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院的作息时间表，贴在内科的走廊里，它的旁边是防疫画报，有时是预防流感的，有时是灭鼠的，病人从它们下面进进出出，也不知有谁认真地看过。只有清洁工阿德休息时会坐在走廊的长条凳上，目光对着画报，可眼珠子半天才那么动一下，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发愣。
　　 阿德是医院里唯一不戴手表的人，也是唯一不问时间的人。他赶在我们上班前把地扫好，给各科室拎进热水瓶。余下的时间，留给他自己打发。我们下班前，他再作一次清扫。我们要值班，他不用，似乎又有一堆时间拨给他。
　　 这份工作让门卫老伯嫉妒不已，曾借着酒意，愤愤地说，阿德在医院里最舒服了，你们医生一天八小时，他才三小时，拿的却是十小时的工资。我，起早落夜地开门、关门、敲门，还不及阿德的三小时。
　　 门卫老伯抓了一把花生米，在桌上数出三颗，再添了五颗，良久，又加了数颗，呷过一口酒后，桌上少了两颗。片刻，他把桌上的花生米归拢，重复起刚才的话，仍是八小时，三小时……花生米在酒碗边出现三颗，五颗……可说到最后，他说成了阿德拿三小时的工资，干的是十小时的活。
　　 菊婶婶在旁边轻声地骂道，这个大炮，账目老是勿清爽。说完，给他的酒盅里倒上酒。
　　 门卫老伯往嘴里送进几颗花生米，得意地说，谁说我不会算账。你们七点半上班，我七点上班。医生拿值班费，我赚时间。
　　 当收音机里响起“现在是北京夏令时十一点”时，他就开始往食堂钻，嘴里有时还叽哩咕噜，是北京夏令时，又不是三七市夏令时，三话四话……一边勤快地把菊婶婶烧的菜端进小屋。待我们下班时，他已经喝得满脸春光，喉咙贼胖，喊这个过来喝酒，叫那个过去喝一盅，仿佛他是天底下的赢家。
　　 我的手表是来医院的前一个晚上才拨快的。在家不戴表，也不太看钟，因为家里还有一只老公鸡，天蒙蒙亮时它就开始司晨，而我常常是太阳晒屁股时才瞌冲懵懂地起来。午饭没有什么准点，看别人家飘炊烟了，便急急奔河埠头。天暗花花时，才开始烧夜饭。因为这个，家里的闹钟常常是敲着敲着便不吭声了，没有人记得每天去上发条。
　　 第二天早上我跟母亲还争执了一番。我说五点了，母亲说才四点。我说第一趟进城的车是六点五十分。母亲说，是五点五十分。
　　 俩人一个在大床，一个在小床，中间隔着一座台钟。就在我俩乍醒还睡中你一句我一句的时候，它突然“dang”地一声，不管是四点半，还是五点半，都要起来了。
　　 结果，我们还是错过了第一趟车，我和母亲在候车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这一小时内母亲把手表拨快，可临我上车时，她又把表拨了回去。我隔着车窗跟母亲告别，母亲扬起手，不像招，也不像挥，我只看到她的手表抖了抖，仿佛是它在同我叮咛。
　　 一些年纪大的病人来配药，一看，医院里空荡荡的，难免会觉得奇怪，继而生起气来，怪医生介早下班。门卫老伯这时很仗义，说是现在是夏令时，作息时间改过了，呶，作息表贴在那边。门卫老伯指指走廊里的那张通知。
　　 病人瞅瞅手表，再看看作息表，说，这不，还没到时间。门卫老伯给病人启蒙，夏令时是时间往前推，你应该加上一个小时。病人反应不过来，说是再加一小时医生下班更迟呀。门卫老伯直嚷三话四话，提醒病人这一小时是给自己加上。
　　 门卫老伯其实很在意自己在医院的身份，在外面他称自己是医院里的职工，有意无意向医生靠拢，把门卫两字忽略不计。一旦有病人向他问询什么，他非常积极，包括校准时间之类的事，叮嘱病人应该把分针拨快一圈。
　　 也有病人不戴表的，看日头犹如看钟头，见太阳还高高在上，内心似乎笃定，这病不急，时间跟着不急。到了医院，只看到值班医生，而自己熟悉的医生早已下班。病人不好意思明说不看病，只能借问门卫老伯现在几点。门卫老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手表伸出来，就跟病人三话四话。
　　 门卫老伯从来不拨快自己的手表，包括床头的那只小闹钟。
　　 但，他总惦记着我们分娩室的钟。
　　 我第一天上班时，他考我一天有几个时辰。然后问我哪些时辰是好的，哪些时辰是坏的。门卫老伯是个普通的老头，既没有仙风道骨，也不像能掐会算的样子，但辨识时辰好坏的神情倒像挺专业的。门卫老伯又说，一个孩子的落地时辰是很重要的，不能随意篡改。
　　 有产妇来住院，夫妻俩都主动凑上去，一个提一瓶热水，另一个也提一瓶热水。菊婶婶问的是需不需要洗刷的，而他给产妇的婆婆或母亲出主意，叮嘱他们写出生证时要减一个小时，还特别强调产科那个医生年纪轻，不懂时辰，你们自己要掌握好。
　　 分娩室的钟挂在墙上，钟面很大，像脸盆底，钟盘是白色的，三根长短不一的针镶在中间，走一步，长针“嚓”一声，细细的，但很清晰。我听胎心，眼睛盯着它。我也用它观察产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超过了三个小时，我不得不采取干预措施，加快产程。
　　 在产妇的阵痛中，钟的“嚓嚓”声完全被淹没，可它仍在“嚓嚓”中。产妇阵痛过后，分娩室里特别安静，“嚓嚓”又会提醒我听胎心的时间到了。产妇一般很少问时间，疼痛似乎让她忘记了一切，而她此刻是她丈夫与父母的一切，他们会急切地瞅钟，看手表，重复着问我还有多长时间。我也重复着“别急，情况好的”。
　　 婴儿娩出后，我一边抠婴儿喉咙里的痰液，一边赶紧往钟那里去瞟，记住他或她的出生时间。如果突然出现紧急情况，比如婴儿窒息，比如产妇大出血，根本顾不得去看钟，旁边的家属个个屏气看着，我耳朵里没有“嚓嚓”声，只是手忙脚乱地寻找出血点，或拎起婴儿的双脚，重重拍打脚底，待婴儿发出嘹亮的哭声，心才一定，这一定猛地记起时间，看着钟，互相补充，彼此做着减法，在犹豫与不决中最终由奶奶敲下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将历史地伴随他或她的一生，诚如门卫老伯所说的落地时辰。
　　 每个孩子都有一本出生证，由接生的医生填写。一本蓝色的小本本，那里除了基本信息外，还得留下两个印记——婴儿的小脚印和母亲的拇指印，一个是蓝色的，而另一个是红色的。就像一个隐喻，母亲得时时为孩子的每一步跷大拇指。
　　 母亲一直有个遗憾。她说她从医院检查出来，走到半路上开始肚子疼了，因为医生告诉她得再过一个星期才有动静，因此心里很踏实。可一路走，一路找厕所，头胎经验告诉她可能要生了。说来比较幸运，路上碰到了外婆家的邻居，托人带口信给小姨。到了家里阵痛完全发作。
　　 待接生婆赶到，我呱呱落地。也没人帮我看时间。后来母亲经常跟小姨对时间，一个说两点多，一个说快三点。俩人还互相补充与提醒，小姨回忆是中饭吃过后隔了一段辰光，而从外婆家过来需要半个小时，二者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小时，而午饭什么时候吃的，又说不准。
　　 不久，母亲又推翻自己的说法，说是三点。理由是算命先生替我排八字时，我应该是申时。属鼠，申时，吃穿不愁，但缺木，木通墨，意思是书要读透。
　　 所以，有一年我病休，病好后原本不想读书，因吃不消每天的劳作，便央母亲重新入学。母亲答应了。这让我有些意外，邻里女孩家辍学的很寻常，有的自己读不下去，有的父母不支持。
　　 我有时也会猜想，可能是我生于申时的缘故。这似乎应验了母亲的推断。
　　 给婴儿填写出生时间时，产妇家的老人便像一条鱼一样滑过来，她们央我把出生时间写晚一个小时。这其实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做产程记录，时间要对得上。否则我到哪里去补这半个时辰。老人再央，说是落地时辰只能有一个。
　　 有一次，门卫老伯喝高了酒，给我讲了他跟菊婶婶的故事。菊婶婶年轻时非常漂亮，后来因为被一个算命瞎子掐错了时辰，说是这个人命里很克，结果被家人送到了尼姑庵。门卫老伯是她的邻居，实在很喜欢她，便一次次去尼姑庵找她。后来终于得到住持的首肯，菊婶婶还俗后同他结了婚，但因做尼姑时服了一种中药，用来停止月经，所以，菊婶婶终生未育。
　　 我听了不禁唏嘘。
　　 夏令时取消后，补出生证的突然多了起来。问及原因，说是丢了，也有说是找不到了，似乎有一阵怪异的风跑进了小镇，而它独独喜欢小孩的出生证。
　　 这时候的证明很简单，不过是一张三联纸，他们报名字，报时间，我们填写即可，似乎落地时辰早预料到的。
　　 可，那一小时多了，还是少了，我仍明白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