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纪，发端于英法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走向成熟和繁荣，也因此出现了与契诃夫齐名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莫泊桑生于1850年，曾师从自然主义巨匠福楼拜，打下扎实观察、描写生活的功底，自三十岁发表《羊脂球》开始，短短十余年间他就创作了三百多部短篇，多部长篇。他既是文体大师，也是语言大师，那多姿多彩的短篇小说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在乡下》是一篇法国农村题材的小说，描写偏僻乡下两家农民分别养育四个孩子，两家最小的均为男孩，他们比邻而居。一天，他们贫穷而温馨的小农生活被打破了，因为城里来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富人夫妻，他们提出优厚的收养条件，却遭到蒂瓦什夫妇严词拒绝，不肯出卖自己的骨肉夏洛，而另一家瓦兰夫妇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出让了自己的儿子。多年以后，瓦兰家的儿子荣归故里，家境贫苦的夏洛难以接受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指责父母昔日的决定，愤然离家出走。这个悲剧故事并非简单地批判夏洛的贪慕虚荣和恩将仇报，或者瓦兰夫妇因钱财出卖亲情，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客观呈现两家人的情感困境，一切让事实说话，让人物自己说话，使一个简单故事释放出情与理纠缠的主题多义性。
　　 二
　　 在莫泊桑出生前的二十载，首开现实主义文学内倾方向心理描写的斯丹达尔的《红与黑》问世。在法庭上于连慷慨陈词：“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卑贱命运的农民……”出身农民的于连野心勃勃向上爬而导致自我毁灭，这个悲剧昭示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的艰难，也是当时底层人们缺乏上升通道的普遍写照。《在乡下》就产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中。
　　 作者开篇先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小农社会熙熙而乐的桃源图画：“两间茅屋并排坐落在小山脚下，两间茅屋并排坐落在小山脚下，离一个有海滨浴场的小城市不很远。两个庄稼汉为了养活他们的孩子，终年辛辛苦苦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劳动。他们每家都有四个孩子。从早到晚这一帮孩子聚在贴近的两家门口玩耍。”两所茅屋，两个庄稼汉，两两对应，简洁交代了人物、环境及两个家庭艰辛的生存图景。“离一个有海滨浴场的小城市不很远”这句话，是引起下文贵妇出现的伏笔，如果不是附近有上流人物休闲的海滨浴场，这个封闭乡村的收养故事则无从发生。交代完故事背景，作者接着渲染两家人如出一辙的喂养孩子的养儿场景：“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两家的主妇像养鹅的人赶鹅那样，把孩子们吆喝到一块，喂他们吃的。他们按年龄大小坐在那张用了五十年，磨得发亮的木头桌子前面。最小的一个嘴刚够得到桌面。在他们每人面前放一个盆子，盆里盛满用汤泡着的面包，汤是用土豆加上半棵白菜、三个洋葱煮的。所有的孩子都吃得饱饱的，最小的一个由妈妈亲自喂。星期日，汤里熬上块牛肉，对大家来说就跟吃酒席一样丰盛；这一天父亲会留在饭桌上，迟迟不肯离开，一遍遍地说，我不反对每天都这么吃。”贫困、温罄、热闹而自足，这种“勉强靠着汤、土豆和新鲜空气活下去”的农家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却能保持心灵宁静，并使男主人餐后洋洋自得。这种止水般的小农经济生活，让人性、道德、情感都处在稳定状态，如果没有外力打破，这两家人将会过得清苦而惬意。
　　 但是，那个赶着轻便马车，相当于今世开着豪华跑车的贵妇人出场了。她的到来预示着资本对传统乡村的侵扰，金钱对底层家庭亲情伦理的无情碾压。
　　 三
　　 面对贵妇收养夏洛的丰厚许诺——孩子将享有优良的教育、生活及继承家产权，蒂瓦什夫妇也将拥有一笔足够生活的终身年金，蒂瓦什大婶怒不可遏，她说：“你们是要我把夏洛卖给你们吗？啊！不行。这种要求根本就不应该对做母亲的提出来！啊！不行！那简直是太卑鄙了！”她下了逐客令：“给我出去，以后别让我再在这儿看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夺走人家的孩子！”这番话可谓义正辞严，贫贱不移，亲情怎可出卖，骨肉怎能割舍。她表现出一股穷人的骨气，一个母亲的良心，也是她一生的高光时刻。
　　 瓦兰夫妇表现则截然不同。利益的诱惑动摇了留住儿子的决心，他们沉默，苦闷，相互使着眼色询问，自我安慰“这种事并不丢脸”，当妈的还讨价还价起来。最终“年轻女人欢天喜地，像从铺子里买到一样喜爱的小玩意儿似的，抱着啼哭的小娃娃走了”。也许瓦兰夫妇觉得，儿子既得到了比较“美好”的未来，自己又获得养家糊口的保障，是双赢的结果，但主导他们做出决定的动机毕竟还是金钱。这在道义上确实输了蒂瓦什夫妇一筹。关键收养这件事，是扭转孩子命运的良机，还是吉凶难测的谜团，两个母亲谁都无从把握。蒂瓦什大婶出于母亲的天性，放弃了金钱，选择了亲情；瓦兰大婶放弃了骨肉，选择了金钱。两人的选择各有苦衷，蒂瓦什大婶的决定却更值得敬重。
　　 若按中国人善恶有报的传统思维，底下的故事走向是这样的：蒂瓦什夫妇苦苦呵护亲情，抚养儿子，夏洛终成大器，光耀门楣，父母晚年幸福，全家其乐融融；瓦兰夫妇家境败落，儿子潦倒、死亡或者失踪，全家食不果腹，每日以泪洗面。然而莫泊桑是法国人，他只会照着生活逻辑书写，又无太史公言或异史氏曰的说教传统，硬是给读者来个“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结局，把简单的故事复杂化了。瓦兰夫妇靠着那笔终身年金全家过得一直很舒服，多年后儿子荣耀归来，骨肉团聚，皆大欢喜。蒂瓦什一家却每况愈下，在贫困交加中，“他们的长子服兵役去了，第二个儿子死了，剩下夏洛一个人和上了年纪的父亲辛勤劳动，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作家按生活本身的面貌描写生活，而不是生硬地改造生活，为主观设定的主题服务，表现生活，而不是编造生活。
　　 《在乡下》用人物对比和白描手法证明，好的小说拒绝说教，而是通过人物命运和人性挖掘打动人的，在这出金钱碾压亲情的悲剧里，作者详尽地刻画了蒂瓦什大婶选择骨肉亲情后微妙的心理变化，揭示恶劣对待瓦兰夫妇的人性病因。放弃金钱，选择亲情，同时也意味着不得不厮守贫困，眼看对方过得舒适，蒂瓦什大婶开始变得嫉妒，愤怒，整天大骂对方无耻，到处诋毁他们，抬高自己，用道德优越感自慰，也让儿子觉得高人一等，觉得自己没被卖掉。蒂瓦什大婶急速的道德滑坡，恰恰是在物质利益冲击下亲情失重的表现，她的行为符合农村平常妇女的心理特征，作者把握这一人物变化，使人物塑造血肉丰满。这种从圣母拉低到尘埃之中的过程，让本已树立的道德感一落千丈，也使肉骨亲情被虚荣和嫉妒绑架。瓦兰儿子的归来，使两个家庭一悲一喜，夏洛终于爆发、出走，宣告了蒂瓦什大婶亲情坚守的失败，她既败给了金钱社会，也败给了自己。
　　 作者通过两个母亲面临亲情的扶择，写出迥异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揭示出在金钱等物质利益面前，亲情价值的失衡，而一个穷人想在金钱面前坚守道德是艰难的，人性的缺陷也随时会对亲情和道德进行反噬。瓦兰一家的幸运结局还给人另外一重思考，在亲情和孩子未来面前，何种选择才是真正理性、正确的呢？莫泊桑笔下展示出情感的，道德的，人性的，哲理的多重拷问，却是通过简洁客观的叙事文本暗示出来的。
　　 四
　　 《在乡下》留给我的三个关于小说问题的提醒。
　　 一、从人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描写人物命运，写出人物的精神处境。人物鲜活了，小说也就立住了。
　　 比如蒂瓦什大婶，性格强势，但母性强烈，在金钱和亲情面前，她本能地选择了后者，成就了好母亲的形象。这种选择，是她的天性使然。但她毕竟只是个贫穷村妇，没有深厚的道德文化和经济能力做支撑，面对出卖孩子获得美满生活的瓦兰一家，她必然心理失衡，进而做出一系列打击对手的恶劣行为满足自己，也消解了母爱的崇高感，这既因为金钱对贫困的辗轧，也因为蒂瓦什大婶精神格局和性格限制，从而导致了悲剧结局。当面临儿子的强烈指责，她眼泪哗哗流到汤盆里，她低声哭着说：“累死累活把孩子们养大了，落这么个下场！”通过对蒂瓦什大婶的性格裂变的准确把握，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可敬、可鄙亦复可怜的母亲形象。作者能在一个短篇里写出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摆脱类型化的扁平形象而呼之欲出，无疑是人物塑造的一大亮点。瓦兰大婶面对利益诱惑，犹豫摇摆，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但是，作者通过一个细节表现出她无时不在思念儿子——那乡下女人激动得连肥皂都掉在水里，她结结巴巴地说：“是你吗，我的孩子？是你吗？我的孩子？”虽着墨不多，却通过言行神态刻画出她的心灵。有人说笔下的人物，就是作者自己的亲人，你要充分体谅笔下的人物的善恶，同情他们的命运，刻画出他们性格和情感，充分表现出他们的精神困境，是使之鲜活和具有张力的唯一方法。纵观莫泊桑的小说，他就是这样耐心地善待人物的。
　　 二、把凡人小事放进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上进行处理，能使庸常生活闪烁光芒。
　　 《在乡下》的蒂瓦什、瓦兰夫妇是地位卑下的穷苦农民，一群孩子都在土里打滚，一般人实在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有任何意义。但莫泊桑在他们茅屋附近安排了一个城市的海滨浴场，安排了一个找上门来收养孩子的贵妇人，就展开了一幅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冲突的背景。金钱利益优厚的收养条件，体现出金钱社会对贫穷阶层的强大扭曲力，有钱，孩子都可以买去；没钱，穷人的一切，包括自己生的孩子都不会是你的。这里隐藏了作者对金钱左右人性的社会批判。
　　 每个人都不是孤立于社会与时代的。像莫泊桑一样，找准时代中人物的社会坐标，发现人物的命运，走进人物的情感世界，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崭新的生活。
　　 三、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人物就要有日常的烟火气。有性格的优缺点，有善恶美丑集于一身的复杂性。
　　 开头时我提到斯丹达尔笔下的于连，其实莫泊桑首部长篇《一生》的男主角也是一个叫于连的渣男，他拖累了忍辱负重的女主一生。《一生》问世后，托尔斯泰大加称赏，称文中有一种感人的情调。在法国更受到广泛热烈的好评。作者同时代的作家保尔·阿莱克西指出：“这是些到处和每天都发生的事，但是这却让你心情激动，因为它富于人情味。”
　　 是的，就是人情味，这个小说最根本的魂，激活了莫泊桑笔下的民俗风景、芸芸众生，也包括这篇《在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