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洋河边，洋河这是旧时水上人对她的称呼，也就是今天的斗龙港。行船人以船为家，我从出生到学前这段时间都是随父母在船上度过的。爷爷退休后进了“马房”，那是提供给水上退休职工简易的养老院，我在爷爷那渡过了三年时间。
　　 上学期间人家问我“家在哪？”对这个问题我一直不知该如何回答，实在逼急了就回答“在船上”，这种回答更是加重了别人的好奇心，那惊异的目光如根根芒刺刺在心头。
　　 因而从小我对“家”这个概念就有着深入骨髓的记忆。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来到水上学校做教师，学校给我这个单身分了半间房子，这时我能称她为“家”了，这个家就是大丰的西七里半，一个水上船民的聚集地，有船厂、拉丝厂、石灰厂、学校和水上一村组成，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西河口。”
　　 西河口，大丰县城最西头一处繁华之地，在1959年到2021年这62年间，从一处蛮荒之地到今天的繁华，留下了太多水上船民的情感寄托，因为有了这里，水上人才真正有了一个算是“家”的地方，也被水上人成为藏在内心的故乡。这里的变化与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步，不久，这里将面临着整体拆迁。消息传来，朋友圈里沸腾了，充斥着不舍与回忆，将西河口人的记忆再次倒回过去的几十年时光中。
　　 西河口不仅是现在的三千居民生活的居所，还是船民前辈们的安息之地，都说“灵魂归处是吾乡”，每逢清明、七月半、过冬等特殊时节，分散在各处的船民子弟都会朝着西河口汇集，以他们最传统的方式祭祀先人，同时也告慰他们今天的生活正是他们曾经所苦苦追求的已告别了漂泊、能让灵魂得以安宁的生活。
　　 西河口头枕着老斗龙港，二卯酉河与她擦肩而过，三面临水，一望无际的芦苇丛中，柴雀每年都会准时将这里的春天叫响。从县城向西七里半有一座套闸，那是进出大丰无人不知的地标，翻过套闸、过了二卯酉河便到了这处以船民为主的繁华小街。
　　 自1959年第一批293名水上船民来此安家落户之后，水上船民心目中的西河口就成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在随后的数年中一些到了退休年龄的船民找一条破船停靠在西河口的港湾里当房屋安家，或在临近的岸边用油布搭一棚子，这也算是船民们具有象征意义的“家”。
　　 到了八十年代，船民在西河口搭建的户棚多了起来，航运公司为改善水上职工在陆上的居住条件，让职工自愿筹资在这里建上了自己的房屋，那时我的父亲恰巧重病在身，错过了建房机会，临终还带着遗憾，因为他觉得自己操劳了一生最终都没能为这个家庭营造一个在陆地上的“家”。
　　 我婚后住在岳母家，后来在夫人所工作的淮南二厂分了一间平房，母亲退休后却一直寄住在大姐家，到1994年公司为退休老职工规划了数排平房，母亲也筹资买了一间一厨，算是在西河口有了属于我们的家。那时我在船厂上班，每天中午都在妈妈那吃饭，西河口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热闹，因为大多都是来自水上的船民，在他们中间陆续有部分人退了休在家照看孩子，继续为子女在操劳家务，毕竟这些在水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人们在西河口有了一安定的“家”。
　　 都说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母亲79岁至83岁的4年时间中患病在床，为了方便照应，家人经过商量将母亲送到三姐家照料，大姐退休后主动承担了照料母亲的责任，考虑到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姐道出了母亲的心思：“妈妈一定希望在自己的房子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毕竟那是她自己的家，这样她才能走得安心。”果不其然，将母亲接到她自己房子里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母亲就离世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满足了她最后的愿望，因而她走得很安详。
　　 母亲去世后家人商定将她的房子保留，逢年过节我们就去西河口聚一聚，这里过去是我们的家，现在仍然还是我们的家。
　　 这个历经了62个年头的西河口，不久便会在推土机的推动下将这段历史深埋地下，但它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心头抹去，因为那儿曾经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水上船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