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爱朱自清先生的散文。那种清丽、淡雅的文笔，简洁、朴实的叙说中，又蕴含着绵密、深切的情感。《荷塘月色》《春雨》《背影》，不仅读过，还很多次教过学生。他的写作水平，很难望其项背，那是生活的积淀，文化素养的浸润，无法复制的。
　　 特别是《背影》那篇文章，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在我的记忆中，也有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背影。似乎比朱自清先生父亲的背影，更为震撼、更为凄惶、更为隽永！
　　 多少次提起笔来，想把它写出来。但是，沉重的心情让我却步！甚至怀疑我能否写好那个背影，会不会亵渎了那神圣的父爱？！父亲已经“走了”五十年了，自己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切都已经看淡了。现在，正是回首往事的时候了，我不能让那个瞬间，消失在我的手里！
　　 那是1960年的冬天，我在南京上大学。那年天气奇冷，报纸上预告，最低温度可达到零下十四度！由于家境贫寒，我下身只穿一条绒裤，一条单裤；上身有棉衣，还可抵挡。上课在教室里，下课回宿舍，也许是年纪轻，有“火势”，倒也可以将就。
　　 一天中午，我在教室里看书。窗外刮着凛冽的西北风。“传达室有人找你。”班主任徐老师通知我。
　　 来到传达室，竟然看到父亲坐在那里！瘦削的脸上紫里带青，鼻尖上还挂着一滴清水鼻涕；颈项里一条赭色的围巾绕了一圈，塞在前胸破旧的棉袄里，鼓起了一个包；下身也是一条单裤、一条旧绒裤，显得很单薄。他看到我，本能地用手捋了一下鼻尖，对我上下打量，用手在我大腿上捏了一把。
　　 “太单薄了，冷吧？过两天预报要达到零下十四度呢！”父亲从地上的一个破藤包里，拿出一个纸包。
　　 “这是条斯威特裤（当时都这么叫，实际上是厚绒裤），我和你娘知道你没有棉裤，决定给你买的。你穿上它，就不会冷了。再说学校里要上体育课，穿棉裤不方便。”
　　 “爸，我不冷，你不是也只穿这么多吗？”
　　 “无锡没有这里冷，我是特意从无锡买了送来的。”
　　 他打开纸包，把一条紫红色的斯威特绒裤提起来，在我腰间试了一下。
　　 “正好，我说要120码的。”
　　 我感觉到他冰冷的手，还有那带着烟味的气息。我看到，他的鬓角已经有了参杂的银丝，才四十七岁啊！换到今天，还是一个大小伙呀！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帅气”的人，中等以上个子，国字脸、微胖，很精神的。但多子女、低收入；再加上各种社会因素，工作经常变动，似乎有点“郁郁不得志”。这加速了他的衰老速度！眼前的他，瘦削、还有点憔悴。心里一阵翻腾，一股酸楚直冲鼻腔，眼泪在眼眶里滚动。我连忙用手擦掉，从父亲手里拿过斯威特，感到它是那么的沉重。我知道，这条裤子，加上父亲来去的路费，就是他半个月的工资！家里还有母亲和三个弟妹，这个月的生活将会多么艰难！
　　 “我看到你很高兴，长高了，也胖了点，你回宿舍去穿上吧，我得乘火车赶回无锡。”父亲的脸上挂着少有的笑意。他才来了多长时间啊，十几分钟吧？为了我，他先是用了半天的时间，赶到无锡；马上乘火车，才匆匆赶到南京。我知道，他没钱在南京住旅馆，必须赶回无锡，晚上，还可以住进单位的免费“招待所”，第二天早上乘轮船回家。
　　 无奈之下，我只能送走父亲。走出传达室，迎面吹来一股寒风。父亲一个寒噤，浑身微微抖动起来，刚才在传达室里逐渐恢复正常的脸色，又出现青紫色，两颊上出现了一层“精肉痱子（鸡皮疙瘩）”。那是一段下坡路，我看到父亲脚步有些颤抖，身子显得有些哆嗦。他屏住了嘴巴，脸上绽起肌肉的印痕，似乎为了不让牙齿打颤！我跟着走了一段路，来到路口，他挥挥手示意让我回去。我站在那里，目送父亲抖抖瑟瑟的身影。他知道我还没走，回身说：
　　 “你、你，快、快回、回去，穿、穿上裤、裤子吧。我、我去乘、乘一、一路车。”寒冷让他牙齿在打颤，说不出完整的话！他把破藤包挽在臂弯里，两手插进袖筒，不自主地弓起了腰，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他是怕让我看到他那副“窘相”！他那瑟缩的背影，渐渐远去，也逐渐模糊起来，我的两行冰冷的泪水滴落在衣襟上！他那瑟缩的背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上身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棉袄，微微弓起了腰；两手拢在衣袖里，一只破藤包，在左臂弯里随着脚步晃动；穿着藏青色单薄裤子的下身，与上身不成比例的寒碜！
　　 回到学校，在宿舍里穿上那条“斯威特”裤，一阵温暖由下而上，直到心头。但父亲那瑟缩的背影，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我真切地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含义！
　　 我想象着，母亲在破旧冰冷的洋袜机上，用拆下来的旧线，给人加工袜子。几百、几千转，才能织成一双袜子，仅能收入两毛钱！父亲一年中，半年在浙江、安徽一带，在外“采购”农用资料，出差补贴不够用，还落了一百多元的债！每到月底，都要“预支”一点工资，或者向别人暂借……。
　　 我想到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同样是对儿子的关爱，但我的父母似乎更为艰难！我和大姐在读大学，还有三个弟妹在家需要抚养、读书；更不说，先前因为家境困难，两个送人抚养的妹妹！
　　 两年以后，父亲在上海突然患病。单位里让我去探望他，我带的就是那个破藤包；家里没有余钱，从单位里“借”了200元钱。放在一件旧衣服的口袋里，以免“露眼”。乘轮船到上海一天一晚，我包不离身。到上海后，住进“孟渊”旅馆，遇到荡口一位姓陆的采购员，他是送父亲进医院的。原来是，父亲在前几天一次晚饭后，突然异常头疼。老陆急忙打120，送进“仁济医院”。经检查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中风的一种），于是住院治疗。幸亏及时抢救，已经脱离危险。
　　 当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在病床上，病床倾斜着。他的头部朝下，脚朝上。我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由为他担心起来。他不能转动头部，所以我凑近了床头，他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
　　 “没事的，我很好，不要为我担心。”第一句话就是宽慰我。我让他少说话，他却问我许多问题，单位里有没有带钱来，带香烟来（他是嗜烟如命的）；问我住在哪里，在那里吃饭等等。我不让他说，他却不停地问。这时一位女医生过来了，她看到我，就问：“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那是我儿子。”父亲抢在我前面回答了她，似乎有点炫耀的意思。
　　 “你父亲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这病很危险的，幸亏及时送来；现在出血已经止住，血管伤口的愈合还需要一段时间。”医生对我做了病情介绍。她又对我父亲说：
　　 “老张，注意头部不要动，说话不要用劲。第四天了，正常的话，明天可以躺平了，不过还要做一次腰椎穿刺。有话明天再和你儿子说吧。”我知道，医生是婉言让父亲休息。于是我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探视病人的时间），我又去医院。父亲已经平躺在床上了，头部还是固定着。我看到他的脸色正常，放心了不少。他告诉我，昨天是一个实习生做的腰椎穿刺，很疼。那个女医生做，一点也不觉得疼。检查结果很正常，所以上午就平躺了。
　　 在探视时间里（下午3点到5点），他絮絮地和我讲了许多事。吃饭可以到广东路一家小饭馆里，那里“实惠”，一份饭、一个雪菜黄鱼汤五毛钱，早晚可以吃面，三两的一毛钱；没事可以到福州路“新华书店”去看书；外滩走走也可以，怎么走等等。分明把我当做不谙世事的“小毛孩”，在他心里，也许我永远长不大！我都一一答应，让他放心。他虽然躺在床上，我却似乎看到了他的背影——那瑟缩的背影！心里装着的是我，没有把自己的病情放在心上！多么深挚的父爱啊！也许是他的忙碌，也许是我在外求学的缘故，在二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和父亲有过这样长时间的交谈过。
　　 在近一个月的住院过程中，随着身体逐渐康复，每天两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都要“充分利用”。和我讲起他14岁当学徒的事，以及共产党甘荡支部书记陈枕白是他的老师，怎样对他启蒙教育的；怎样会与王莘、孟东波同学的事，以及怎样协助他北撤到苏北的事；初次到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是怎样的污秽，他怎样“洁身自好”的事等等，他的用意我很清楚，要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因为有这段时期的交谈，我对父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是一个正直、善良、勤奋的人。
　　 出院了，结账的手续得我去办。当时，他属于公费报销，但是需要到江苏省驻沪办事处去，用医院的结账单，交到办事处，开出转账单，送到医院。他不厌其烦地指点我，怎么走，在办事处几楼，哪个柜台，怎么说清楚，会有哪些手续等等。其实我二十三岁了，完全可以办好的。按照他的指点，没有走一点弯路顺利办好手续。出院后，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乘上海轮船回甘露。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一路上，他走在前面，俨然是一个“老上海”，指点我，这是什么路，什么桥，码头在哪里等等。我拿着行李在后面跟着，我看到他的背影，又在脑海里浮现出在南京的那个“背影”。大概是病后虚弱，走路有点晃动，不敢挺直腰板，身子微微弓着。五十岁的人，已经显出老态了！
　　 在船上，我安顿好他，给他在舱板上铺了棉被，可坐可卧。晚上，我就靠在他身旁的柱子上，打个瞌睡。一路上他还是絮絮叨叨给我讲他的经历。回家后又休息了个把月，他就去上班了。
　　 1968年的5月，父亲走了，含冤地走了！我刚好不在家，甚至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再也看不到他的背影了！但是，那瑟缩的背影，却时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给我温暖的情怀，他给我娓娓地叙说，他给我谆谆地嘱咐，永铸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