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贺庙成,1947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褚河乡。1965年到北京卫戍区警卫师服役。卫戍警卫部队诞生于1928年的井冈山。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西柏坡到北京城，一代代卫戍警卫官兵翻越皑皑雪山，穿梭枪林弹雨，铁血护卫，将红色基因融入自己的灵魂血脉，化成了对党的忠诚和誓言。
　　 当时，我所在新兵训练的驻地是半壁店，又叫风沙店。那里气候恶劣，要么大雪皑皑，要么风沙弥漫。
　　 1965年的冬天，大雪时断时续，几乎下了一季，整个冬天积雪未化。而我们正是在这皑皑雪地里，开始了新兵训练，风舞的雪花，陪我们站军姿；厚厚的雪地，伴我们练射击；每每趴在积雪上，手扣扳机一动不动，一趴就是半天，手指冻得无法伸开，（到现在我手指关节每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收操的时候，雪地上留下了一排排大大的人形模印;开饭时，每个人都带着皮手套，捧着碗狼吞虎咽，一旦吃得稍慢一些，饭就可能被冻住了。早上加点热水洗漱，才刷过牙，脸盆的水就结了一层薄冰，只好用手捅破冰碴再洗脸，那滋味，真是难忘。
　　 新兵训练虽然苦，但部队生活是火热的，非常感激我们的李连长，他看我比较机灵，多少还有点文化，于是提拔我作连队的通讯员。还经常找我谈心、讲革命故事，生活上对我更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我们兄弟姊妹八个，母亲为了养活这些个孩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年轻时不幸得了肺结核病，一名老中医为母亲治疗，时好时坏。1967年，在我入伍的第二年，母亲的结核病复发。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咳痰，甚至咳血，并不间断地胸痛，呼吸尤其困难。因为常年患病，母亲骨瘦如柴，体态嶙峋，家乡的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家中的兄弟姐妹想着我在北京服役，想着如果把母亲送到北京，一定会有办法，于是兑钱做路费，将母亲从河南送到北京。
　　 我领着母亲去海淀区结核病医院看病，医生说必须做手术，手术费大约260元。那时，我的津贴每月才6块钱，到哪里弄260元呢？心急如焚的我,看看奄奄一息的母亲，难过的哭了。
　　 李连长知道后，安慰我，“男子汉，不能哭，别难受，我替你想办法。”老连长用了一天的时间，七拼八凑，把一张张面值不等的260元钱递给我时，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说啥好。连长说；“啥也别说，赶紧给咱娘看病。”
　　 拿着战友们凑齐的260元钱到医院后，医生又进行了详细会诊，考虑到母亲年龄大，身体瘦弱，手术恐怕下不了手术台，建议保守治疗。医生建议，先给极度缺乏营养的母亲买点营养品，再配合药物，也许会好起来。或者，等母亲身体条件允许了，再做手术也不晚。
　　 六十年代中期，正是国家物资匮乏时期，老母亲在家乡连最基本的红薯都填不饱肚子，何来营养之说？医生所谓的营养品，无非如今的白米白面，鸡蛋蔬菜之类的生活品，但在当时，对我们那样的家来说，营养品就是奢侈品。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表态：“既然做不成手术，这钱得还给李连长，咱不能撒谎，用这钱买东西吃。”
　　 当我把钱还给李连长时，连长说啥也不要，他抓住我的手说：“兄弟，不哭，你的妈就是我的妈，你用这钱给咱妈买成营养品，吃了营养品如果能做手术了，我还会想办法的”。
　　 就这样，我用这260元钱，给母亲买了些营养食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尽管没有动手术，但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
　　 把老母亲送回河南后，我更加节俭，津贴大部分给老母亲寄回去了。1968年，我用一年的时间，积攒了20元钱，准备还给李连长，他坚决不要:“有钱还是给妈寄回去吧”。1970年，由于政治和军事原因，李连长秘密调离我们部队，直到1971年，我从部队转业，再没见过李连长，也没还李连长一分钱。
　　 老母亲一直心存感激，嘴里经常念叨：“你们八个，可不能忘了李连长，他是咱全家的恩人！”
　　 1996年，母亲去世，享年90岁。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这些年，日子好了，我一直想报答李连长的恩情，却一直得不到李连长的信息。只记得李连长叫李志刚，河北人。后来，我不断地打听，终于在2017年从一个战友那里了解到，李连长当时调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令我终生遗憾的是，2016年李连长因为肝病已经去世了。得知这样的结果，我痛哭流涕。连长活着的时候，我找不到他，连句感恩的话都没机会说出来，找到他的时候，这份心意，已经成了永久的遗憾，成了我胸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