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直至八十五岁的时候，身体一直很好。以前但凡我和妻子去了父母那里，母亲都为我们做一种家乡的面食——剔尖，这是我从小的美食记忆。这种面食我也会做，但总做不成母亲随意而出的那种神韵，至今无解。母亲尽管有糖尿病，但身体一直硬朗，智力也很好，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麻将总是赢，甚至自动麻将台坏了，母亲还能将它修好。然而那年六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轻微脑梗就坏了事，出院后的母亲身体比起去年就差多了，自己的生活料理还行，就是不能再认真地炒菜做饭了，身体也消瘦了下来。
　　 我对母亲说：“到我那里去住吧，我给你做好吃的，让你胖起来。”母亲说：“我死也不会离开这个家，每天我从窗子看看熟悉的院子，和经过窗子的人们说几句话，还有邻居过来串串门，我的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到了你那里，下楼不方便，院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几天就闷死了。再说，你媳妇是个好娃娃，每次来这里都是抢着干活，对老人也尊重，但去了你那里，时间长了，我的麻烦事多，难免会引起一些矛盾，这事还是应该想到。”
　　 从此，我就每天去母亲那里去做一顿午饭，早餐和晚餐母亲还能自己料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
　　 母亲住在一楼，我每天上午九点多过来，陪母亲聊聊天，说说话。母亲老了，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就会记不清，这叫近事遗忘，但以前的事就记得很清楚。每天和母亲聊天，真是弥补了多年在外和母亲缺乏沟通的遗憾，也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从民国到现在，从家族到社会，母亲就像是为我的眼界打开了另一扇观察人情世故的窗户。
　　
　　 二
　　 在母亲的厨房炒菜做饭，灶台就在窗户边，每天就能看到窗外的一条小路上有院里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有些人就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或他们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当年在小红楼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
　　 我六岁时，全家搬到了一座三层红楼里住，这座家属楼是各机关大院里唯一是用红砖砌成的三层小独楼，因此很特别，人们就简称为“红楼”，又好记，又好找。这座红楼继承了中国传统坐北朝南的建筑原则，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住九户人家，全楼共住二十七户。我家住在二单元三层东面，对面和旁边各有一户人家。这座小楼的四周全是菜农住的小平房，灰蒙蒙的参差不齐，高矮有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个庞大杂乱的棚户区。因此这座小红楼就显得很突兀，像个外来的入侵者，十分抢眼。院里的一些大人们不让我们和菜农的孩子们玩，称他们是“野娃娃”。那时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千禧年同学们聚会时提起“野娃娃”这个词，都觉得很难解释清楚，也十分滑稽可笑。
　　 当年菜农修建的都是低矮的灰色小平房，这种房子没有瓦，就是用灰砖盖起四堵墙，留了门窗，在上面搭上胳膊粗的木椽，再铺上草杆，最后再覆上一层灰泥，这层灰泥是用发电厂燃烧煤粉后的细煤灰加水拌上石灰铺就的，简单抹平就好了。最关键的部分是第二天，屋顶上的灰料凝固了，但还没干透，几个人上去用玻璃瓶的圆弧面使劲地轧光，把屋顶的灰泥轧得和镜面一样光亮。
　　 这个工作很费时费力，屋顶的边边角角都要轧到，这样干了后就能防雨。在那贫穷的年代，这是一种盖房的好方法。房子盖好后都会再修建一个院墙把新房圈起来，就成了一个家。那时菜农的院子都不大，屋子的右前方再修建一个灶房，院门旁边再建一个厕所，在院子里再挖个菜窖，这样就完成了建房盖屋的全部工程。我那时才七八岁，从我家的三楼阳台每天观察外面的动静，有幸看到了对面菜农建房的全过程。
　　
　　 三
　　 与我家住同一层楼的共三户人家，对面的住户是转业军人，有点文化，就当了财务处的一个科长。旁边的这家人也是转业军人，由于没文化，就在办公室当了一般的科员。我的父亲也是从部队转业的，由于是新中国第一批由苏联专家培养的军校生，所以转业后就成了单位最高的技术权威，属于业务干部。我和这两家人的孩子都挺好，经常在一起玩，但大人们都心存疑虑，见面说话都止于客气打招呼，也不串门，那时稍有点文化的人都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是至理名言。
　　 先讲一下小红楼对面邻居的故事吧，因为今天我在母亲的厨房窗前看到了当年对面邻居的外孙女，她已结婚生子。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看到她的丈夫摇摇晃晃地从我家窗前走过，估计是昨晚喝多了，她在后面追着拉他不成，然后绕到他前面堵他，结果就是挡不住，他一直闷声不响执拗地走到自家的小车前拉开车门，她迅速把车门给关上，他再拉开，她再关上……两人在那里磨磨叽叽，拉拉扯扯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小两口有了家庭小矛盾，怄气呢。我忙着洗菜做饭，顾不上跟踪观察，也不知道下文，只是感到谁家也过着不顺当，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杂麻事。人们都知道，家庭的琐事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太大的矛盾，互相谅解妥协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风平浪静，暖巢依旧。
　　 这个女孩的母亲就是当年住小红楼时对面邻居的女儿，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大一岁，是我的朋友。这家邻居的男主人是一个革命老区的人，解放战争期间南下去了云南，胜利后就回家乡娶了一个村里的美妞带到云南，这两个孩子就是在云南生的，姐姐漂亮，弟弟丑，还有两个大门牙，院里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大獠牙，他好像也不生气，但我从来都叫他的名字。这家的大人我就不说了，主要说一下这姐弟俩。他的姐姐端庄漂亮要强上进，学习好，知书达礼，说起话来语速不快不慢，有板有眼，我们小孩都挺尊重她。那时的人们认为姐姐将来会很好，弟弟就那么回事了，他人虽然随和，但容易满足，不可能有大发展。
　　 我后来再见到朋友的姐姐时，她离婚了，据说是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后，就一个心眼儿照顾俩孩子，晚上就单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睡，夫妻性生活少了就性冷淡了，然后情感就产生了隔阂，然后就离婚了，她就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她母亲这里生活。她的父亲早几年就生病死了，她的母亲几年后也去逝了，姐姐不到五十岁也病死了，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就相依为命，住在她外公外婆的房子里生活。幸亏当年房改时买了这间房，否则现在就不让她们住这里，因为她们不是这个单位的人。
　　 若干年后当我从窗口看到邻居姐姐家的姑娘时，不禁稀嘘人生的无常和诡秘。虽然我们当年曾住过对门，但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去他家玩过，就是我家旁边的这户人家我也没去过，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诧异。但在当时就是真实的情况，主要是去谁家玩一定是受到邀请才可以，不邀请就是他家大人有吩咐，不让外人到他家里玩，这种现象和现在的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谨慎，怕外人看到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招来祸端，也怕丢东西等等。
　　 那个长獠牙的弟弟有时也为我们表演节目，用云南话背一小段课文——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不抗日……我们听了都很开心，悉心模仿，从中取乐。后来他在化工厂当了一个普通工人，工厂破产后，他就踏踏实实待在家里照顾老婆一家人。老婆在银行工作，老婆的父亲也是一个小官员，他就像个上门女婿，毫无怨言地为女方家服务。那家人也对他很好，他的生活很如意，晚年是一派祥和的惬意满足。
　　
　　 四
　　 再说一下当年我家住小红楼时旁边的邻居，他们家是江苏人，转业前是少校军衔，这个邻居家的大儿子比我大两岁，二儿子比我小两岁，女儿和小儿子更小，正好都不能与我玩到一起，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家。
　　 我家从插队下放的地方回来后，知道了他家的大儿子在一个纺织厂当修理工，娶了一个纺织女工，生了两个儿子。计划生育时期生了两个儿子，只能是双胞胎，为此整个家族都喜上眉梢，逢人便报喜。我家的两个邻居的后代都有一对双胞胎，很巧合很神奇吧，这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好日子没几年，那个一九五八年建厂，有职工一万五千人，创造了无数个辉煌的国营大厂，说破产就破产了。大儿子夫妻俩也就响应号召下岗了。大儿子身体好，个子高，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个临时保安，也算是一份工作。有一天我看到她的妻子站在十字路口，手拿一面小红旗维持秩序，不让行人闯红灯。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临时安排的，是照顾下岗的四零五零人员，钱不多，一个月五百块，可以让我们不去上访和上吊。
　　 那天看到这家退休的男主人买许多烧饼回来，院里的人问他怎么买这么多，他叹口气说，大儿子一家又来了，每到星期六就来父母家里蹭饭吃，没办法。他的大儿子的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没工作，院里的邻居都替他们发愁，将来的事情多着呢，要为儿子买房、娶媳妇、看孩子……
　　 这家人的二儿子和我弟弟一起在郊区下乡插队务农，后来我弟弟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他家的二儿子在知青返城浪潮中，回到机关的“大集体”当了一个电工，第二年就被电打死了。我的弟弟说起这事就十分感叹和伤心，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这家的女主人生前喜欢和一群老女人去听课，就是那种忽悠老人买保健品的课。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群体活动，一起闯红灯过马路，公交车来了呼啦啦一哄而上，抢占座位，急得公交车司机大喊，你们年龄够不够，拿出证件看看。这些大爷大妈们没人搭理他，这个司机只好把车门关上继续开车了。我听说她六十多岁就病死了。那时的老人们大多是悄悄地在家死，没听说120急救车呼啸而来，也没听说在医院里抢救若干天，无力回天等等。许多干部的家属都是普通市民，没工作，没有医疗报销单位，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不在医院花冤枉钱了，直到火葬场的车来了，人们才打听是谁死了。
　　 这家男主人退休后，喜欢去河滩开荒种菜，我去父母那里，偶尔也会碰到他扛着锄头出门，他都会对我说：“小子，来看你爹妈了！”有一次我进了父母院子的大门，拐弯再拐弯就到了老干部活动中心门口了，正好遇到这个老邻居扛着锄头出门，他依旧是说：看你父母来了，好小子！
　　 我进了父母家，对父母说，刚才碰到那个邻居了，他扛着锄头往外走，还和我说话。父亲大惊，说那个人去年就死了，你怎么还能碰到。我说，真真切切地碰到了，绝对没有错！父母说，不可能！我说，就是碰到了。这件事至今是个谜，但我相信我就是看到了，并且他就是对我说了：看你父母来了，好小子！
　　 诡异的事情不止一件，听母亲说，院里还有一个刚退休的人，黎明前去河滩锻炼，在小树林里走着走着脑袋就碰到了一个东西，吓了他一跳，仔细一看是一个人吊在树上死了，他的头碰到了那个死人的脚。从此他就一蹶不振，病病歪歪，没几年也死了。
　　
　　 五
　　 我家现在已不在那个小红楼住了，那个三层小红楼前几年拆了重建了一幢六层楼。父母现在住的房子是插队下放重回单位后分配的，是在机关另外的一个宿舍院子里。
　　 这个房子是单位专门给我们家预留的，当时这座楼刚盖好，分房时就专门留下这套房，等我家从下面回来住。为了防止其他人抢房，就把大门用砖砌了起来，直到送我家回来的汽车进了院子，才把封挡大门的砖墙拆除了，我家的家具及家当才搬了进去。后来单位根据父亲的职务又分配了一套房，小弟就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父母住在新分配的房。我就是从这套房厨房的窗子看院里风景的。
　　 全家从插队下放的基层重回省城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这期间国家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生活还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有时也提心吊胆，但总归是有惊无险。我人生的最后觉悟是——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但形势就是比人强，顺其自然，稍加努力，随遇而安就是最好的处世哲学。
　　 那天，我在窗前忽然看到表哥领着一个人走过来了，原来是他领着二姨家的大儿子来看他大姨，也就是我的母亲。闲聊中才知道，二姨夫已离休，他的母亲叫石玉梅，是石评梅的妹妹，就是那个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的石评梅。我有些小激动，居然我家还有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犹如天空中烟火一样，女神一般的近戚。不知当年那些追求理想的革命者有没有在天之灵？他们是否也在各自的窗前伫立，与我一起看那些不曾想到的原风景。
　　 从父母家的窗口每天都能看到许多事情——有父辈们神采奕奕指点江山的挺拔姿势，有个别官太太颐指气使的矫情卖乖；有他们年老气衰后弯腰驼背蹒跚的身影，有他们的子女下岗无业啃老蹭饭的无奈。一些从小的玩伴生病早殇，一些老人白发送黑发寂寥悲哀；一些人下岗或生病后生活的艰难，一些同时代的人夫妻离异分居，孑然一身养花下棋，或去了外地带孙子孙女，杳无音讯。而那些当年的“野娃娃”们，由于城市拆迁占地补偿，都得到了几套房和许多金钱，他们的二代、三代们不是到世界各地旅游，就是到他们的爷辈、父辈们当年想也不敢想的“老字号”饭店吃喝嬉戏。窗前的原风景后面，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无奈，浸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间苍茫……
　　 母亲已于二零二零年初冬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藉此，我告别了那扇窗外飘忽不定的原风景，回到自己家里安度无法预知长短的晚年，如同生命的另一次开始，鸿蒙初开。
　　 那些岁月里的原风景依然在心头鲜活、萦绕……
　　
　　 （原创首发）
　　 2021年3月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