绣鞋垫儿。而每当这个时候，喜儿的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动，眼眶不由得湿润。哥哥因为是男孩，爷爷奶奶或者富裕一点的亲戚们偶尔给母亲一块新布料，母亲就会给哥哥做成新衣，等哥哥穿不了了，母亲又会把哥哥的衣服改小一点让喜儿穿。小时候母亲太忙，没时间给喜儿扎辫子，所以上大学之前，喜儿和哥哥一直是同一款发型。又加上和哥哥性格相似，穿着哥哥的旧衣服，喜儿猛地看上去就是个假小子。也因为这个原因，喜儿很少和村里的同龄女孩们一起玩，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哥后面，哥哥玩什么她就玩什么，女孩子们玩的她几乎都不会玩。哥哥和男孩子们打仗，她就混在里面打仗，哥哥和男孩子们顶牛，她也照模做样地抱起一条腿，跳来跳去专挑顶哥哥的男孩子用自己的膝盖顶他的屁股。小时候的玩伴都是天真无邪的，加上喜儿本来就是个女孩子，也没人和她计较，倒是哥哥有时候觉得喜儿真是烦人，丢了他的脸。但哥哥还是很疼爱喜儿，不让她受半点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