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地摊和货郎划为一个范畴，差不多一样的概念，都是卖货人。不同的是货郎挑着担走村串巷，货种繁杂，有货币交易，有以物换物，属于主动交易。地摊则有相对固定地方，只卖不换，货物种类相对较少，属于被动交易。
　　 我是从物资匮乏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丰富的货物非常感兴趣，到现在，凡是听见有吆喝声，不论远近，绝对第一时间会转身或探头探脑看一眼。有时候就那一眼，牢牢栓住我的心，一头扎进去东挑西拣，把原本不需要的东西买回来。感觉东西好又做起了义务宣传员，让更多的人去买，仿佛只有我买并不过瘾，鼓动别人去买我才过瘾。
　　 货郎，行走在山间小道的营生者，几百年来都是遵循生意规则，公平交易，买卖自愿，把需要送给他人，把财富装进口袋，走万里路，吃千家饭，睡百家炕，做天下生意。他们一年走过的路程，或许我们半生一生都走不了，与苦行僧相似，又不同，行者是在吃苦修炼，货郎是在辛劳赚钱。一个货郎能有多大收入，至少能养活一家人的度用，甚至略有节余。他们是凡夫俗子中的苦行僧，凭着脚程，度量人生。
　　 货郎进村时，人还未到，声音先来，摇着手中的货郎鼓，咚隆隆，咚隆隆咚，咚咚咚……同时引来鸡叫狗咬声，仿佛整个村庄都因货郎的到来而沸腾。我们会不约而同冲出大门，迎着村口传来的清脆声探头张望，一旦锁定货郎的位置，三步并作两步蹦到跟前。看见挑着货郎担的陌生人卖劲吆喝：卖扣线啦，换头发唠，卖卡子啦，换针线唠……
　　 在空寂的山村，来一个货郎感觉救世主降临了，围着五颜六色的杂货，口水都想流出来，当然啦，秀色可餐嘛，更何况货郎担的箱子里还有水果糖或果子柿饼之类的零食。农村的家用零碎多数通过货郎担来完成，价格不高，几分钱或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到喜欢的东西，尤其逢年过节时，货物是琳琅满目，香气怡人，惹来看热闹的人扎堆。五月五前的花线绳、丝线、香草、甜醅曲等，都具节日特色，又是必须要买的。纪念章、头绳、卡子，儿童搪瓷碗、搪瓷缸、酿醋的曲子，手帕、手镯、水珠子，铅笔、擦子等等也是孩子们的最爱。
　　 货郎箱的优势是应有尽有，对于农村人来说已经是大开眼界了，何况还可以换东西，大姑娘的长辫子啊，小媳妇梳头攒下的乱头发、杏仁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换一大堆小零碎，看着稀缺的东西不忍离去，甚至有当场剪掉辫子换取自己需要货物的人。上街不方便采购的山沟里有人送货上门当然是再美不过了。货郎的光临节省了去赶集的时间，又帮助了货郎出货，可谓两全其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摇着货郎鼓的货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而满大街的铁皮房门市部、摆摊人占据了城乡市场。
　　 小时候，在单一的黄土色中看见花花绿绿的货物，即刻精神亢奋，满脸喜悦，仿佛不要钱似的。那时我认为，卖货的人是富汉，而购买者则是穷人。
　　 几十年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许一切都在变，有时恰恰相反，卖货的人仍然在卖货，更有不断加入买卖行列者，最后形成了地摊生意。做地摊生意的人有个共同特点，执着。或是生活所迫，一做就是几年，几十年，有些变着法儿赚钱，有些换汤不换头，少数发家致富了，多数只能混个温饱，有些甚至不如以前。正如有人说，以前赚的分分厘厘钱，一个货郎能养活一家人，现在赚几十几百的利润却度日如年。
　　 不论货郎还是地摊人，虽然对国家没有特殊贡献，但他们不偷不抢，靠劳动养家糊口，不危害社会，是值得尊重和同情的。
　　 有个三十几年前在电影院门口摆摊卖麻子、瓜子的熟人，她是正宗的县城人，居住在电影院背后农家小院，现在还在摆地摊，只是换了品种，在卖水果。和我一样的年纪，脸晒得和焦油饼一样黑红黑红。那时候她还是个少女，现在成了腰弓马趴的老妇人，常年累月风吹日晒，雨淋雪冻，使原本不苗条的身子臃肿呆板，手脚不灵，风湿病严重威胁着她的健康，四季穿着厚厚的衣服，变形的腿也不听使唤，膝盖上裹着骑摩托车人用的大护膝，走起路来吃力地挪动着脚步。看样子，三十多年后她的日子没有多大改变，或许不如以前，但有个明显特征是，她孕育拉扯大了几个孩子。尽管艰辛，却功劳不小。
　　 也许现在摆地摊的收入还不如走村串巷的货郎。现在把穿行在农村的买卖人不叫货郎，他们也不再步货郎的后程，放下了货郎担和货郎鼓，换成了机动车，拉的更多，跑的更远，买卖、交换齐上阵，心眼也灵活，有些诚信甚至不如几十年前的货郎，但没办法，乡里人行动不便，只能明知不合理还要去交易。有些人始终在坚守行规，宁可赔钱也要买卖公平。
　　 风水轮流转，唯独不变的是不论什么时代，需要自力更生的精神。但凡自食其力的人，哪怕经营着不起眼的货物，做着苦口婆心，甚至低三下四的营生，顶风冒雨，数年如一日，凭辛苦赚钱，虽然收入微薄，但都是有功劳的人，为社会所认可，受人们所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