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每年六一前夕，学校都会排练几个节目，参加乡中心小学组织的比赛。六一的早晨，学校借了一台小四轮拖拉机，拉着演节目的同学，在全体学生的注目下，浩浩荡荡地向十公里外的乡中心小学出发。
　　 演节目的学生穿着崭新的服装，像一群美丽傲娇的孔雀。不管能不能获奖，光是穿新衣服、坐拖拉机就足以让人羡慕甚至仰望了。那时买新衣服都要等到过年；那时拖拉机也是稀缺品，一个村子不过两三台，谁都梦想有此殊荣，但每年就七八个学生能参加演出，多数学生只能空空地羡慕着、仰望着，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跟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父亲说，我也想参加六一比赛。父亲说：“你会表演什么呀？去演节目得胆子大些，有很多人看的。”我自小温顺胆小，要在人前表现，我确实没有足够的勇气，只好作罢。但穿新衣服、坐拖拉机的念头并没因此而打消，反而愈演愈烈。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组织秧歌队，扭秧歌成了六一演出的固定节目。那年，我又跟父亲说，想参加六一演出。父亲说，参加秧歌队的学生都是高个子，你长得太小，秧歌队不收。四年级时，父亲依然这样说。我有些委屈，长得小可以在最后一排，再说我同桌张艳没比我高多少，她怎么可以参加呢。
　　 五年级时，我又跟父亲提了一次。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上了初中，我就变成少年，不能再过儿童节了。这一次，父亲没有反对，我雀跃地加入了秧歌队。
　　 六一前，新来的女老师说不买新衣服了，但每个学生都要买一双小白鞋。前几年参加演出的学生少，学生们家里经济条件也都好，这次秧歌队扩充，参加演出的三十个学生多数家庭困难，买不起新衣服。一双小白鞋，对下体谅了家长们，对上也能体现学校对六一节目的重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那个年代，地里的庄稼等着人耕作，家里的鸡鸭猪狗等着人喂养，孩子们还要吃饭穿衣，家里要洗洗涮涮。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母亲们常年累月都忙得脚不沾地。做系带鞋太费功夫，为了节省点时间，母亲们都给孩子做船鞋。船鞋没有鞋带，鞋舌处缝上两块松紧布。脚伸进去时，松紧布处撑开，穿上鞋后，松紧布又回缩。船鞋穿脱容易，走路还跟脚，唯一的缺点就是样子不太好看。
　　 从记事起，我就穿妈妈做的黑色条绒船鞋，从没穿过买的鞋。马上有一双自己的小白鞋了，我又新奇又兴奋。
　　 那天晚上，我跟父亲说，老师让买小白鞋。父亲没有出声。
　　 第二天，秧歌队的同学大半都交了钱，我有些着急，又跟父亲说起，父亲含糊答应了。
　　 第三天，同学们都交了钱，只差我一个，老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一眼让我如坐针毡。我回家跟父亲发了脾气，父亲说，不用我管，他已经跟老师说过了。
　　 我以为“说过了”就是“搞定了”、“买了”的意思，便安心练习，期待着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六一演出。
　　 发鞋那天，同学们拿到了鞋，乐颠颠地试穿。我一直伸长脖子等着我的小白鞋。老师叫了一个名字，不是我，又叫一个名字，还不是我。眼看着鞋越来越少，我真怕鞋发没了，有些着急。转念一想，我是最后一个交钱的，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发吧，这样一想，我就安静下来，坦然等着老师叫我的名字。
　　 讲台上的鞋也没了，老师也没叫我的名字。我急了，站起来问道：“老师，怎么没有我的鞋呢？”老师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老师温柔地说：“去问问你爸爸吧。”我以为小白鞋在父亲那，暗暗怪父亲多事，直接让老师给我多好，我就能早点过瘾了。
　　 父亲也在上课，我不敢打扰。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跑去问父亲：“爸，我的小白鞋在你那吗？”
　　 “没有。”父亲看了我一眼说道。
　　 “啊？那我的鞋呢？”我着急了。
　　 “过几天再说。”父亲有些轻描淡写。
　　 “那到底是过几天啊？马上就到六一了。”我有些不耐烦。
　　 “别着急，再等等。”父亲倒是很耐心。
　　 我每天都问，每天父亲都说让我等。一直等到五月三十日，依然没看到心心念念的小白鞋，我明白了，父亲原本就没想给我买。“明天就演节目了，我穿什么呀？你天天说让我等，就是骗人。”我哭了，泪水顺着眼睛一直流到嘴角，咸咸的。我不想去擦，擦掉了眼泪，也擦不掉委屈和伤心。大人从来都不理解小孩的为难。我盼了几年的六一演出，我认真练习了很多天的秧歌就要泡汤了。我再也没有六一儿童节了，再也享受不到坐拖拉机，被同学羡慕的荣耀了。我突然懂得了新老师的眼神，是怜悯和不忍。
　　 哭了许久，父亲哄我说：“你就穿现在这双船鞋就行，我都跟老师说好了。”
　　 “别人都穿小白鞋，就我穿一双大黑鞋，多难看！”学生特有的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让我不想给团队抹黑。
　　 “操场离主席团很远，别人看不出来。”父亲耐心地劝我。
　　 我试着用粉笔涂抹我的船鞋，但船鞋太黑了，粉笔根本遮不住。已经最后一天，没有别的办法，我实在不想放弃这次演出，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第二天，我穿着黑船鞋磨磨蹭蹭走到学校。一进班级，同桌张艳就嚷嚷起来：“你咋没穿小白鞋？”没等我回答，又转身跟我后桌说：“你看，她都没穿小白鞋。”同学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我窘迫地捏着衣角，杵在门口，眼泪在眼圈转了半天，也不敢落下来。
　　 同学们见我不说话，便纷纷留下鄙夷的眼神，回了座位。
　　 同学们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若是别人不穿小白鞋，我也会这种态度。我低着头走回座位。偶然一抬头，发现父亲正在窗外看着我。
　　 四目相对，父亲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回自己班级了。
　　 拖拉机开来的时候，父亲也没走出班级。我终于坐上了拖拉机，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到了乡里，只见别的队伍都穿着整齐的服装，学生们清一色的小白鞋。只有我们学校，衣服五颜六色，活脱脱一伙杂牌军。我们知道，得奖无望了。
　　 我们上场后，刚扭了一会，扩音器里就传出“卫东小学秧歌队请下场”的喊声。吹唢呐的老师年岁已大，耳朵不灵，没听到喊声，依然把秧歌曲吹得欢快高亢。每个同学都尴尬得很，扭也不是，不扭也不是。那时学生都胆小，对老师天生惧怕，没人敢提醒老师。
　　 直到扩音器声音变得很大，并有了几分不耐烦，老师才听到，领着我们下了场。
　　 我们自然没能得奖。回来的路上，一直下着毛毛细雨，拖拉机没有篷，同学们的头发和衣服都湿漉漉的。谁也不想说话，谁也不想打破沉默。张艳则和我后桌盯着我的黑船鞋看，我知道，她们埋怨影响了队伍的整齐。
　　 回到家，父亲问我演出怎么样，我没说话，躺在炕上大哭一场，这不是我想要的六一。哭了很久，终于在抽咽中昏昏睡去。醒来时，父亲正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叹息。父亲很少这样，我有点不习惯，假装翻身，避开了父亲的手。父亲见我动了，便赶紧起身走开了。
　　 随着小学毕业，六一不再是我的节日，那双小白鞋也渐渐淡出我的记忆。
　　 多年以后，我已参加工作，穿着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鞋子在城市里穿梭。一个六月，父亲来城里看我，让我领他逛街。父亲最不喜欢逛商场，我以为他想买衣服，就领他去了。
　　 进了商场，父亲就围着女鞋区转，最后选了一双白色皮鞋，让我试穿。我惊讶父亲的好眼光，更惊讶父亲的想法，我一点都没想到，父亲是为了给我买双白鞋，以弥补困难时期无奈的遗憾。
　　 见我穿着合适，父亲忙不迭地付钱出了商场。
　　 看着身材开始佝偻的父亲，我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六一的早晨，想起父亲躲闪的眼神，想起他的欲言又止，我突然明白，原来那个早上，父亲跟我一样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