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岁时的懵懂中，我上了村小一年级。在父兄、老师的反复比划下，我对自己的姓名，才有了个肤浅概念。等到十二岁，到古镇上中学初一时，一直顽皮在方圆几里地的我，才发现本公社另外几个大队，还有我不少的本家……
　　
　　 一
　　 在那个黑白两色的年代里，父母长辈总是每天起早贪黑，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我整天的心思，则是与发小疯玩够了，再寻觅生熟食物，来填一下肚子，一直到恢复高考前，才甘心冷冷清清独自一人，猛啃书本来填充脑子。
　　 到二十岁时，我才知道，居住当地的我们茆家这一支，共有三百余人，都缘于我的高祖立生公，曾祖“学”字辈，共有兄弟五个，被后辈们称为“老五房”。虽有祖坟在我老家的村子里，但我高祖的父亲天祖，从哪里来，是什么名讳，这些最基本的信息，连家族中所有健在的老人，都没有一位能说得清楚的，更没有谱谍、哪怕一纸一字为证。这几乎成了我们家族一个莫大的历史性遗憾！
　　 于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寻祖追宗、修撰家谱，就一直是我们家族这一支人的一大心结、一个梦想。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祖、父两辈多位有识之士，仅依据“合桌烧纸”和“三代除名”两个传说，方向直指邻县西乡，开始了我们“老五房”漫长而艰难的寻祖探访。
　　 “合桌烧纸说”，来自西乡的于水公（相对西乡，我县在东，临近黄海）。新中国成立前后，于水老人家长年在我家乡做木匠。那时他可能就知道，茆家是小姓，全国只有几万人口，所以他对我们这里的本家特别亲切。
　　 于水公多次对我们“老五房”的人说：我们的那一支族人和你们“老五房”这一支，同属一个“东门”，祖上一直“合桌烧纸”。有人问他有没有根据，他说只要能找到西乡的族长，能够请出家谱来看，就能说得清清楚楚了。
　　 然而，要想跨出这一步，那又何其难也！因为这里还有个“三代除名说”。其中的故事，也是相当离奇的。
　　 话说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西乡本家第三次续修家谱。决定修谱之前，当时西乡的族长委派二人，到“海里”（西乡人对我们临海县乡的习惯称呼）我们这边茆家来采集信息。哪知二人回去一番汇报后，族长听后大发雷霆，发誓与“海里”本家永不来往，后来就传出了“三代除名说”。
　　 西乡族长为何发起如此暴怒呢？后来据西乡知情人说，是二位采访者回来讲：我们先找到“海里”的“老长房”采访，因为长房两辈领头人，先后都在当地大地主家里当大管家。可是，人家地位高，看不起我们穷酸相，根本不愿接待。后来又打听到，老三房家，有几百亩土地，在当地不仅富裕，还有善人的美称。可到了老三房，我们在围河外，一听说我们的来意，人家连吊桥都不愿意放下，还放出狗来要咬我们……
　　 听了这样的汇报，能怪西乡族长发大火吗？可当时的事实真的如此吗？后来是我追根求源，问过我们“老五房”的两位叔叔，他们讲的，竟与西乡人大相径庭。
　　 二位老人家先后告诉我：那时西乡两位本家是来过，当得知他们是为了修家谱的来意后，我们“老五房”几家主事人都很高兴，不仅热情招待了他们，还按当时的标准，给足了他们好多稻麦，作为修谱费用。谁知时隔不久，二人又来了，说先前给的粮食，因家里实在太穷，被他们卖了以补贴家用，还得要我们“老五房”拿出那么多粮食，他们方可交差，于是才将他们拒之门外。
　　 可惜那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可惜我们这里的人，当时没有回访西乡，就这样东西两地本家，从此结下了“梁子”，而我们这里的人，好长时间一直蒙在鼓里。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老五房”的人，可谓动了太多的脑筋，跑了一趟又一趟，可西乡的本家族长笃守“言而有信”，总是没得商量，总让来人一次次吃着闭门羹……
　　 多年之后，城乡人员开始流动了。西乡一位本家老哥，来我镇一砖窑厂打工，正巧我“老五房”有一叔叔在这个窑厂当厂长。叔叔对他关爱有加，后来这位老哥，还举家迁到“海里”来落户。
　　 有了这位得力的“内线”，加之西乡也有不少开明人士，对保管家谱的族长，开展了全方位的“政治攻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硬兼施，加之我们“老五房”的长者、在外当官的、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再一次出动最强阵容，开着车子，浩浩荡荡，来到西乡族长门外，致歉再三，千求万拜，直至晚上十一点，一趟来人，才在凛冽寒风中走进屋内。净手、礼拜，直至族长点头满意，才获准一睹“老五房”人梦寐以求的《茆氏宗谱》，并于一九九一年三月，按西乡宗谱班辈顺序修改后，才同意将我“老五房”人员与西乡宗亲联谱，且作东门六世祖世斌公后裔入谱。我们“老五房”每房购藏一套，于是乎，了却了我们这一支族人的一大夙愿！
　　 时隔二十一个春秋，二〇一二年正月初三，“老五房”族长约请我父辈和我等兄弟众人，商定修编我们“老五房”支谱，我被指定为撰写谱序之人。
　　 接到这一从未接触过的特殊使命后，我在工作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对一九九一年续修的《茆氏宗谱》进行了反复认真地研读，竟然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即在复印的原有四册老谱中，看到六世祖世斌公名讳之下，在复印时留下了一处黑墨方块，我想这一定有什么隐情！更奇怪的是，世斌公名讳后，没有六世祖母姓氏的任何记录，而且谱中没有任何特别地注明。
　　 我考虑再三，很快将这一发现，报告“老五房”族长叔叔，他也感到十分惊讶。叔侄俩统一看法后，我在第一时间电话禀报西乡族长。他很快查阅原版老宗谱，告诉我说：黑墨块覆盖的是“无传”二字，世斌公应该是没有婚配，没有子嗣！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这一发现，在我们“老五房”和西乡本族人中，可谓捅了个很大的“篓子”。因为二十一年前，一大家人花了多大功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寻祖联谱的巨大工程，难道就这么个小小的发现，就能前功尽弃吗？这让多少人情何以堪呀？！
　　 如何收拾眼前的局面？如何得到各方的认同？如何准确地写好我们“老五房”的谱序？这些都是摆在族长和我面前的棘手问题。
　　 随后族长要我和他一起，立即采取了以下几项行动：
　　 第一，立即召开“老五房”各房代表会议。通报新发现的问题，分析主观客原因，在各房代表意见取得一致的基础上，作出了当年与西乡联谱不当的初步判断。
　　 第二，为慎重起见，组织“老五房”骨干成员，和我们一起驱车赶赴西乡，首先寻访木匠于水公的子孙，就“合桌烧纸说”，展开面对面地访谈，但得到的结论，还是当时的那个传说。
　　 第三，时隔一星期，我们一行再赴西乡，与现任族长等西乡有关本家，就这一问题，逐项逐条进行会商，以防历史的误会再度发生，并达成了六点共识：
　　 一是据清同治四年西乡《茆氏宗谱》序中“东南二门，未遍采访”之说，如我们“老五房”属其东门后裔，但未及采访，则无三代名可除；二是如在采访之列，真的“有名可除”，那老谱中必有相应记载；三是即使有名可除，将我高祖立生公上三代除名，那立生公的名讳，应留在老谱中；四是立生公的班辈，与西乡“同辈元字”不符，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反常情况。五是在西乡同治四年的老谱中，如六世祖世斌公是我“老五房”祖宗，那他的名讳之下，绝不会注有“无传”二字，更不应将“世斌夫人”一并“除名”。六是西乡《茆氏宗谱》对我“老五房”无一字记载，说明两者没有紧密的关系。
　　 第四，随后我们回来，再次召开“老五房”代表会议，并作出以下决议：一是“老五房”先祖来源，有待进一步考证，期待后裔子孙能有更大的智慧，或借助科学手段，寻找正确答案。二是“老五房”与西乡本家，虽在联谱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情感上，“老五房”每一位成员，以及所有后来人，都应遵循“中华茆姓是一家，西乡本家尤为亲”之精神。三是此次“老五房”修谱，要本着“尊重历史，认同现状，放眼未来”之精神，对诸世班辈进行必要的确认、调整和完善，对已用班辈和人名，一律不再改动……并将这一变化的整个过程，如实地记入谱序之中。
　　 我们“老五房”的家谱，虽然按时敲定并印发到各房各户了，但我们的老祖宗到底来自何方呢？历史性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其中的辛酸，不知能有几人真正领会？
　　 在参加修撰家谱的二年多时间里，让我有切肤之痛般的感受，只有一句话：续修家谱，承传宗族文化，对一个家族成员及其后人，是何等的重要啊！除非你是置身事外的特殊人物！
　　
　　 二
　　 三十多年来，我总要挤出时间，积极参加家庭、家族、宗族各次祭祀祖先、宗亲联谊等活动。
　　 在参加全国性宗亲研讨联谊时，我认识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本家学者、儒商和官员，为他们情系宗族文化研究的无私奉献精神而动容！这里仅想以本家昌龙教授为例，以此表达我对他深厚的感恩之情。
　　 昌龙教授与我同庚，今年已到花甲之年。他一直在大学任教，二十年来，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利用暑寒假等闲暇时间，凭借浓浓的宗族情怀，发挥所学专长，先后访问过全国十三个省市、四十多个县、一百六十多个茆氏村庄和居住地，深入开展收集资料、编辑文献、撰写论文的繁盛工作，倾力中华茆氏宗族文化研究。
　　 昌龙教授跋山涉水大江南北，先后查阅了包括正史资料、历史笔记和地方志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仅地方志就查阅了一千多本、数百万页，发现数百种关于茆氏的记载；搜集了全国各地三十多套、一百八十多本宗谱等大量珍贵的茆氏历史资料；陆续撰写了三十多篇层次较高的茆氏历史专题研究文章。
　　 近二十年来，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茆氏宗亲联谊会、研讨会或是祭祀祖先活动，到处都能看到昌龙教授的身影，各地的族人，都能聆听到他的研究成果报告，而且多次都有夫人陪伴在身旁，既担任他的私驾，还兼任摄像记者。
　　 他还邀请了宗族内一批文化水准高、热心宗族研究的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茆氏宗族文化研究会，他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办《中华茆氏宗族文化研究通讯》期刊，他是《通讯》的总编。
　　
　　 三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全世界一个最伟大的民族，我想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列祖列宗，历来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要得益于一直重视教育人民，永葆家国情怀，致力孝亲敬祖，致力爱国忠党，致力服务人民。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家族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家教、家风和家庭建设，这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教诲！
　　 宗族文化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组织。研究会是研究宗族的资源中心，研究会是连祖接智的加油总站，研究会是联通族人的信息中枢，研究会是宗亲家人的精神祠堂，研究会创办的《通讯》、宗族网站、微信群，是我们宗亲不可或缺的联络平台和思想家园。
　　 如何才能使宗族文化研究会更有活力，更具生命力？我有这样一些构想，供爱好者参考：
　　 第一，关于研讨会的课题确定。
　　 课题确定要有宽泛性，让更多的有志者参与到研究队伍中来，尤其是能给宗族中的年轻人，有一个为家族文化研究出力出彩的机会与舞台。
　　 课题确定要有灵活性，可以由研究总会直接规定，也可以与有关地方分会约定；规定的课题，可以由总会直接调查研究，也可以与分会人员共同研讨完成；约定的课题，可以由分会或个人直接调研完成，也可以在总会指导下共同完成。
　　 第二，关于研究会的组织体系。
　　 研究的课题多了，必须要有一大批研究人员，必然要靠研究总会和各地分会工作班子的精心组织。
　　 在强化研究总会班子建设，加强研究总会组织力量的同时，要着力抓好全国各地分会的组建，推动各地分支族长、助理等基层负责人的队伍建设，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上下联通的组织体系。
　　 第三，关于研究会的运行机制。
　　 一是工作指导的联动机制。在总会、分会、分支（家族）的组织体系中，建立上下贯通、以上导下、上下一体的工作联动机制。
　　 二是研究课题的商定机制。除总会确定的由总会直接调研的重大课题外，各地每届、每年的课题规划、计划，可由分会收集、选择，并报总会确定或备案。调研任务主要由分会完成，重大课题智力不够的，由总会分会一起完成。
　　 三是坚持年会的汇报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必须雷打不动。
　　 总会确定每年年会的适当时间，总会、分会负责人和承担课题调研任务者，无特殊原因，务必准时参会。
　　 可采取多种形式召开年会。比如，每年可以集中在某地，面对面汇报交流。是旅游景点的，还可以安排游玩观光，以满足不少退职退休人员经常自费旅游的需要。
　　 如集中开会出现困难时，可在建立的研究会会员微信群平台上，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让会员特别是有研究任务的人员，发表调研成果，相互讨论修改意见，达到相互促进、相互弥补、相互提高的目的。
　　 四是五年换届的总结机制。按照研究会《章程》，研究会每五年要组织一次换届大会，除必要的人事调整充实外，要安排专门的工作报告，总结五年来在寻根、敬祖、和合、旺族以及家教家风建设等方面的成绩与问题，并对下一届五年的工作提出建议。
　　 五是族务活动的指导机制。各支派的家族事务，一般都是各支族长和助理们自行操作。总会和分会可在调研总结好的经验基础上，在修谱、祭祖、扶助、家风建设、如何当好族长等方面，予以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
　　 比如，在规范修谱上，就需要一个指导性的办法。再如，在敬诚祭祖上，要有一个说服力的建议。我认为，祭祖大礼发端于商朝、成熟于孔儒。祭祖可以用三牲等作祭品，参祭人员餐饮忌讳较少一些，民间也一直如此；但如果一定要引入佛事元素，应遵循佛陀佛教的基本理念，杜绝杀生、吃荤，请来的和尚僧人更要正宗，不然所做的超度先人的法事又能有什么效果呢？已经得到超度的先人，恐怕也不需要以后的再次、多次的超度了！在我们的家族中，如果在祭祖问题上真正形成了共识，我想势必能够节省大笔支出，历代先祖在天也会感到欣慰的！
　　 （辛丑年三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