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时，我们农村人口还很少，一个庄子，只有我和邻居生产队长家的二丫同年同岁。别误会，二丫不是女孩，是因为他上边有一个姐姐叫大丫，他的父母怕他死去，便为他起了一个叫“二丫”的名字，据说这样小孩泼皮健康。我们农村的小孩不比城里的小孩金贵，在我刚会走路时，大人去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只用小草席一圈，就把我挡在室内，我们也不敢出去，怕被“山东老侉子”抱走。
　　 我五岁那年的一天下午，我看到二丫家的大黑猫捉了一只老鼠，戏耍够了吃了它。第二天我又被圈在屋内，饿了就吃一点母亲放在地上的山芋干。这时，我发现一只顶多有我小手指大的小老鼠，围着我团团转，比绿豆还小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手中的山芋干。它可能饿坏了，我便嚼了一点喂它，它还真的不怕人，慢慢地吃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它可能就是上一天被大黑猫吃了的老鼠的孩子，它现在成了孤儿。随后，它几乎天天来，我也天天喂它。
　　 一天一天过去了，它长成了挺帅的鼠小伙子，同时也染上了偷窃的恶习，动不动就偷点花生或黄豆之类到我家。要知道，它偷的东西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只有生产队的仓库或生产队干部家才有。没有营养的吃到肚里会胃酸的山芋干，我早就吃厌了。人穷志短，驴瘦毛长，便把它偷来的花生黄豆之类放在盛着干牛屎的火盆里烤了吃，与它一起分享。好事不出名，坏事扬千里。我会吃老鼠偷来的东西的事，不久便被人发现了。大人怕我被传染疾病，命令我，不许再吃老鼠偷来的东西，可花生毕竟比山芋干好吃，我背地里仍然与老鼠打得火热。到了暖和的春天，我会脱下破棉袄捉虱子，然后放在地上任蚂蚁拖进蚁穴，老鼠便在一边玩耍，这样，我过了不少开心的日子。
　　 一天下午，我好象听到老鼠的惨叫。跑出去一看，看见大黑猫正抓住我的老鼠朋友，张开血盆大口要吃它。我情急之下，掏出弹弓，对准大黑猫便是一下，它惨叫一声，拖着被打伤的后腿跑开了，这一幕，正好被二丫看到了。晚上，二丫的爸爸兴师动众到我家，训斥我，说我不该护偷粮食的老鼠。我在背里常听别人议论，说二丫的父亲常把生产队仓库的东西往家扛，所以就顶撞道：“老鼠饿急了，找一点东西不能算偷，它要是在生产队仓库里偷，你们打死它，也不关我的事”！一句话，击中了他的软肋，便把脾气发向我妈。我妈用鞋底，在我屁股上结结实实打了几下，他才得以下台。此事不了了之。不过，从此我便与二丫结下了梁子。
　　 转眼，我上小学了。由于二丫的使坏，没有一个同学肯与我玩。正所谓“人穷朋友少，衣破虱子多”，我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老鼠，同学们背地里都叫我“鼠娃”。每天，当我背着小书包上学时，它总是恋恋不舍地跟在我身后；当我走进小学大门时，它就不声不响地钻进路边草丛中；放学后，它又会准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由于我没有人缘，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迟迟当不成“红小兵”，那鲜艳的红领巾总是系不到我的脖子上。如此，我又度过一段苦闷而又愉快的时光。
　　 1976年初秋的一天午后，空气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就在下午的第二节课刚上不久，老校长正带领我们学习什么社论。它不知从什么地方慌里慌张地钻出来，跑到我跟前。二丫喊一声：“鼠娃，你的兄弟找你来了！”当时，我的那个羞呀，恨不能钻到地皮下去。它见我不理它，便嗖地一声，窜上讲台，先是对着老校长做了一个鬼脸。老校长见状，想拿粉笔砸它，可没提防，他的手指被老鼠恶狠狠地咬了一口。老师大怒，一声“打”字还没出口，二丫首先带人来围攻它。老鼠见状，窜出教室便逃。这下子热闹了：老鼠在逃，老师带头，后边是二丫和我们的一班同学在追。我们的教室在最东边，别班的老师与同学见我们这班闹成这样，以为我们是在造老校长的反（那年月，造老师的反、反潮流是很时髦的事），也就蜂拥而出，一起加入我们班的队伍。你说老鼠也该死，教室走廊边上就是乱石堆，它只要朝里一钻，就得救了。可它偏偏不钻，而是“引导”人群朝空旷的大操场跑去。几百个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眨眼间，它就被二丫他们踩成了肉泥。解决了老鼠的问题后，二丫他们转过拳头，就对准了我。我的天呀，老鼠，我可要为你背黑锅了。我闭上眼睛：随他去吧，反正我唯一的朋友也被打死了，是死是活，随便。可拳头还没到我身上，我便感到天旋地转，接着听到人们的惊叫声。我睁开眼睛一看，我们的大操场像水一样波动起来，再看教室，像城里小孩玩的积木，纷纷倒下。一场震惊人类的大地震，就这样发生了……
　　 事后我得知，某些动物对重大自然灾害有本能的应急反映，我的老鼠朋友是救我来了……据大人讲，周边学校的师生伤亡惨重，而我们学校无一伤亡。因此，老校长还荣获“抗震先进个人”称号。
　　 后来，二丫等一班人纷纷向我示好，我都懒得理他们。再后来，我盼望已久的红领巾，终于系上我的脖子。再再后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据说二丫做了不小的干部，因喜欢别人的老婆和国库的金钱，沦为实实在在的“硕鼠”，被司法机关法办。
　　
　　 （原创首发）
　　
　　 （后记：本文纯属虚构，谨以此祭奠我那灰色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