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石可心是哑巴。
　　 但她不是哑巴，绝对不是。她能听见，耳朵灵得很。
　　 比如，碾子做好饭，喊一声“心儿”，她会拽着头顶横杆上的绿围巾，用粗胳膊撑着身子坐起来。听见外面放鞭炮，她会把眉头拧成一团烂棉线。院里有人说话，她会慢慢躺下，身子像纸船放进水里那么小心，然后脸转到塑料布蒙着的窗户边。往常，她的脸一般背着那边的。
　　 我是跟着北坞村支书王党恩到她家的。之所以被王党恩带过来，是因为南无村渐渐被北坞村吃了。坡上的北坞村原先叫北无，和南无村是一对难兄难弟。王党恩说这个倒灶鬼名字，越叫越穷，又背又无，干脆把村改成了北坞村。他找人打了深井，通了自来水，挖了下水道，还引了天然气。后来，政府支持两村合一村，南无村但凡有一点能耐的人都搬到北坞去了。
　　 我问南无是什么意思。王党恩说就是啥球也没有的意思。
　　 现在南无村就丢下五户人。王高明王俊明两兄弟到四十岁，视网膜自动脱落，成了瞎子。地本来就瘦，天本来就旱，更种不成样子。遗传病公道，没偏没向，兄弟俩比赛谁更穷。吴志高患尿毒症，隔一天透析一回，一双眼睛瓦绿，脸乌青乌青的。还有一个老光棍，一辈子没儿没女没家业。比南无还南无。
　　 那是个春天的上午。碾子从北坞村刚拉了一车箱水，蹲在院里剪红薯苗的毛根，准备把它们滚上泥条，栽到坡地里。南无村地势低，除了那条鸡肠子河，去哪里都得爬坡。按道理应该有水，可天下按道理的事多了，没几个有道理的。以前县里来过一个水利员说南无的地下水硬，不适合饮用，绿豆都煮不软。自从北坞村打了深井，现在连硬水都没有了。隔两天就得拉一回。
　　 进了屋，我和王党恩支书一直站着。想坐也没有地方。一共就两间屋，一看就是老先人留下的，窗户还是碎格子。地上堆着装粮食的麻袋，老椅子上挂满了棉衣。捞饭的黑笊篱挂在熏黑的墙上，一把豁豁牙牙的饭勺反扣在脏兮兮的炉台上。
　　 碾子是石可心的丈夫，跛着一条左腿，目测只有一米五几。王党恩说碾子年轻时，上游鸡屁股山炸石头，他伤了腿。一条腿短，一条腿长。拉水上坡，虽然不得劲还好些。下坡时也就艰难多了，他得把车辕拼老命举过头，增大摩擦。车底下垫的轮胎磨得剩下两层皮了。在这间黑屋里，你绝对幽默不起来。地上堆满了粮食，烂鞋和柴禾，碾子像一只紫皮土豆蹲在灶间，光脑袋，矮胖的身子，拘谨地来回折一根玉米秸。
　　 站了半天，才看清炕心里有个活人，是个女人，这就是石可心。她不说话，也不动弹，屋里光线太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我所能想象到的脏乱差都不及眼前的场面。两根丈巴长、碗口粗的没有刮皮的杨树杆交叉在对面墙上，树根用破布条缠裹。中间拴着两根横杆起固定作用，底下那横杆挂满了春夏秋冬的衣服，空隙处拴着一条绿围巾，一头卡在垫了三块砖的窗台上。窗台上摆满药盒、袜子、内裤和塑料袋。石可心横卧在横杆底下，脑袋边蹲着一只淡绿色的积满白色污垢的尿盆。周围堆满了被子、褥子和各类衣服，没有拾掇的碗筷，越过她身子的电线插座。最奇怪的是靠近窗台的炕边，摆了一溜石头，青的、黄的，大的如馒头，小的如枣子，顺着窗台一字摆放，小人国的卫兵似的。
　　 她想坐起来，拽着围巾就能坐起。
　　 现在她不想起。她不说话，那些衣服杂物也静悄悄的，石头们全都乖乖地摊在那里。炕上像被洪水冲过的河滩。
　　 “你好！”我往前走了一步。只能走一步，还差点绊倒。地上摆着放过礼炮的纸墩，平时碾子坐在上面吃饭。
　　 石可心没有说话，甚至头也没有动一下，死盯着横杆上搭挂的红色上衣。一条袖子垂下来，像从河滩上捞什么东西。
　　 “我以后就住你家啦。欢迎我吗？”
　　 石可心还是不说话。碾子赶紧说“欢饮欢迎，咋不欢迎的。”这会儿，他两手紧张得来回撕扯着一片玉米皮。我估计他家是第一次有客人。
　　 王党恩支书说碾子根上是河南人，他爷爷逃荒到南无村的，累得剥了层皮也要在这里扎下根。给孙子起了个好名叫“碾子”。稳如磐石的意思。鸡肠子河上游的鸡屁股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掂一疙瘩石头就能烧成石灰。他爷爷帮人家烧石灰，他爸爸给人家拉石灰，好不容易挣下这个院子。到了碾子这一辈，河南人的标签淡化了，碾子说的是标准的南无方言。他爷爷死的时候，眼眶里盈着泪水，摸着碾子的小手，说“我娃成了地道的南无人了。”老头欣慰得太早了，碾子还不到十五岁，跟着他爹进山，炸下来的石头顺着山坡滚。石头长着黑眼睛，专门追着他的脚后跟，他跑不过它，石头从他腿上碾过去了。
　　 碾子从此个子就不长了，又矮又跛，背景也不体面，连个提亲的也没有。到了三十岁，有人说石可心愿意嫁给他。他当时就哭了，蹲在鸡肠子河边放声大哭，一边哭，一遍喊爷爷，说有人愿意嫁给我。他爷爷在半空中回话：不管啥样，只要是个本地人就行，这条件还挑挑拣拣狗屁呀，有老婆就算烧高香了。
　　 进村第二天，我们几个戴着麦秸秆编的草帽子，搜救犬似的，跟着王党恩支书在南无村上来下去地跑。南无村啥球都没有，就是有太阳。太阳从早上出来，像憋了一晚上的尿泡，撒起来就收不住。到了中午，地都能晒出油。碾子家的红薯苗裹着泥条栽进去，蔫得腰弯了。我们在山坡上考察，妄想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偶尔发现能种个啥有前景的农作物或者药材。带着地质员在鸡肠子河滩里举着发烫的青石头，妄想发现个什么矿。走访北坞村的女人，妄想发现个什么民间手艺，就能让这几户苦不堪言穷不堪穷的人家早日脱贫。但是电视是人编出来的，有那条件南无早不叫南无了。
　　 只有尽快搬到北坞村一条路。可是钱呢？
　　 靠在后墙上，我、王党恩，还有包户的四个同事，嚼着凉饼子，愁得满脸乌云色，嘴里唱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托福，嘿，诶嘿……”没有招了，学济公哩。声音在后窗下断断续续，我唱一句吸一口凉气，唱一句，又吸一口，好像饼子能甜死个人。其实，四个人嘴里都是口疮。急下的。
　　 窗子没有玻璃，钉着一块白色的塑料布。里面躺着那个无声的女人，她看不见我们，也看不见面前那条通往北坞村的空肠子般的路。我们说话唱歌，吃饼子，喝空泉水，她连一声咳嗽，一个喷嚏都没有呼应过。
　　 “石可心会说话吗？”我问王党恩。
　　 “会说。话少。”他靠在后墙上，眼睛一闭一睁，随时都要打呼噜。
　　 “说说石可心嘛。”我摇他，还不到午睡时候，他张着嘴像上辈子欠了瞌睡似的，靠着啥都能睡着。
　　 王党恩支书立刻呼出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揉搓红红的眼睛。我连忙递给他一瓶水。
　　 “她能听见吗？”
　　 老支书仰着头，故意朝屋里喊：“耳朵好着哩。你说啥她都能听见。”
　　 他说石可心是念过高中的人。要不是下肢瘫痪，碾子就得打光棍。“真是便宜这小子了。”
　　 “石可心念过高中？在哪里？”我非常好奇，急忙坐到王书记跟前。
　　 “壶镇中学。”
　　 我也在壶镇中学上的高中。石可心居然念过高中，还是壶镇中学。她是怎么残疾的？这句话就要脱口而出，我看了一眼上面的窗子，关闭了将要涌出来的问句。我得进屋找石可心谈谈。
　　 院子里的一根铁丝做成的晾衣绳，晒着那条军绿色的被子，还有两条褥子，上面印满尿渍。太阳的针刺进被褥里，把一股怪味挑出来，撒在不大的院子里。
　　 碾子抓着刚从绳子上取下来的粉色内裤——石可心的内裤。她常年不穿裤子，但是穿内裤，底下剪开的内裤。这几天她老尿褥子，屁股湿漉漉的。还有一回肚子里的屎都憋回去了，她就是不坐起，也不喊我。碾子看见我走进来，准备进屋的身子立刻转过来。他的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声音像秸秆底下的虫子爬，不仔细都听不清。
　　 碾子裸露出的皮肤只有一种老酱的颜色，连牙齿和指甲盖都是酱色的。他贴着墙，酱色的脑门上光秃秃的，像太阳烤干的瓶底子。
　　 石可心每顿饭只喝半碗米汤。中午的面条只吃两口。她躺在两根杨树干底下，一堆衣物包围中，像躺在长满海藻的破船上。这船是破船，保不齐漏水，桅杆折了，船在汪洋中打转。
　　 我给石可心倒了一杯水。她不接，也没有坐起。碾子接过水，把炕上的衣服往里拨了一把，让我坐在炕上。我把石可心吃剩的插着筷子的塑料饭盒放到炉子上，扯掉那根从她被子上跨过的乌黑的电线插座，尽量离她近一点。
　　 “你是壶镇中学哪一届的？”
　　 石可心闭着眼睛。但我知道她醒着。她的眼皮涌动，里面波涛起伏。只是不睁眼。
　　 “她属猴的。39岁了。”碾子怕我尴尬，替她回答，两个颜色更深的酱门牙露出来。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石可心应该比我低五届，我俩没有交集，更不可能认识。但一定有共同的老师。
　　 “我当时的班主任是贾培训老师。你认识吗？”我问她，我在找共同话题。
　　 石可心终于睁开了眼睛，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把头发归到耳朵后面，抓住绿围巾的一头。
　　 “你愿意带我去捡石头吗？”石可心说话了！原来她是这样说话的。一口婉转的南无方言，像鸡肠子河上空掠过的翠鸟的轻啼。清脆，高亢，纤尘不染。但提出的问题使我怔住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脑子正常乎？
　　 “捡什么石头？你咋跟黄队长胡说哩？”碾子转过身。请求我不要跟他老婆一般见识。让我跟王党恩说一下，北坞村能不能给他批一块宅基地，王党恩马上就答应了。碾子想要村委后后面的那块地。王党恩说那是准备建养老中心的，村子东边给他批一块，过几天就能下线。
　　 石可心好不容易说话了，她攥着绿围巾，是想坐起来。哪怕她说的是鸟语，我也要接着，而且要果断：“我愿意跟你去捡石头。”
　　 “我只上了不到一年。贾培训老师带我们语文课。”石可心转了过来，但没有坐起。一堆旧被子烂褥子抓着绿围巾的胳膊非常白。偶尔转过来的脸也很白。这种白，是缺少阳光照耀的苍白，像一颗泡在水里的黄豆，让人立即想到一个词“虚弱”。她还是个高鼻梁，双眼皮的美女哩。跟碾子完全没有夫妻相。
　　 “贾老师讲的《项链》我记忆最深了。我看书最害怕记外国人的名字。可是，玛蒂尔德·卢瓦泽尔。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也喜欢他的课……”石可心不看我，眼睛垂着。
　　 “你一定喜欢语文课。写一篇文章给我吧！你写一篇，我给你修改，”我从挎包里掏出杂志，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这个是我写的。然后撕掉这几天在村里的扶贫记录。把空白纸和碳素笔放在她枕边。
　　 我让碾子把窗户打开。屋子太闷了。
　　 碾子跪在炕上，把窗户底下的石头扒拉到墙角，石头发出哗哗的声音，像水从上面流过。石可心伸手把一颗一颗的石头拢到枕边，护着这些小卫兵。她没有拒绝开窗户。
　　 “可心啊，黄队长可是大作家。他让你写你就写。说不定能发表哩。那你就成了北坞村的能人了。”我谦虚了几句。我大学毕业在文化局这几年，虽一直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只能加入个市作协，哪里是什么作家。
　　 但王书记这句话对石可心很受用。我特意看了石可心一眼。她的眼睛不再低垂，而是瞅着屋顶。
　　 你的笔名就叫石花——石头里开出的花。
　　 我说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南无的河滩里，最多的就是石头。当时觉得很奇怪，这种青石被河水冲来冲去，没有长成圆溜光滑的鹅卵石模样，而是跟炮弹炸过似的，有棱有角有孔。王党恩支书说，这河也是一条倒灶鬼河，倒灶鬼石头砌墙都不是好货。
　　 你现在有笔名儿了，试着写一篇散文给我。下次来交给我哈。
　　 石可心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父亲的枣园》。字迹歪歪扭扭，完全是中学生作文。到了秋天，父亲枣园的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小希望。在村委会，我趴在桌子上修改，同事在旁边冷嘲热讽的，说我扶贫还扶出个学生来。看这修改的架势，是要全文脱胎换骨。
　　 《父亲的枣园》发表在《汾东日报》第四版文艺副刊上。稿费二十元。是以石花这个笔名发表的。我找了主编张晓军。他经常找我要稿子。我说无论如何石花的文章都要发表。不合口味我就改。那家伙让我改了三回。
　　 石可心一遍一遍地看着报纸，用手抚平本来就很平展的纸角，把稿费夹在报纸里。她接过我递过去的几本书，不知该放在哪里。
　　 我跟王党恩支书说，村委会腾出一间房做阅览室室。文化局的地下库房里，存着一些当年“三下乡”活动剩下的文学书籍。像《朱自清文集》、《贾平凹散文集》、《张爱玲文集》等等。我家里也有一些书。可以拉过来放在柜子里。
　　 “碾子，石可心要看的书，以后你负责取回来。”
　　 碾子“嗯嗯”，酱色的光头一点一点。
　　 石可心拽着横杆上的围巾，撑着坐起来。她不说话，慢慢折叠身边的棉衣。凡是手可触及的衣服都叠了，我送给她的书规规矩矩放在枕边。后来我发现那些衣服用花花绿绿的包袱裹着，堆在墙角。我数了一下，一共大大小小十几个。窗台上的药盒重装进了塑料袋，炕上那一滩被子叠起来放在她身后，她坐累了就靠着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