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哥兴高采烈、急匆匆地从他供职的青山完小赶回老家，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做的大信封。一到家门，他就招呼全家人集中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宣读“中财”对我的录取通知书，内容大概是：XXX同学，你已被我校录取为某某专业学生，请按本通知书要求按时到校报到云云。接下来是学院的联系人、联系电话以及到校的交通路线等。
　　 多年含辛茹苦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文盲的父母压抑不住喜悦的心情，要大哥再次朗读了一遍录取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分别将它要了过去，仔细地“看”了起来，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为着子女们的学业，父亲连烟都没舍得抽过，家里留存的几匹烟叶都是留着招待客人的。此时他找来了一匹烟叶，裁撤下来裹成一个烟卷，用一根竹筒管抽了起来以示庆祝。母亲的眼泪很快下来了，一个劲地赞扬我为他们争了气，一家人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第二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全乡第一个到首都读大学的学生，左邻右舍、田间地头、村里村外都在谈论我。就全乡来说，那时十村已经有几个人考上了省城或地级市里的大学，隔壁的阳大爷每次赶场都能听到十村的一个老人得意的话语；自己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阳大爷似乎有些抬不起头，只好无奈地避开那位老人，私下还说：“搞农业难道就不吃饭了吗？”等到我考上了大学，阳大爷再也不用避开那位老人，还主动地与赶场的其他人凑堆儿，也自豪地说，谁说我们村就出不了大学生？这不就有了吗？十村的人能干，哪个考上了首都的大学呢？及至多年以后，一些年轻的小老乡见到我，还直言我的事迹在当时乃是村里爆炸性的新闻，他们正是因了我的榜样才一个个树立了信心，跳出了农门。
　　 我的心还算比较平静，这缘于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记得高考结束后我回到老家务农，一起劳动的长辈问我考得如何？我大胆豪言：要是我都考不上，全县恐怕考不上五个人！这话传到了母亲耳朵里，母亲暗自高兴，嘴里却把我狠狠地责备了一番：“啥时候养成了吹牛的习惯？即使考得好也要谦虚一些才对啊！”从那一刻起，我就学会了低调。但是，族人们的登门祝贺还是扬起了我的喜悦，有的送来了粮票，有的送来了零散的钱币，有的送来了远行的生活用品，一张张羡慕的表情让我真正意识到我身份的彻底改变，走起路来都如腾云驾雾一般。
　　 在我尚未得到录取通知书前，据说一个长辈还萌生了给我提亲的想法，女孩便是我小学的同学。事后他庆幸地说：“幸好当时没有给他们提亲，否则就把双方都得罪了。”言下之意，我这个大学生怎么会同意跟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呢？
　　 对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来讲，那年头跳出农门便是最大的心愿，但我的愿望不止是跳出农门，也不满足于到地市或省城上学，而是一定要到祖国的心脏——首都读书。那时高考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无一例外地全部选择了首都的院校。班主任老师看到我的志愿表时还提醒我：你娃儿还是应该把稳些，在首都、省城、市里各选择一个院校，以免名落孙山！我认真考虑过老师的建议，但还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最终第二志愿录取了我，我成了“中财”的一名学生，“中财”成了我的母校！
　　
　　 二
　　 一到校门，我便坠入了五里云雾，不是因为陈旧低矮的校舍，而是因为校门口的两块牌子——面对大门，右边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左边是北京卷烟厂，但大门被后者的门卫看守着；进门便是车间，房顶上还冒着白色的烟雾，机器轰鸣着。这难道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我是在大哥的陪伴下到达“中财”的。我的身上背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我的几件生活用品和几本书，大哥则背着伯父送给我的一床新棉被。我们完全如同两个首次进城打工、懵懵懂懂的农民工！我们犹疑着不敢走进校门，门卫看见我们更厉声吆喝我们离开。大哥翻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门卫看了看，认真地瞥了我一眼，这才告诉我们，进大门往左走，穿过一道铁栅门就是“中财”了。我们依言而行，眼前果然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操场、两幢新修的学生宿舍、一座四层楼高的教学楼和南北两座平房，一群群师生在校园里行走，我这才有些清醒过来，明白自己已经身处“中财”校园了。
　　 我们在报到处报了名，工作人员给我安排了宿舍，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搭了四张床，高低铺共八个床位，我选择了靠窗的一个上铺住了下来。大哥想要趁机参观一下天安门，与我挤住了两个夜晚。同屋的有来自黑龙江的博华、浙江的建平、广东的龚智、福建的春文、内蒙的兴明、河北的小东，以及北京的过越。房间甚是狭窄，好在大家都还是“穷光棍”，生活用品不多。八人中过越的床位是象征性的，他的父母是北大的老师，家离中财很近，早晚可以骑车往返。
　　 班上三十二位同学，男女生数量相近，男生偏多。女生住前楼，宿舍号已记不清了，男生们住后楼的313、315和323室，315里的同学与几个85级的师兄合住，信息比313、323的同学来得更快，思想似乎也比我们成熟一些，在校四年中，几件重大的事情消息源都在315。
　　 宿舍的生活与专业课相距甚远。有同学喜欢画画，墙上便张贴着猫啊狗啊的素描。有同学喜欢音乐，墙上便挂了一把吉他，别的同学偶尔也拿起它“东施效颦”一番。有同学喜欢舞蹈，走起路来都夹杂着一些霹雳舞、太空舞的舞步。有同学喜欢足球，墙上便贴着马拉多纳、马特乌斯等球星的画报，书籍中也夹带几本足球杂志。班上的彩电放置在315室，世界杯期间，大家通宵陪伴在电视周围，淘汰赛期间还买来了啤酒，为那一个个惊险刺激的进球碰杯、喝彩。
　　 住在315室的晓星喜欢厨艺，买来了煤油炉和炊具。周末我们用节省下来的粮票换来钱币，去市场购买几样蔬菜，晓星主厨，我们打杂，闲者打扑克，麻将也是在那时偷偷学会的，所谓“棋牌乐乐无穷”的内涵，我们在那时就领略了，一玩就是大半天，没有赌资，但我们也要分个输赢，赢者娱乐，输者提供服务。
　　 除了扑克麻将，我也喜欢书法。正是青春旺盛、思想萌发之际，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涌动，传统的、先进的，国内的、国外的，正面的、负面的，诸多事务一齐涌入脑海，让人目不暇接。那时我们还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我的思想开始复杂起来，便将“矛盾”二字书写起来贴在床头墙壁上，有人夸我书法进展神速，我私下觉得，这两字可是代表了我那时的全部内心世界啊！每当听到这样的夸奖，我便以微笑作答。
　　 学习之外，最热闹的便是操场了。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玩者甚众。我和晓东、春文喜欢篮球，一下课就到操场上打篮球。春秋两季，学校开展运动会，我们便代表班级参加比赛，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给班级挣得什么荣誉，只好用“贵在参与”来安慰自己。学校没有像样的澡堂，我们打完篮球，便到宿舍斜对面的洗漱间用冷水冲洗。冬天，一盆冷水浇在身上，我们一阵激灵，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好在那时我们正身强力壮，热血被革命老前辈的事迹激励着，对这点苦根本没放在心上。
　　 北国的冬天比南方大为不同。有一年刚入冬，我打完篮球洗好衣服，按在老家的习惯将衣服挂在窗外，计划下午晾干后才收捡回来。谁知到了下午，衣服不仅没干，还被冻得硬梆梆的。这是北国的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但北国的冬天远不止这些。此时校园的空地上到处都堆放着大白菜，这于我同样是新奇的。南国的冬天是不缺乏绿色蔬菜的，可北国的冬天，即使是在首都这样的天下商贾云集之处，市民们都只得依靠大白菜度过漫长的冬天，由此可见那时物资的紧缺和生活的艰难！
　　 让我感到兴奋的还有冰雪。暖气升起来以后，窗外是呜呜不停的北风，白杨树瘦骨嶙峋地兀立在空中，操场上早已无法进行球赛了。我已做好“猫冬”的打算，却见几个工人在操场上浇起水来，一连好几天昼夜不停地浇，不多久，一个不算很大的滑冰场就形成了。师生们纷纷涌入滑冰场，从白天一直滑到深夜。欢快的乐曲和热闹的气氛激发了我体内的热血，我宁愿忍饥挨饿也要租来滑冰鞋学习溜冰。第一次穿上滑冰鞋，晃晃悠悠，几次差点跌倒，起步，摔倒，再起步，再摔倒，浑身酸痛甚至鼻青脸肿都无所畏惧，到了后来终于成了一个滑冰的熟手，快、慢、转、停，虽说不上姿势优美，倒也能做到随心所欲。
　　 除此之外便是与雪共舞。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南方，以前对雪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今身在了雪国，玩雪的机会岂能错过？雪一下来，我们便来到学校或公园宽阔处，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玩得不亦乐乎。而今，我的相册里最多的便是那时玩雪的照片。
　　 对于一个来自大巴山穷乡僻壤的人来说，北京的游览处无疑处处都相当于仙境，天安门、故宫、天坛、地坛、北海、中南海（那时还对外开放）、颐和园、明十三陵等等，皇城的大气、壮观、美丽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残垣断壁的圆明园也曾引起过我们的悲愤，但那时没人管理，清澈的湖水成了我们游泳的好去处。八大处、香山红叶等自然景观也美不胜收。我们一口气爬上香山之巅，将一面校旗随风展开，对着天空、山谷和其他学校的师生们大喊：香山，我来了！红叶，我爱你！北京，我爱您！中财，我爱您！
　　 还记得第一次参观长城的经历。那是一个阴冷的周末，班长老马为全班同学集中购买了从西直门火车站去往八达岭的火车票。一路上，我们都被伟人的那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所激励着，幻想着长城的宏伟气魄和自己登上长城的飒爽英姿，欢笑着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和费翔的《故乡的云》等歌曲，车厢里的乘客都向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
　　 登上长城，寒风凄凄，冷雨袭面，我们的兴致稍被打击，但厚重的城墙、苍茫的天际、辽阔的群山让人浮想联翩，我想象着昔日这里战火纷飞、烽烟滚滚的景象，也想到了康熙帝的那句名言：真正的长城不是城墙，而是人心！我们在城墙上奔跑、欢呼、观望、凝思，领略这项世界奇观的风采，后来的几年里，我又独自去了一次长城，默默领会长城的文化价值和带给人类的启示，并让它贯穿在我人生的始终！
　　
　　 三
　　 “中财”与共和国同龄，原名叫中央财经干部管理学校，后改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上个世纪末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十年浩劫”让知识分子跌入了历史的深渊，“中财”被解散，校园被改建成北京卷烟厂，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烟厂都是“中财人”绕不开的一个心结。每次进出校园大门，我们都会被门卫当贼似的引起注意，这不啻是“中财人”最大的屈辱！更有那彻夜不停的机器轰鸣声，以及源源不断送入我们鼻孔的卷烟气息，我们甚至怀疑，在现实的经济利益面前，知识的价值难道真的不如一个实体产业？被人类崇尚的科学知识难道可以被钞票随意欺负和羞辱吗？
　　 “中财人”站了出来，校领导多次找有关部门申请、呼吁迁走烟厂，还我校园！时值国家百废待兴，即使首都的财政也捉襟见肘，烟厂始终横亘在校园的前方和我们的心头。年轻的心开始了冲动，师生们罢课、阻断烟厂交通，这些行为引来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财政部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多次光临校园，会商烟厂搬迁大计。最先迁走的是车间，然后才是后勤部门，“中财”的大门终于完全属于了自己，“中财”的“脸上”终于不用再贴着别人的名字了，厂房先被改建成了校舍，后被全部拆除，新的教学楼、礼堂、食堂拔地而起，几代“中财人”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崭新的校园，科学知识的价值在“中财”最终得以重塑！
　　
　　 四
　　 “中财”四年，学习生活当然是重中之重。学校给我们安排的专业课有三十多门，好多课程都带有“国际”二字，如《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结算》等，选修课也有十多门，很多老师年龄与我们相仿，如关贵森、王玉奇、庞刚等，我们便打破了师生的界限，称他们作“老关”、“老王”、“老庞”。那时很多课程连像样的教材都没有，老师们东抄西摘作为我们的教材，还一边上课一边编写专业书籍，我们则帮助老师誊抄。记得给我们上专业课的玉奇老师编写的《财产保险》书籍，其中很大部分内容都是我誊抄的。王老师感念我的辛苦，在书籍的前言中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变为铅字，内心也有一份欣喜和成就感！
　　 系里的李继熊、陈继儒等老师算得上行业内泰斗级的人物了，一些部级重要部门还时常请他们去讲课，其他院校也把他们当做座上宾，他们编写的书籍更是被全国同行奉为圭臬。两位教授个子不高，微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谦虚稳重，中外兼修，旁征博引，把我们的思维带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中。我的毕业论文受李教授的启发，题目叫《多式联运和海上保险的相互促进》，被他评定为优秀论文。现在想来，尽管我最大的学习兴趣在文学，有时我甚至后悔自己读错了专业，但此生能成为李教授、陈教授的弟子，那也是三生有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