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叔比我父亲小十岁，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位苦大仇深的老人，他对党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对解放军感恩戴德。别看保叔识字不多，但他聪明，一学就会。解放后，他为村民做了不少好事，政府给他评了个省劳模，五十年代去省城接受省长颁奖，回到村里是锣鼓喧天地迎接。他逢人便说，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他很能说，读书人不一定说得过他。
　　 我小时候读书的学校是一座古老的旧祠堂改建的，保叔的家就紧靠校园的大门，我们上学必须要绕过保叔的菜园才能走进学校。读小学时，保叔经常被学校领导请去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每说到动情处就哭，他一哭，听课的学生也跟着哭，几乎哭得稀里哗啦。当时的老师都有阶级感情，一听到悲伤处就举着拳头高喊口号:打倒地主恶霸，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老师喊一句，学生也就跟着喊。
　　 保叔的童年很苦，他是和父母从外地一路讨饭来到我们村的。当时我们村子有一个最大的地主，和我是本家，能力大得很，统管周边三县，家里田产无数。保叔一家就是通过村里人介绍，卖身帮地主打长工。地主见保叔母亲有几分姿色，便留在身边服侍，不到一星期，保叔的母亲被地主强行霸占，最后吊死在地主后院的一棵树上。他父亲知道后，舍命去找地主辩理，竟被手下人打瞎一只眼睛，还被反绑双手吊在长工们经常出入的路边大树上，整整吊了三天三夜。最后还剩下一口气，就被地主的手下于三更半夜用麻袋装着丢到后山的一个坑里，让他自生自灭。可怜的保叔连看一眼父亲的机会都没有，也不知父亲是死是活，留在地主家当了童工，吃不饱穿不暖，白天帮地主放牛，晚上就和牛睡在牛棚里。寒冷的冬天用草做被子，酷暑的夏天与蚊子共枕眠。他的身上到处都是鞭痕，每当讲到伤心处，他还脱去衣裳给我们看。
　　 当时我们都以为保叔的父亲会死，谁知上天有眼，对穷苦人格外开恩，竟被一个会中医的老郎中给救活了。老郎中也是贫苦出身，没有儿女，后来就把自己治病的技术传给了保叔父亲，还认他做了干儿子，两人相依为命。
　　 抗战爆发那年，保叔长成了后生，到处打听他父亲的下落，也不知是死是活。湘西多土匪，对有钱人家经常骚扰，但从不欺负普通老百姓。有一天晚上，土匪来地主家的粮仓进行抢劫，整个大院又是放火又是枪声，保叔趁机逃了出来，躲在山上的一个洞里，整整饿了两天两夜。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出来找吃的，竟然遇到了上山采药的父亲。他喜出望外，抱着父亲痛哭了一场，后来随着父亲去了老郎中家。
　　 老郎中家有个侄女，比保叔小几岁，后来由老郎中做主嫁给了保叔。湖南解放后，保叔一家分到了一套房产，就在我们的小学旁。
　　 由于受父亲影响，保叔也学会了很多草药的治病方法，专为贫苦百姓治病，分文不取。后来他的声誉越来越大，十里八乡都来我们村子找他看病，经他手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他治内伤堪称一绝，别人我不知道，我在七岁和十岁两次导致的内伤，都是他给治好的。
　　 除了给人义务治病外，保叔还利用自制的喇叭筒在晚上沿街叫喊，一路提醒村民“防火防盗”。正是他的深明大义，无私奉献，五八年获得了省劳模称号，上省城领奖，受到省长接见，回来后全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保叔是我们村子唯一一个走进省城见过大世面的人，对党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逢人便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和毛主席亲，他说几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恩。
　　 保叔养育了三个儿子，他把老大老三都送进了部队，留老二在家务农。老三从小学开始就跟我同学，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初中时就能给人看病，特别是治脓包脓疮，几乎是药到病除。高中那年，就因他免费治好了十几个长脓包脓疮的学生，一时成为学校的名人。后来学校将他的先进事迹上报，团县委还专门下文号召全县青年向他学习。这都是保叔从小对他教育的结果，医者仁心。
　　 在我们村，保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比大队书记还大，村里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甚至连当时的县委书记都对他敬重三分，毕竟是省级劳模，又是苦大仇深的贫苦人。那年月，劳模和贫苦人是最吃香的，常常被请到全公社的干部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
　　 保叔和我父亲的关系一直不错，打我懂事起，常看到他来我家玩，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们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他在省城受省长接见的光辉史，每说到兴奋处，就猛拍一掌桌子，然后又哈哈大笑。笑声中有他的幸福，有他的自豪，更有他对毛主席的那份感恩之情。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旧社会把人当鬼，新社会把鬼当人，如果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即使活着也是遭罪。他有时说着说着，自己又哭了起来。
　　 保叔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我几乎没有看到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他也依旧保持着一个贫苦人的本色。有人笑他，如今生活好了，总得穿点好的，吃点好的，何必和自己过不去？他却笑着说，衣服再好也是穿在身上，只要保暖就行，比当时在地主家盖稻草睡觉用麻布袋裹身不知要强多少倍；吃多吃好只有一张嘴，不要太讲究，更不要忘本。他的一席话，常常让别人接不上茬，很是尴尬。他也喜欢与年轻人聊天，但聊的话题大都是国家大事、理想追求、人不能忘本之类的话。他说话不是给人讲道理，而是用事实说话。当然，大都是谈他的过去，谈新中国的好，谈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谈解放军的伟大。我村很多青年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去部队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的军衔官至大校。
　　 在我们村里，我接触的大部分老人都有抽水烟喝白酒的习惯，但保叔他即不抽烟也不沾酒。他帮人治病从不收钱，别人为了感谢他，每次上门都会带一些瓜果、新鲜蔬菜或是土特产送给他。他没法拒绝，就把这些东西分送给那些比较贫困的家庭，有时来我家玩还带着新鲜瓜果之类的食物。
　　 我家是一栋窨子屋，十分宽敞，一走进大门全是清一色石板铺成，有“冬暖夏凉”的好处。每当夏天来临，我家特别热闹，加之靠近马路边，来乘凉玩耍的村民很多。在这些村民中，保叔算得上是个常客，只要他一来，村民就围着他，喜欢听他讲故事，讲新闻。保叔有一个“宝贝”，那是省长奖给他的，在当时确实是个稀奇货，没人见过。这个“宝贝”就是收音机，仅一块砖头大，可以随身携带，他每天都听新闻。保叔的“能说会道”可能与这“宝贝”有关，因为他爱学习，记性又好，村民们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但他十分有原则，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他从不乱说，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就连当时的公社书记都十分佩服他，说他是一颗“红色的种子”，走到哪里都是传播正能量。所以他给大家讲的故事或者新闻，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像当时打倒谁的消息在官方没有宣布之前，保叔早就知道，但就是不说，他从来不做给社会添乱的事。
　　 我参加工作后那些年，每年寒暑假回老家看望父母，还经常碰到保叔，有时在路上，有时在我家里。他和我父亲聊得来，毕竟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有共同话语。别看他上了年纪，他的初心一直未改，晚上睡觉之前，依旧拿着喇叭筒沿街大声叫喊，提醒村民“天干物燥，注意防火”。有时喊完从我家门前经过时，只要大门没关，他都要来我家与父亲聊上几句，然后笑呵呵地回家睡觉。保叔做的都是行善积德的好事，正是因为他的时时提醒，我所在的村子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就此为保叔写过一篇报道，在湖南农村报发表。
　　 母亲离世后，我把父亲接来城里住，自此再也没有保叔的消息。记得父亲仙逝那年送他回老家安葬的那天早晨，父亲的棺木刚停靠在路边，等一阵鞭炮和锣鼓响过，得知消息的村民都跑来为父亲送行，因为父亲生前和村民关系很好，还用钱财周济过不少人。在这些村民中，我突然看到了保叔，正见他站在我父亲的棺木旁一边抹泪一边哭道:“老伙计啊，我们又见面了，你这一走，谁来陪我聊天？你也太狠了老伙计，丢下我你先走了。我今天特来送送你，一路走好！”听到保叔哭泣，我早已成了泪人儿。看着保叔那一头花白而稀疏的乱发，再瞅着他布满沧桑消瘦的脸，我发现他苍老了许多，与先前给我的感觉完全判若两人。
　　 我是在父亲离开五年后才得知保叔去世的消息的。那年清明我回老家给父母扫墓，返回时乘坐一辆去县城的班车，在车上偶然碰到我的同学，也就是保叔的三儿子。老同学见面自然高兴。当我问及保叔身体时，老同学告诉我说他父亲于年前走了，还说他刚从他父亲那儿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倏地一沉，喉咙一阵哽咽，泪水便出来了。多好的老人啊，一生经受了多少磨难，为村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日子好过了却又走了。
　　 人生几多伤往事，太多无情，犹似花落付流水。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保叔与父亲聊天时那开怀大笑的样子。念往事如昨，叹岁月重现，再思故乡，如今仅存的除了记忆，还有一份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