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凌晨走出家门，星子在头顶闪烁，三拐两拐，就走出这座尚未醒来的城邑，匆匆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警惕的树鸮发出一两声难过的回音，折返进梦里，草间的虫鸣听见杂沓的脚步，停息了叫声。
　　 她也是从噩梦中醒来的，父亲昨天晚上踉踉跄跄走进家门，摔下肩上的褡裢，能听见铜钱哗啦啦的声响。她问，钱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钱是从典当行换来的，把她典卖给一个好人家，不多不少，整整十五贯。说完，就把褡裢放于枕下，呼呼睡去。尤家本是一个屠户，原本生意还好，至少还可宽松度日，自从母亲死后，这个叫尤葫芦的男人就开始酗酒，常常不醉不归，家业就此败落下来。她看着倒下的那个男人，又想想自己，母亲走了，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和这个并无血缘的继父度日，典卖，也不是没有可能。
　　 她要出逃，或者说为了那个尚未明晰的将来，她要暂时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皋桥。匆匆走，疾疾行，来到一个陌生的三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他也是在五更时分走出客栈的，打工青年的身份，替布庄的老板讨账，正在归来常州的途中。相遇。世间的相遇有千万种，有的是一见钟情，有的是擦肩而过，而他们的相遇，却注定了以生死面对。而我，是否是一个真的深情者，在故事尚未开始时便擅自做出一个虚拟的构想：凌晨的空气清新，山林中醒来的鸟鸣也叫得殷勤，竹林青好，自山间流下的溪水清澈，足以照见两个年轻人的憧憬与羞涩。他问，你去哪里？为什么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山野行走？她并未启唇，在想要应答时湿了眼眶，哽咽了喉咙。那么，接下来是默默地行走，时而疏离，时而靠近，在快要接近皋桥的地方，她沉郁的面庞才有了些喜色，指着远远升起的炊烟说，那里就是我的老家，或许，你下次经过的时候，可以来饮一杯清茶。
　　 这只是我的一相情愿，有些剧情早已注定，有些结局早已写下，有些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原本就被忽略于淡逝的风尘，只留下一些看似精巧的布局与情节。
　　 《十五贯》，几乎是一出如雷贯耳的人间大戏，至少在某个时代，某个重要的转捩点被搬演上舞台，且常演不衰。
　　 首先是苏州知府况钟，享有况青天的美名。午时三刻已到，刽子手就要举起手中明晃晃的大刀。却听见堂下的犯人口呼冤枉。况钟稍作迟疑，在所有以青天为名的清官者眼里，民大于天，是一片浩荡之水，即可载舟，亦可覆舟。多年的儒家教育，让他认清了自己的坐标，多年浸淫的忠君文化，让他真的以为自己足以替代君王行使手中的权力：为民伸冤，为了民间疾苦不辱使命。
　　 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即是原来的办案者过于执。过于执是无锡县令，有着异于常人的固执与判断。屠户尤葫芦在凌晨被人发现已经死去，一把砍肉的板斧，地上的斑斑血迹，敞开的门扇，出走的继女苏戌娟，被从山路上一道带回的熊友兰，加上分文不少的十五贯铜钱，铁证如山。冤枉啊——苏戌娟的喊冤声似乎有些无力，姣好的面容，正值青春的年纪，怎能不让人怀疑这原本就是一桩通奸、杀人血案（这也是过于执草率的认定）。民众，此处的民众包括多人，事件发现者秦古心，往常尤屠户生意好时常来做做帮衬。这次尤葫芦也说了，开张的钱已经备好，等再次开张还要老秦过来帮忙。秦古心也起了一个大早，走进尤葫芦的房间，闻见血腥之气，这才招呼来左邻右舍，报官。看客自有看客的心态，即便作为参与者也因智识或者辨析力的不足成为墙头草。既然官家都那么说了，似乎所有的证据链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凶犯无疑。
　　 我似乎在一边躲闪什么，一边寻找什么，在翻找《十五贯》改编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宏大叙事的蛛丝马迹。坊间传闻，“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说的就是新版《十五贯》。在周立波《从<十五贯>现象谈昆曲的自救与被救》中有这样的描述：对于《十五贯》的改编者是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沈祖安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认为：“黄源同志主持改编新本，始终关心备至，并且一直在努力促成。应该说，在剧本定稿前，其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1956年以后编演成功的昆曲《十五贯》，当然首先要提陈静和周传瑛等几位实至名归的人。”后来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的说法最接近当时的事实：“《十五贯》整理小组于1956年据清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整理小组由黄源、郑伯永、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陈静组成，陈静执笔。同年，由浙江昆苏剧团首演。”且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陆续得到领导人的肯定，成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典型。著名戏剧家田汉执笔，写了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以《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这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十五贯》改编成功，也使昆曲这个古韵典雅的剧种从濒危拯救出来。
　　 在《十五贯》的释义中，多引用清代朱素臣的传奇作品《双熊记》，新编版本则保留了娄阿鼠因盗窃十五贯而杀死屠户尤葫芦，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臆断熊友兰苏戍娟为凶手的情节，删除了其他过为繁杂的章节，使事件的脉络更为清晰。
　　 偏见源于执拗，看似滴水不漏的人证物证之间有着事件表面所呈现的假象。权力与傲慢是双生子，在苏州知府况钟前来无锡查案的过程中，督堂周忱和知县过于执，表现出掌权者的自负与偏见。限定时日，如果到期未能查明所谓的真相，你况钟要负全部责任。这时我们的清官况钟已经铁下心来，在为配合一个清官所具有的良好形象，做出最后的努力。
　　 在朱素臣之前这个故事有着更为离奇的章节，宋代话本《错斩崔宁》最早收录在《京本通俗小说》里，后来又被冯梦龙稍加修改，选入了《醒世恒言》，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人物关系。也是因为一句戏言，城中刘贵，因为婚后无子，娶了陈氏为妾，称为二姐。二姐的父亲看女婿家中贫困，便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为本钱，让他开爿小店，以供养家。刘贵从老丈人家带了十五贯钱回来，遇见旧友喝了个醉醺醺，二姐问哪来的银钱，刘贵说，我把你典卖给了别人家换来的。二姐左思右想不是回事，看刘贵睡着了，一个人去了邻居朱三妈家，和朱三妈过了一宿，翌日起身，决定先到娘家做个商议再说。
　　 苏戌娟路遇熊友兰。陈二姐路遇崔宁。一个是被带回家下了冤狱，一个是遇见糊涂官错判葫芦案错杀了两条性命的结局。
　　 绕过人物关系、情节复杂的《双熊记》不说，且回到《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从一桩离奇冤狱的源头说起。丈夫被杀，刘大娘子设下灵位，过了一周年祭礼回转娘家，出得城来，冷不防来了一阵疾风猛雨，仓皇间去往一所林子里躲避，只听得身后一声断喝：“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结伴的仆从老王想要反抗，被一刀结果了性命，那歹人劫了银钱之后又动了歪心思，想要把大娘子带上山当压寨夫人。妇人也便顺手推舟，想自己孤身一人也不能脱身，不如从长计议。虚情假意也好，为了保命也罢，反正也是丧夫之人，无奈就跟从了拦路抢劫的静山大王。
　　 无辜者的眼神迷惘，在骤然而至的惊变中无可改变命运的航向，经商者每日战战兢兢，担心身边的银钱，不知哪天就遭遇上贼人的觊觎。耕耘者看似云淡风轻，春种秋收，用血汗经营庄稼或日子，隐形的病祸正在慢慢靠近，让人防不胜防。征战者有可能死于刀兵，渡船者有可能死于水祸，宴饮者可能死于一场醉酒，夜行者可能落入狩猎的陷阱……无辜者不能预防，不能躲避，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世上，却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劫数。
　　 娄阿鼠，单从字面上来看就有着编剧者的故意，让一个人从表面就具备了某些罪恶行径的特征。娄阿鼠是个赌徒，在某个夜晚赌输回家的路上看见尤葫芦家大门敞开，进去四下悄无声息，只看见喝得酩酊大醉的尤葫芦酣睡在床上，枕下的银钱散露，透出诱惑的光芒。窸窣声响，惊醒梦中人，一把抓住了娄阿鼠，混乱之中，娄阿鼠抢过案板上的砍刀，一刀结果了屠户的性命。罪无可证，苏州知府况钟不得不一次次现场查访。床下散落的半贯钱，以及灌了铅的骰子，疑点所指，正是况钟连日来装扮成算命先生收集的线索，从隐秘的角落抽丝剥茧，将视线锁定在娄阿鼠身上。
　　 清官戏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迎合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古代民间，普通百姓的力量几可忽略，加上法律意识的淡薄或者行政官员的不作为，所以就产生了简单的两分法原则：清官和贪官。一方面对贪官无比憎恨，“必欲食其肉，寝其皮”方解心头之恨；一方面对清官有着近乎神性的盲目敬仰，感激涕零。但如果深挖下去，这些所谓的清官戏中的清官数量实在屈指可数，海瑞，包拯，即便算上大大小小的州官府官七品县令，仍然是恒河沙数；而庞大的贪官族群斩杀不尽，在戏曲舞台上一茬又一茬春风又生。
　　 好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抚慰，而不是在遭遇不测时只能听从于渺不可见的命运。当然，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清官戏在一个漫长的时代安抚了民心，就如眼下的苏州知府况钟，在纷乱的迷局中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在东岳庙，化妆成算命先生的况钟喊住正在抽签的娄阿鼠，“求签不如测字”，算命先生说。娄阿鼠将信将疑，不会写字凭空说出一个“鼠”字。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这是个‘鼠窃’的鼠字，又是十二生肖的开头，照此来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小偷的首犯。”算命先生接着说，“那个被偷的人家可能姓尤。”娄阿鼠一阵胆战心惊，便说何以见得。“因为老鼠偷油，我看还有人命在内，这官司恐怕法网难逃了”。化身为算命先生的况钟很是耐心，以攻心为上的原则将娄阿鼠的内内外外看了个清清楚楚。
　　 《访鼠测字》，是这出戏的一个精彩桥段，官与罪犯，在来来往往中试探、博弈，最终以娄阿鼠信以为真收场，在归家之后收拾好十五贯钱正欲深夜潜逃时，被捉拿归案。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里的刘大娘子，万不得已跟随劫掠者上了山寨，过起了平常日子。崔宁和二娘子早已化作两缕冤魂。
　　 所有的戏曲几乎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才子佳人戏，清官公案戏，绿林反叛戏，忠臣良将戏，无非是从一个事件的侧面进入，按照编撰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呈现出忠奸爱恨，影射人间善恶，这种出发点无所谓不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启蒙、化育了民众智识。
　　 而沿唐宋传奇一脉的更多故事，则具有果报的典型特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是这个典型中的典型。被静山大王劫掠到山寨当夫人的刘大娘子，也算有些见识，记忆已成过往，日子也觉得过得殷实，有一天劝静山大王，我们也不缺钱不愁吃穿，以后再也别干翦径杀人的勾当了，不妨做点小生意小买卖，也能安稳度日。静山大王觉得也是道理，或许良心发现，竟然产生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想法，店开起来了，生意且还不错，就是心有悔意，常常会到一家寺庙念佛持斋。忽然有一天说出一桩事端来。无非是赌博输了银钱，夜间想去偷摸些东西，撞到了刘贵家，刘贵惊醒，争执间被一把柴斧砍倒，登时毙命。刘大娘子这才警醒，二娘子、崔宁就这样成了屈死之鬼，思来想去，偷偷下山报官，将逃逸多年的杀人者绳之以法。
　　 较为幸运的是，戏剧《十五贯》中的苏戌娟和熊友云遇见了清官况钟，一番坚持救下了两个风华正茂无辜的年轻人。事实上，清官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民间所养成的单纯的以清官和贪官来评价官员的观点，也未免失之偏颇和单一。制度与法理的存在，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是无锡县令过于执的主观臆断和督堂周忱的草草结案，也就不会让两个无辜者差点失了性命。
　　 无辜者的悲伤显而易见，在一出戏曲的前世今生里辗转流离，仍未逃出因巧合带来的种种磨难。如果说希望的话，刨除戏剧的成分，当制度和法理成为限制权力的“笼子”，或许这样的冤狱再也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