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背负行囊满头大汗地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我真切地感到我过不了秦岭，下不了江南，也无缘于复旦，我只能起跑于这秦岭南麓的东龙山上。
　　 这所学校大门的两边分别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陕西师范大学商洛专修科”，一块是“商洛地区师范学校”。这两所学校其实就是一所学校，都是两年，都是师范，教室在一起，宿舍在一起，食堂也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因为报考类别的差异，这里的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各有两个班级算是大专，而史地班、理化班等几个班级却算是中专。从大门望去，几排平房红砖黑瓦，看起来并不比商南一中气派，甚至于跟赵川中学也好不了多少；但这里却是人才的摇篮，是商洛地区的最高学府。
　　 到商洛地区最高学府上学，这在恢复高考制度不久的1981年自然是不少莘莘学子的梦寐以求，甚至于不少家长摆酒请客不少乡邻敲锣打鼓以示庆贺，但我却满腹忧郁，我为不能再补习一年跟那鲲鹏一样展翅高飞而落寞。我心有不甘地来到这里，来到这秦岭南麓的东龙山上。我在东龙山上听着山下滚滚的丹江水，与那两座巍峨的高塔相伴了两年。
　　 我开始结缘于407，我的班级是407，我的宿舍也是407。在中文407这个班级里，我认识了建玲、明霞等一批女生，也认识了建盈、朝英等一批男生。但以我十八岁的年龄，我不敢对女生看，一看女生便脸红心跳手足无措，目光便刻意撇开以保持心灵平静；以我放羊娃的出身，我也不敢对男生看，我只有一件三个兜的黄的确良上衣和一条半新不旧的蓝涤卡裤子，没手表也没眼镜儿，自然便不去扎推儿。月明星稀之下，丹水涛声之中，在这龙山双塔之间逡巡，确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这所学校唯一的一栋高楼上有我的宿舍，斑驳的黄漆门上依稀写的也是407，四张架子床上可以睡八个人，可我们只睡了七个，另外的一张床上堆满了同学的箱子、衣服和碗筷，还有几双解放鞋散发出脚臭以及橡胶的气味。我的下铺住着玉琪，对面是成虎和慧延，门口的那两张床上，富中趴在床头一门心思地帮女同学写作文，有良抱住口琴吹《外婆的澎湖湾》，全来横着笛子吹《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两人对着手抄的歌谱如醉如痴。黑魆魆的过道那边，也有谁在唱《驼铃》和《牡丹之歌》。慧延听得无趣喊一声：“走呀！谁跟我厮赶上，进城呀！”
　　 那天跟慧延厮赶着进城，慧延却带我走了半天的路跑回沙河子吃他母亲烙的锅盔，慧延母亲烙的锅盔是正宗的商州锅盔，锅盔上印着图案，一咬满嘴麦香，比起学校的发面馍馍那是香了许多，关键是那桌子上还立着一瓶酱油一瓶醋，外加一碗油泼辣子。这种吃法这所学校没有，我的老家也没有。商州的锅盔就是好吃，慧延母亲烙的锅盔就是好吃。
　　 学校的大食堂在学校南院，中间隔一条马路，体育全老师总是在他开的文具店里张罗着帮他的妻子卖货，那火车头帽子以及耷拉着耳笼子着实不大干净。南院的那座塔伫立着，尖尖地直插云霄，间或有一些杂草从砖缝里长出来，风吹得呼呼响，几只鸽子盘旋着在那青砖上找落脚的地方。铃声一响，师专的和师范的都拿着洋瓷碗子，一窝蜂地穿过尘土飞扬的马路到南院的吃饭。学校的餐厅也是一个礼堂，平时只有七八个斗大的窗口里偶尔才有人说话，可这一到吃饭的时候这餐厅却挤得水泄不通，乱哄哄的窗口前一个个把洋瓷碗子都举过了头，勉强塞进去打了饭菜，再抱在怀里钻出来找个地方吃。我就喜欢出来圪蹴在这塔底下吃饭，如果没有鸽子在头顶上拉屎，那在塔底吃饭却是自在得很。
　　 只是这学校的饭，大多时候只能吃个半饱。学校每人每月补贴十七元五角钱和三十一斤粮票，自然是要节省了吃，饱或者不饱，都不可以再向家里要钱补贴伙食。好在金凤那几个女同学饭量小，吃剩下的，便递了馒头或发糕，或者将剩下的菜拨给男同学。我虽然脸红，却并不推辞，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尤其是那发糕，水伴糊汤，加了糖精，摊进笼屉，一笼一笼摞起来，架成山一样高，烧了大火猛蒸，那蒸好的发糕切成菱形，经济实惠，又香又甜。
　　 很长时间我都沉沦在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懊恼中，这份落寞生生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羞于见人，也不敢说话，只把自己藏在学校西院那个虽然简陋却也清净的图书室，凭那一排排古色古香的书籍消遣时光。这学校的老师，也有些古色古香的意思，古代汉语老师刘承平的眼镜儿活脱脱就是用酒瓶底子做成的，看字趴在书本上，写字趴在黑板上，吃力得很，但学问却很深奥，一个汉字就引经据典讲半天。古代文学老师牛树林腰里别个酒葫芦，讲着讲着便踱到门口，看看门外没人就取了塞子美美地咂两口，直到那眼睛发了红才眉飞色舞地讲起来。那两本自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册，大多在中学就已学过，到东龙山那个地方再学，真真地不是难事。现代文学老师李宽民也是戴一副眼镜，但这眼镜不像刘老师那瓶底似的眼镜厚实，宽宽的眼镜框里镶进两片玻璃片子，黑围巾一围，长头发一甩，在讲台上很有些风度。李老师讲鲁迅讲夏妍，讲老舍讲巴金，讲郁达夫也讲徐志摩，讲新文化运动也讲鸳鸯蝴蝶派，中文407的同学便悄悄地给他取了个郭沫若的雅号。这代课的也有几个青年老师，比如大一的班主任李继高老师就是前几年才留校的小青年，说是给我们代逻辑课，可那时候的逻辑课是没有课本的，似乎也没大听明白逻辑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倒是他那有点腼腆的样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永林老师也是跟李继高老师一起留校的，给我们代现代汉语课的时候最喜欢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他那朗读不是照着书本读，而是像演话剧那样站在讲台上，字正腔圆地往下背，一篇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下来，王老师的真功夫也就出来了，实在是不敢让人小觑。却也有半老不少的，比如大二的班主任汤志民老师、代外国文学的耿明奇老师、代现代汉语的郭三科老师、代文学概论的骆麦艳老师以及代党史课的林枫老师，都是人到中年，跟我高中老师的年龄不差上下。
　　 滔滔不绝的丹江水，岿然屹立的龙山塔，洒满煤屑的黄泥路，遍布荒野的山枣树，伴随日出日落，我行走在这东龙山上。
　　 东龙山孕育着我的梦想,那个年代是一个清纯的年代，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在这龙山之上，我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玉露琼浆，幻想着有一天能以自己的努力让我的父母乡亲过上好日子，幻想着自己能像英雄人物一样为国家建功立业，幻想着自己真正地有能力来为人民服务。
　　 东龙山燃烧着我的激情，最让我激情澎湃的，是路遥的《人生》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抱着这两本书从地质十三队钻进布满荆棘的枣树林，爬上满是黄土的东龙后山，时而狂奔不止，时而仰面朝天，呐喊着，叹息着，思考着，彷徨着，一边读一边泪眼婆娑，一边读一边磨刀霍霍。我被高家林和巧珍折腾得五迷三道，我像少年维特一样的烦恼。
　　 东龙山沉淀着我的友情，除了商洛师专中文407班富中以及从商南一中第一个文科补习班走来的那些同学，还有中文406班的老同学以及数学系里的新栋和贵才，而孔熙就在这理化班，克贵就在这史地班，华成和唐清也从东店子的英语班时常过来，星期天还可以去三十里以外的地区农校，找那些当年的伙伴一起度过周末。益国远远地从秦岭那边寄来书信，世斌和焕成也在丹凤那座师范学校里，不时地向我倾诉他的快乐以及苦闷。在这东龙山上的莘莘学子，有的只有十七八岁直接参加高考考了来，而有的在此之前却当了许多年的民办教师，只因恢复了高考制度才搭了高考的车考来，考来时已是满脸沧桑,我们就在这东龙山上，缔结并延续着同窗之谊。
　　 东龙山也给我留下了一段别样的记忆。一个婉约的江南女子，一首婉约的《清平乐》，婉婉约约地从丹江河边向我走来，清晰地却又朦胧地站在我的眼前，使我好像是看到了戴望舒《雨巷》里的那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这个叫明院的姑娘随了父亲从江苏扬州来商州赶考，是一个叫华成的同学传来了她的小诗，又向她传去了我的那首这几十年来很助酒兴的《爆炸吧，宇宙！》，我觉得这个姑娘应该是一个江南才女，只是这江南才女在这丹江之畔、龙山之下，却是惊鸿一瞥。
　　 两年之后的一个清晨，还是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我挥手作别了校友，作别了双塔，作别了东龙山，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