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所有人的集体记忆与默认中，只有过了正月十五，甚至十六，这个年才算彻底过完，而过年的最后狂欢，会在元宵节前后再一次达到高潮，以不辜负这最隆重、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节日。锦衣玉食的人们，一边遗憾地感叹着年味的消失，感慨着人情的冷漠；一边又固执地坚守着传统节日的特殊氛围，无限留恋地回忆着曾经的岁月，虽贫穷却又无比温馨的点点滴滴。
　　 今天，小雨。一大早就被时远时近的汽车碾压而过的雨声，又疾驰而过的轰鸣吵醒。打开窗户，扑鼻的湿润漫过心扉；窗外细雨夹着点点雪花洒向街区小巷，洒向楼台屋顶。老话说，惊蛰雷动雨霏霏，山头篱落起蛇虫。一晃，已是春天了！
　　 复苏的不只是草青树染、鸟啾虫鸣，还有尘封已久的，不经意间就被点亮温暖了久违的情怀。
　　 手机里，旋转跳动着的是一帧帧精美温馨的全家福，每张照片都是一张张喜庆欢笑的面容。虽然每家照片的背景不同，人物也有所变化；但无一例外全部围坐在一起，围坐在头发花白，面目沧桑的老人身旁。十几口人挨挨挤挤有坐有站，倚着靠着；有搭背勾肩笑成一团的，有摆着剪刀手耍酷的，有扶着下巴颏做沉思的，几个小孩半蹲在长辈膝下，样子呆萌可爱。随着摄影师表哥一声口令，一时的叽叽喳喳，欢声笑语，被手机定格成音美画妙的精致相册，表弟说，我的头上怎么长出两根手指？姐姐听后哈哈大笑，原来是她在后面搞的鬼；那个说，你们看，大姐的眼睛快笑成一条线了，哈哈……
　　 这是今年过年在舅舅家，在姨姨家，在父母家，亲人们在一起的合影留念。这是继姥娘、母亲、姨姨去世后亲戚之间的第一次合影。说亲戚显然有些生分，因为他（她）们是母亲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是母亲的子侄甥女；他（她）们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是我儿时的玩伴兄长姐弟。那里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最初的记忆。
　　
　　 二
　　 梦里，还是那条不知走过多少次通往姥娘家的曲曲弯弯的小路；绕过院墙，在三面环墙的一方不大的地方，生长着一颗从没结过果实却在春天飞满纷霞的桃树，还有一棵长满小刺的枝节横生的花椒树。沿着两旁人家后墙弯曲着的小道指引，上一道石头坡，路过建红家，贴着墙根躲过小翠家门前拴着的大黄狗，一口气就跑到了姥娘家。姥娘一定还盘着腿坐在炕上，或者颔首打盹，或者看着窗外；姥爷则捋着花白胡须，悠悠地喝着花茶。八仙桌上的雕花座钟不紧不慢正“当当当”地响着。
　　 姥娘屋里的描金大橱柜对我们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百宝箱，它诱惑着童年的我和表兄姐妹一次次跑向姥娘的小屋。姥娘仿佛早已洞悉我们的心思，掀起衣襟掏出两把发黄的铜钥匙，踮着小脚挪到橱柜前打开柜门；一时，我们的手里就多了几块香脆的饼干，也许是一块油汪汪的蛋糕，或者是一把包着漂亮玻璃纸的水果糖。等我们大快朵颐后，就想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玩，姥娘看着我们跑出去的背影笑着说，外甥是狗，吃了就走。
　　 听姥娘说母亲从小体弱多病，五个子女她在中间，却数她多病多灾，也最娇贵她。那时，小姨小舅已经能独自挑起扁担锄地浇水，出工干活了，母亲还在平定师范读书；毕业后就分配在村办小学教书，没受过一天苦。父亲属于外来户，他从太谷师范毕业就分配在和母亲同一所小学教书。父亲没做过家务，母亲也不谙柴米油盐，两人成婚后闹出不少笑话。幸亏有娘舅姨亲帮衬，日子慢慢步入正轨。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疼起来，似万箭穿心，又像无数只虫蚁吞噬手指，双脚麻木举步维艰，最严重的时候，上厕所都得有人搀扶。两年以后，学校为母亲办了病退手续，父亲也从原来的村办小学调到远离村子五公里的公社联校教书，每天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风尘仆仆；我和姐姐在放学之余帮助家里干些扫地、抬水、洗碗、洗衣服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母亲心疼我俩，有时会咬牙含泪强撑着做些简单的饭菜，在一个院子住的姨姨一家竭尽全力帮助我家，烧火用的煤泥没了，是姨夫、表哥帮着担回的家；母亲住院，舅舅忙前忙后联系医院，寻医问药找偏方；两个表姐隔三差五来一次，不是给母亲洗头，就是蒸一大锅馒头。姥娘看着年幼的弟弟，还得操持着一家人的伙食。姥爷话不多，每天躬耕在自留地里，到收获的季节，总能吃上翠绿的黄瓜，沙甜的西红柿，嫩玉米和大南瓜还有胖胖的白萝卜。
　　 经年累月寻医问药和亲人无微不至的鼓励关怀，母亲的病渐渐有所好转，脸上有了笑容，人便精神许多。这时，父亲接到教委调令。几天后，一辆卡车带着我家搬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记得，那年我上初二。
　　
　　 三
　　 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在送走了长辈们一次又一次的悲恸中，我也从一个毛丫头迎来了天命之年。
　　 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三，父亲就会看看日历念叨着：“你大哥不知道哪天来做菜？”我说：“大哥年年给咱家做菜，做了几十年，现在也六十多岁了，以后别再麻烦大哥了。”父亲沉默不语。没过几天，大哥提着他的专用菜刀一推门进来了。
　　 大哥，是我舅舅的长子，是我的表哥。他长我几岁，却是我们姐弟心里偶像般的存在，在他手里就没不会干的活儿，一截看似无用的树桩，经他手里，几天后就是一件根雕工艺品；我家的圆桌缺个支架，大哥只看几眼，不几天，就把铁板旱好后的“三只小鹿”支架按装到桌子下。他学啥像啥，厨艺更是炉火纯青。亲戚朋友谁家有婚宴白事，都会请大哥掌勺；就连过年姨叔姑舅家，也是大哥一家挨着一家，亲自掌勺烹炸煎煮成半成品，这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使母亲已去世多年，大哥的习惯依然没变。做好后，父亲和大哥总要对饮几杯，话不多，全在酒里。我想，父亲沉默不语，一定是想大哥了，想几十年的亲情。
　　 那条曲曲弯弯的小道不见了，春天里花满枝头的桃树不见了，姨姨家那座里外三进的四合院不见了，舅舅家那四间砖瓦房不见了。抬眼是一幢幢齐整的住宅楼房分布在绿树成荫的柏油路马路两侧，老人们自在悠闲地在健身器材上做着运动；当年层次不齐，破败颓埤的砖房学校早已搬进铺着绿色塑胶跑道，宽敞明亮的四层教学楼里。舅舅和姨姨家如今同在一幢住宅楼，表姐表哥家楼上楼下，有事，一呼百应，一出门，还是熟悉的面孔。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利在千秋，功不可没。可我，就是记不住舅舅和姨姨家的门牌号，每次来都要打电话确认一番。我的记忆固执地停留在儿时的那条小道、那座屋檐、那个门槛。这还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小山村吗？如果是，为何没有儿时村庄的踪迹？如果不是，为何能在村民一张张饱含苍桑的脸上，依稀可见熟悉的脸庞？他们是否也能忆起我童年的模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