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到营口老家，就觉得自己的年龄倒退了不少——因为和母亲在一起，因为和同学在一起，因为和婚前好友在一起，因为和老团干部在一起。于是，脑子里一下涌出许多想写的东西。
　　 1959年的冬天，在机关幼儿园小二班住长托的黑人得了急性肺炎，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医院，于是有了第一次打针的痛苦记忆，刻骨铭心。到了第二次打针的时候，不仅痛苦，而且恐惧，连哭带嚎，甚至用随地尿尿威胁家长，从此晕针晕血，至今每次体检抽血时都紧闭双眼。自从那次得了小儿急性肺炎，黑人就再没有去住长托的机关幼儿园。
　　 看《东方红》的时候，黑人正在红旗小学带着红领巾和三道杠，那时满眼满心都是鲜红的颜色：红日、红霞、红军、红花、红旗、红褂……那时候也特别喜欢红色，为红旗的一角而激动，为红色的后代而骄傲。直到那场红色的风暴渐渐演变成血雨腥风，这才对红色产生了恐惧，特别是有一天看见被打死的人趴在野坑里，周围的水一片暗红，心里害怕极了，只希望这场铺天盖地的大火赶紧熄灭——父母已经被烧，我们正在被烤，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觉得自己正站在红色阵营的对面，或者说已经红的发紫、发黑。记得当时写给爸爸的大字报里就有这么一句：当年红里透紫，如今紫里发黑。让人害怕的还有红卫兵、红袖标、红后代、红海洋乃至“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到了东方红中学以后，黑人最怕填写各种各样登记表，生怕人家知道爷爷是富农、姥爷是地主的黑色印记。这种红色恐惧症一直到父母被“解放”才渐渐消除。如今，红色恐怖的年代一去不复返，黑里透红的黑人还是喜欢红太阳、红牡丹、红头绳、红地毯，依然喜欢红色的歌曲，红色的舞蹈，红色的影视，红色的传记，尤其喜欢诞生于1964年国庆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年黑人刚好10岁。
　　 1964年，十岁的黑人刚刚从建设小学转到红旗小学不久，就在赵雪竹老师的带领下，排队走到东方红影剧院观看《女跳水队员》，对那碧水蓝天自由翱翔的红衣少女印象深刻。以后许多年才知道，《女跳水队员》的主演张克境本身就是跳水运动员，从此走上专业演员的成长道路，还知道她的爱人就是电视剧《我爱我家》老爷子的扮演者文兴宇（去世）。前两年黑人还去过湛江的国家跳水队训练基地，再次看到海燕一般自由翱翔在碧水蓝天之间的小小跳水队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一代又一代的体育爱好者，一代又一代的热情电影观众，生生不息，代代老去。看看镜头里接受采访的八旬老妪张克境，再看看镜子里一脸褶皱满头白发的黑人，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不管怎么说，《女跳水队员》中的张克境，还有《刘三姐》中的黄婉秋，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金迪……都是黑人青葱岁月中的第一抹嫣红。
　　 1966年夏天，黑人12 岁。因为跳级，很“幸运”的成为营口五中年龄最小的红卫兵。当时的中学里有四个年级，除了原来的三个年级，还有我们这些刚刚小升初的“小一年”。那年8月，中学生们开始革命大串联，起初不让“小一年”参加，后来勉强同意，条件是必须有高年级的学生带领才行。于是黑人再次成为幸运儿，同校三年级的邻居大姐小霞愿意带领我们去串联。更幸运的事还在后面，那天晚上我们刚刚进京，正在永定门体育场里高唱革命歌曲的时候，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已下发通知，停止全国红卫兵进京串联，于是我们也将是最后一批（第八次）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11月25日凌晨，我们从驻地新街口电影院出发，来到东长安街北侧的中山公园附近排好接受检阅的队伍。最前排是解放军，小个黑人与解放军之间只隔着一个小女生，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幸运，小霞姐姐个子高，远远的排在后面，大声叮嘱我注意安全。天气很冷，心情很热，从黑天到白天，我们一直在唱歌和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上午10点20分，队伍突然安静，激动人心的《东方红》乐曲声在长安街的上空奏响，毛主席的车队从东往西开了过来，向着我们开了过来！一台又一台的敞篷吉普车上除了毛主席，还有林彪，还有周恩来，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身着军装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却微微皱着眉头，时而右手抬到耳边。这一刻，十里长街顿时山呼海啸，“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铺天盖地，每个人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了看清毛主席，大家都往前挤，人浪汹涌像决堤的大潮。而后，毛主席的车队刚刚过去，解放军的拦截稍稍松动，我们这些站在前排的小个子就被后面的人扑倒在地。黑人的身下是哭声越来越弱的小女生，黑人的背后是压力越来越重的“大石头”，呼吸越来越困难，思维越来越模糊：完了……要死了……见到毛主席了……见不到妈妈爸爸了……再醒来时，黑人已经躺在车上，旁边是那个小女生一动不动，还有破涕为笑的小霞姐姐。知道这个时候黑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竟然是掏出抄大字报用的小笔记本，在扉页上歪歪扭扭的写到：1966年11月25号10点25分，我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小本子至今还留在黑人的书柜里，这段小故事被黑人写成散文《小霞》。后来听说在这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中有人被踩死，但愿不是黑人身下的那个小女生。
　　 后来我们从北京继续南下：郑州、武汉、长沙……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花钱，天冷了还发军大衣，就是哪哪都挤的要命，特别是在车上。后来黑人扎着军用皮带，斜挎着黄书包，把自己收拾的精精神神回到营口，可是一下车，臂上的红袖标便被人扯了下去：你爸是三反分子，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黑人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是1976年的冬天，整整十年，地覆天翻。毛主席静静的长眠在水晶棺中，耳边再没有山呼海啸和吵闹喧嚣。天安门依然站在那里，长安街依然躺在那里。如今，黑人的外孙已经12岁。
　　 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1970～1980），是黑人的校外读书年代，主要的内容是读马列、读毛著、读鲁迅，与身边的同学同事略有不同的是读鲁迅——读鲁迅的故事，读鲁迅的小说，读鲁迅的书信……但是，读的最多的还是鲁迅的杂文，不仅读，而且记，把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狠话”摘录成《鲁迅语录》，满满的抄了好几大本。后来学而致用，常在大批判稿里加上鲁迅的话，那时的批判武器中运用马列的话或者鲁迅的话，其轰动效应甚至大于毛主席语录，可能是毛主席语录用的太多了吧。后来也学着鲁迅写杂文，其实就是把大批判改做小评论，一事一议，边议边批，当时在《营口日报》上偶有黑人的小豆腐块，还因为鲁迅语录的使用和人家打过笔仗。后来把这些随笔杂谈之类的豆腐块文章编辑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文集《清明雪》，其中也有不少学习鲁迅的心得体会。由此看来，引领黑人走上文学之路的光辉旗帜便是《鲁迅语录》。不仅如此，黑人头脑里的“反骨”、语言中的“狠话”和性格中的“硬气”似乎都与鲁迅先生有关，也不知道应当感谢还是埋怨先生。总之，读鲁迅是一种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
　　 1975年，在团市委工作的黑人参加了市“斗批改”工作队，来到盖县红旗公社。当时的公社所在地就在哈大路边，除了黑人所在的公社总部外，工作队还有各个组下派到生产大队和社直单位，譬如蓝旗大队、文屯大队、公社机修厂等等。那时的工作队生活艰苦，几乎每顿都是壳多难咽的“金杂五”高粱米饭，还有全是密虫的清水煮白菜。实在吃不下去，就到供销社买罐臭豆腐，只要吃一口臭豆腐，便觉得其它的东西都不难吃了。当时，伙食条件比较好的是机修厂工作组，有个星期天，他们想方设法回市里买了点猪肉，用自己生的蒜苗，还有白菜，包了一顿数量有限的饺子。因为这个工作组里有两位团市委的同事，他们就把我偷偷喊了去，一进门看到他们正在和饺子馅，那叫一个香！谁知又有闻到香味的“馋猫”，接二连三的来了一大帮，狼多肉少，工作组长犯了难，最后还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会计有办法，抓起一大把精盐撒到饺子馅里……那顿饺子，不仅够吃，而且剩了。在红旗工作队的日子里，总盼着县里开会，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县招待所改善生活——夏天开会，吃的是大馒头、菠菜汤，碧绿的菠菜，雪白的肉片，就希望厨师的勺子多给捞点“干货”；冬天开会，吃的是大米饭、炖酸菜，先盛一碗酸菜，再夹上一大片五花肉，总是剩最后一口饭的时候，再吃那片肉。从县里回到公社，还要继续吃喂牲口的“金杂五”和漂密虫的白菜汤，不过这也比知青伙食强多了，他们要么吃不饱，要么没有菜，因此去老百姓家偷鸡摸狗也是常事。有段时间我们到知青点了解村干部迫害女知青的情况，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城市孩子每天干那么重的活却吃不饱、吃不好，心里很难受，就在过年的时候，找关系走后门，给青年点弄来一些大米白面和猪肉，包了一顿肉包子，还吃了一顿大米饭。结果，那包子刚刚出笼，就有男知青上去吐唾沫，于是把女知青不吃的那份也吃了。后来大米饭出锅的时候，又有男知青冲上去，狠狠的盛了满满一大碗，而女知青却是先盛半碗饭，吃完了再盛一大碗，待男知青再想盛饭时饭盆已经空了。由此看来，饥饿也能开发智慧。这就是当年黑人在红旗公社斗批改（如今已经记不住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了）工作队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今天，物是人非，再看哈大路边红旗（镇）大集的热闹场面和富庶景象：大鱼大肉大米白面，大吃大喝大快朵颐，知青没了，农民富了，屋里暖了，锅里满了……从偷偷摸摸吃饺子、埋埋汰太抢包子，到热热闹闹赶大集、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确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感谢奇鲁兄航拍抓拍的美片大片，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感慨时代变迁。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