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来老院看望陪侍父母，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总是“你给我交党费了吗?”“到时会交的。”我答道。这是因为我的住所，正是父亲离休时所在的单位小区，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党费都是我代交的。
　　 有时，我笑一笑说：“爸，你就不问问你的儿孙近况如何？”他总是“哦、哦”几声，便不搭腔了。
　　 我并不怨父亲，他已年过九旬，老了，老得时而糊涂，时而清楚。说他不糊涂，他100元就被骗的、把一张军功奖状给卖了，等儿女知晓，与他说的时候，他又悔已晚矣。那可是在战斗中获得的荣耀、并隐含了向家乡报喜时，奶奶误以为儿子牺牲所倾注了的泪水和昏厥。但有几件事，他是从来没忘记的，也是记得最明白不过的。许许多多来看望他的人，一问到这些，他总是讲得清清楚楚。
　　 父亲的一生，正好在党的百年历程里，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可以说折射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党的怀抱中所成长的过程。
　　 父亲出生于贫困之家，从还未记事起，就随爷爷一担子担着全部家当，七口人背井离乡，来到了祖母的故里，靠租一些薄田糊口度日。小时候的他，当过放牛娃，当过长工，没上过一天学。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光荣入伍，并在当年的战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次说过，一过黄河，就再没想着回来。这一句话，总是令倾听者动容，甚至盈眶。在战争年代里，谁都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有谁能肯定自己一定会生还？战士的生命，总是拴在裤腰带上的。曾几多问父亲，在山东参加了多少次战斗？他总是摇摇头，记不起来。但我知道，至今还时常暴发的火爆脾气，就是在战斗中留下的后遗症。若问父亲，哪年入的党，那年那月那日，他都说得明明白白。难怪有人说，老人老了，仍记忆犹新。
　　 从父亲的讲述和军功章中知道，他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他还对未能参加抗美援朝，耿耿于怀。那时，他只不过错过了一夜的时辰。早年，我曾问过父亲，是什么军衔，他却说，我就是刘邓手下的一个小兵。有一件事，还记得是这样子的。在渡江的时候，由于人多船少，一只船上要坐四、五十个战士。多为北方人，几乎都是旱鸭子。坐在船边的战士，被炮弹击起的江浪，掀翻到水里，几乎无人生还。那些被炮弹打中的船，就更别说了。江中，是没有收救船只的。父亲说，幸好他坐在船的中央。
　　 父亲是在攻打潜山县时负的伤。他说过，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他们连一攻进去，就被机枪扫倒一大片，不得不撤下来。在撤退时，还遭到敌人的穷追猛打，牺牲了不少战友。每讲到此，他总是含着泪花，有时甚至哽咽凝噎。父亲是幸运的，即使在担架紧缺的情况下，还是被抬出了阎王府。
　　 父亲住进了野战医院。不幸的是，又被敌人袭击。一个可以收治3000多人的战地医院，仅仅跑出来27人。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他曾讲，在大别山的时候，敌人数倍甚至十几倍于我军，在与敌人周旋时，从早走到晚，总是走不出包围圈圈。一天的急行军，上百里是常有的事。有时，就连吃饭，还是一边走一边吃，吃不上的，只能忍饥挨饿。遇到冰凌河水，也得趟过去。趟过去就有生，趟不过去就只有等死。许多战士，因此冻掉了脚丫子。父亲的小腿，至今仍是黑色的，令人不忍一睹。没有负伤的时候，是这样。有了伤，就更难了。在负伤期间，父亲只得留下来，让老百姓照料，还不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只能躲在大山中。那时的大别山，没有后方，只有前线。老百姓都没有吃的、穿的，怎能照料周全？甚至，老百姓不是被赶出家园，就是伤亡于枪下。那时，与父亲同在山中的有四个伤号，其他三人均伤口化浓，无以为医。父亲又侥幸，尽管打过摆子，挖过疥，伤口竟然愈合了。问父亲，那三个战士后来怎样了？父亲只摇了摇头。
　　 一年后，父亲在军队首长的亲自过问下，才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但仍有一些小碎骨没能取出来。记得，我在就读初中时，因跑铁路不慎摔折了手骨，父亲连夜带我到乡下找了一位土郎中。老郎中给我接骨时，痛的我直冒汗、直流泪、直叫喊。要知道，父亲在手术时，是没有麻药的，也没流一滴眼泪。我有此亲身的感受，更加敬重父亲。
　　 父亲是在部队上，才学识字的。我没有这样问过父亲，但有好多来访的人，这样问过好几次。问父亲想对今天说什么，他总是举起手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现在能够听到说这话的，已经少了，但这话一点也不为过。只是生活在今天的幸福日子里的我们，没有父亲那样感同身受。还记得，有一个老修萝匠说过，对现实的生活，非常满足。老修萝匠的标准，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儿女环绕膝下。当然，现在比老修萝匠的那个时代，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我的父亲，当是英雄，他用自己一生的践行，为革命历程与和平的珍贵，作了个真真切切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