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去了趟合阳，次日返回西安时，特意途经路井，那日逢集，街市上人很多。2012年12月去过路井，时隔几年，变化很大。
　　 路井地处乳罗山下，北距合阳25公里，是合阳的南大门，沿108国道南下35公里，是大荔县城。过去，从西安渭南前往合阳、韩城乃至以远，路井是必经之途，即使是有了铁路和西禹高速，路井的交通优势依然不减，南下不远，大西高铁可以快速把你送到许多地方。路井不仅是交通要冲，自然条件也很优越。自大荔县北部边缘至黄龙山几十公里，是关中平原向陕北山地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由3级黄土台塬组成，路井为1级台塬，海拔600米，地势平坦，气侯温和，物产丰富。路井的路，原为雨露的露，为使用方便，借用道路的路，相传宋朝时，因水井得瑞露而取此名。瑞露是象征吉祥之露，这个地名与水井相关，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当地先民凿井的传奇，单就字面来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象“井溢”的村庄名称属于确有其事。明朝嘉靖20年8月28日，在合阳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处，有个村庄一口300多尺深的陈年枯井，突然有水溢出井外，那个村庄遂称“井溢"。路井周边的诸多村寨城堡形成很早，唐时有了雷庄，范家洼始于元朝，而路井的村庄与镇街文化始于何时，我想一定很久。
　　 路井以北五六公里有个地方叫"十八坎”，地方志称乳罗山，在我的认知里，山是石头的，远望一片灰蓝，而这一带分明是依次爬升的梯田。乳罗山主峰以西不远，曾是我的家乡和家庄。“十八坎”以上属于3级台塬中的2级台塬，海拔在6至8百米之间。和家庄是个苦焦的地方，十年九旱，千百年来，人畜饮水相当困难。过去在周边流传着“秦城和家庄，马尿泡馍馍”的顺口溜，秦城是和家附近的村庄。小时候，我去了别的村子，人家问我家在哪儿，我吞吞吐吐羞于启齿，好象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长大后我的梦想就是走出和家庄，走出和家庄似乎就能走出贫困。说来很巧，往年小升初都去县城，唯独那年划归路井，1965年秋，我读初中来到路井。
　　 路井的镇街呈丁字形，以镇政府为中心，东街和南街店铺较多，西街有些冷清。西街除一户邓姓银匠店，多是路三大队社员，值得一说的是西街有个棉绒加厂，秋冬时节，棉花堆象个小山包，机器隆隆不绝于耳。加工厂西边的村庄叫高家，加工厂正北500多米处，就是当时合阳县西南片区的高等学府，县属公办路井中学。
　　 镇政府径直就是南街。南街有新华书店、理发店、照像馆、地段医院，其他则为居民住户。我记的照相馆的那位师傅，他姓杜，合阳人念杜为兔，老杜人高马大，胖乎乎，看上去很温和。一日我去上街，见一位中年妇人手拿照片与老杜理论，“他妈的，叫你把我照好点，你就把我照成这样子，我就这么难看吗？”老杜赔笑说，“嫂子，我把钱退给你，你到合阳去照吧！”南街口是由东向西的108国道，国道北边有汽车站，公路养护队和车马店。那时的国道是沙石路面，所用沙石作为任务由政府分配给沿线村庄，路井段公路属于模范路段，1958年12月，路井养路队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荣获由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牌。1960年至1970年代，胶轮车是重要的商业运输工具，用生铁铸成的铁轱辘车，是农业运输工具，老牛拉破车的形象用语，说的就是铁轱辘车，它是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铁轱辘多用牛拉，体积小，载重少，行动缓慢。胶轮7车每套3至4匹骡马，载重两千多斤，那时城乡民用物资，部分依靠胶轮车运送。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期，汽车上路运输常常遭到造反派抢劫，胶轮车成了主要的商用运输工具，路井的车马店，就是为这类运输队设立的驿站。
　　 东街是镇街的主要市场，有百货商店、生产资料五金门市部、人行营业所、邮政所、生猪收购站和各类饭馆，以及铁匠铺等手工业作坊。羊肉泡馍、油糕、扯面、辣子豆腐等是路井的特色小吃。文革时学校停课，有些同学寻求刺激，去饭馆或油糕摊赌吃，设定吃数以见胜负，临近极限，只见吃赌的挺着肚子，瞪大了眼睛，旁边的加油呐喊不断，毕竟肠胃容量有限，认输者居多。生猪收购站也是热闹地方，尤其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养猪成了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交售生猪政府是有奖励的，如布票、饲料票、化肥指标等等。那时养羊被列入资本主义尾巴，只有养猪、养鸡是受鼓励的，收购站门口两边的墙上，用白石灰水写着"猪多、肥多、粮多"的大字。鸡蛋属于紧缺物资，家家缺粮，养鸡的也不多，鸡和猪常常在巷子或村外，设法为自己搞点野食，食不足以养生，那时的猪很难肥起来，鸡下蛋时也不怎么勤快。有段时间，农村学校还给学生下达鲜蛋任务，许多学生说:"老师，我家没有鸡，哪来的蛋呀？”老师说:“找你妈要”。好象学生他妈除了生孩子，还有下蛋的本领。一颗蛋一角钱，不论大小，这种一刀切的价格回报，严重挫伤了产大蛋的积极性，鸡和饲养者都觉得很不公平。小学生交的蛋叫“爱国蛋”，这个名词从哪儿来的，我不知到，只觉的很有创意，那个时候，人的一切行为，常和政治挂勾。农村人养猪养鸡，肉和蛋都让城里人吃，肉蛋凭票供应，票证只发给吃商品粮的人。那是1972年的年30日，家里还没搞到肉，我骑自行车去了50里路外的甘井生猪收购站，表哥在那儿上班，我去走后门，家里8口人，一年到头未见过肉的星星点点，天快黑了，表哥尴尬地对我说：“没办法，你回去吧，路很远！”那一天，冒着刺骨的寒风，脚下是不曾消融的残雪，两次翻越金水沟，往返百余里。说起农民卖猪，也很有趣，离家前先设法让猪把肚子吃大，然后用架子车拉着匆匆赶往收购站，这其间最怕是猪拉屎尿尿，那猪老弟也常常有点善解人意，多数情况下都能坚持到过磅后，报出体重才把肚里吸收不了的排挤出来。
　　 阴历6月13日是路井一年一度的庙会。平时每旬见1见7是集市，集市上大凡农村人生产生活所需之物应有尽有，小到柴米油盐，大到牛马猪羊，中午时分，人声鼎沸，叫卖声此起彼伏。西街是牲畜交易市场，讨价还价的方法很特殊，卖方和买方还有经纪，把手伸进对方袖筒，互相捏着指头，就能明白要价还价和最终的成交价，人类创造的有声语言在这里失去了用途，这种暗箱操作让我觉的不可思议。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西街的生意都很红火，只是待到天黑，这一带的卫生和味儿都不大好。每逢例会，方圆十几里，早晨和傍晚，赶集的，回家的，条条村道人流不息。文革初，学校宣传队常在集市上演出，节目要么是歌颂，要么是批判，那时主要批判所谓的“三家村”，起初我以为这是北京附近一个象路井样的村庄，后来才知到那是邓拓、吴含、廖沫沙3个人，“三家村”是个属于文学性质的形象用语。演唱批判性节目，我根本看不出演唱的同学有一星半点对反党份子憎恨的表情，他们关心的是看自己嗓门亮不亮，能尽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被取缔，镇街一派萧条。
　　 在镇政府会议室，我听过张秋香的报告。那是1965年的深秋时节，合阳县副县长白坡平，陪同全国劳动模范、植棉能手、渭南县双王公社社员张秋香，来到路井向机关干部和学生，介绍她通过科学种田，提高棉花单产的先进事迹。遗罕的是在不久后开始的文革中，年过半百的张秋香，被指责为陕西省省长张德生树立的黑典型遭到批斗。白坡平副县长在运动之初就被揪斗，家被查抄，妻子和女儿屡受惊恐，年复一年的羞辱折磨，使她们悲观绝望，1969年3月母女二人自缢身亡。
　　 东街有个特别的地方，不知该叫剧院还是会场。从一个小巷往里50多米，园子很大，可容纳上千人，有个砖木结构的舞台，农村人叫戏台。文革前，村庄里的业余剧团常在里边演戏，主要是传统剧目和少量象《梁秋燕》类新编现代戏，农民把传统剧叫老戏，把现代剧叫新戏。文革开始后，兴起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既演革命样板戏，也演小节目，"四老汉打岔"、"老俩口学毛选"是很时兴的节目。偶有县剧团商演，我在那儿看过山西省万荣县蒲剧团演的《白毛女》。园子里最热闹的还是开群众大会，声势浩大各种名堂的群众大会隔三见五。遇会日红旗飘飘，锣鼓阵阵，尤其是年轻人，兴高彩烈，开会既是政治任务，还能挣点工分，热恋中的男女青年还能见到自己的朋友。那时农村青年十七八岁就定亲，二十来岁结婚，定亲后，很少有机会见面，不少人以前并不相识，尽管这样，这种听天由命的结合，并不影响生儿育女和家庭的稳定。现在的年轻人虽然自由恋爱，离婚案件却逐年攀升。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到这个园子来，在举行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时，主席台下总是会站着一批叫做“牛鬼蛇神”的人，他们大多是些中老年人。牛鬼蛇神这个词现在听起来有些希奇，那时却是常用词。
　　 路井粮站位于镇街北边500多米的巷子，那一带的住户属于路一大队。路井粮站负责收购路井、孟庄、独店三个公社的粮，有时和家庄人也来这儿交粮。卖粮时间较为集中，验收过磅后要送到指定的地方，扛着百拾斤重的粮袋，沿着木板搭建的阶梯，一步一颤地上到垛子顶端，实非易事。农民把交售公购粮叫“上粮”，这个名词很形象，过去要给朝廷“上贡"，“上贡"算是赋税，或许“上粮”是从“上贡"演绎而来，在农民看来，给朝廷输送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民“上粮”自觉而积极。“上粮"是力气活，去的多是年轻人，小伙们常为排队打群架，大村庄总因村大人多取胜。文革时，什么“爱国粮”、“反修粮"名堂不少，“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吃饭问题始终是个难题，那时亩产二三百斤就算不错，夏粮若不能完成任务，就得用秋粮去补。1970年代，有些生产队用种红薯的方法夺高产，有一种叫"农大红”的品种，亩产可达几千斤。人民公社规定4斤鲜红薯算1斤小麦，亩产400斤算是粮食生产“跨黄河，过长江"的指标，种红薯的生产队因此受到表彰。听起来人均分配的粮食不少，上顿下顿吃红薯也不是个事儿，况且“农大红”口感很差，不少农户用来养猪，久而久之，猪也哼哼唧唧不肯走近食槽。红薯不易贮藏，只好切片晒干卖给粮站，深秋时节，阴雨较多，晾晒过一波三折，若是切片后几天不出太阳，极易腐烂。那年月当个农民，活着实在不容易。
　　 1965年，合阳县总人口27万，时有高中1所，在校370人；初中6所，其中民办1所，在校学生2400人。路井中学属于公办学校，设于1960年，每年招收两个班，总数不超过百名，1965年扩招为3个班，每班60人，生源为路井、孟庄、独店3个公社。
　　 路井中学位于镇街西北一隅的黄土台塬上，大门两侧是高大挺拔的白杨，黄土筑就的围墙上分别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字。一条小道将校区从南到北一分为二，西边依次是操场、校舍和农田，东边的建筑较多，有教室、宿舍、图书馆和食堂等。20多名教职员工，大学学历居多，体育教师尉照坤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音乐教师张培乐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外语老师胡性兰，湖北人，是西安外语学院的高才生。有个叫刘仙祜的老师，个头不高，说话幽默，像是医院的全科大夫，能代数学、外语、语文课，写的一手好字，通音律，学校宣传队排节目，从音乐到表情动作，全靠他策划，有人说他能给剧团当导演。
　　 学校生活很清苦。宿舍是通铺，炕是用土坯砌成，水泥抹的表层。那时的冬季特别寒冷，被褥单薄，又不曾有火，三九天常有风雪来袭。吃饭的事通常是这样：把馍或者红薯用1根筷子串起来，或者装在小布袋，课前放在食堂的蒸笼里，开饭时再把馏热的馍，蒸熟的红薯取回，有时用瓶子或小铁合从家里带点油泼辣子或者红白萝卜丝之类。白开水，干吃馍，这种生活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以前是牛或驴拉磨，1960年的大饥荒，牲畜大量死亡，自那时起成了人推磨，农村人磨面，先把白面收起来做面条吃，剩下三分之二的黑面用来蒸馍。尽管馍黑，能吃的时月也不多，冬春时节以吃杂粮和红薯，小米稀饭或者包谷糁为主。星期天下午去学校，要把一周的干粮全背上，没有油水，没有付食，充满活力的肚皮全凭馍夯。天热的时候很麻烦，没有几天，捂在布袋里的馍开始长毛，待到周5周6，会生出墨綠的斑点，甚至发酸。学生灶也有馍和简单的饭菜，吃的人很少，大多数同学只是偶尔吃吃，算得上是改善性享受。
　　 清贫的生活并没有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好，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因时代而不同。那时贫下中农经常忆苦思甜，再说和1960年相比，至少没有生死存亡的饥饿威胁，再与许多同龄人比较，似乎还有点自豪。那时，小升初是读书求学上升通道的隘口，和我同时在同一学校拿到小学毕业证的约有90人，仅有不到20人被初中录取，其余70人从此成了人民公社小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