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它，那其实是再也捡拾不起的一个残碎而飘零了的梦。
　　 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心中涌满幻想和渴望的高中生。或许由于先天遗传的缺陷，或许由于当时家中经济条件不足，那时的我长得又瘦又小。又瘦又小的人是最不起眼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人的眼中，可是这一定律在我身上却不起作用了——我好像是很招人注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严肃，我太严肃！瘦小的身体，严肃的面孔，让我正经八本地成了一个小老头儿！“是不是国家大事都你操心哪？”有人这样问我。同窗称我为“夫子”，哎，也会戏弄人的了。没办法，自以为多看几本书的我造作地装出正人君子样子，不苟言笑，更不用说凑到人群中玩篮球啊，撞拐(一种抱膝独立,以屈膝相互顶撞对抗的游戏,有的地方也叫斗鸡)啊之类的了。性格，让我未老先衰。然而，天道公正，高二那年，鬼使神差地，我初恋了——如果它真的可以算作一次恋爱的话。
　　 依稀记得，一个课间，几个同学挤在一楼财务科，跟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的胖科长买饭票。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安静地落在桌上。我们小鸟争食一般跟这个慢性子老头抢着时间。我身边是班里的活跃分子——人称“体育棒子”的张君。运动场上的她可真称得上是一只骁勇战将，无论是田赛还是竞赛,她的凶猛刁悍，她的当仁不让是有名的。赛事中，广播里叫她的名字，这个奖，那上奖，嫉妒得男同学们都起哄。我们换着饭饭票，嘴里说着现在想来好像是表示焦急的意思的话吧。我说了句什么，别人都乐了，她甚至用肩顶了我一下。阿拉伯谚语说：水面平静也要防水底鳄鱼。你别看我貌似死水僵木，可内心也不安分着呢，也是什么坏想法都有的！张君的这一膀子倏地擦燃起我心中压抑已久的一种火，它让我意乱神迷，那股惬意的幸福迷醉得我异常地舒服。哈，我还兴奋了好几天哪！
　　 于是一种特殊的情愫便在我心里潜滋暗长了。
　　 可我真是一个怪人，我的脸上依旧是一副拒人千里的严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我是虚伪的。所以没有向她露出一点好感或殷勤。有单独碰见的时候，她总是很随意地一笑，并没有多说或做出什么。我回以什么表情，好像还是肌肉硬硬的，嘴角紧紧的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还不算太难看的眼睛瞬间放出了秋夜磷火了，哈！有一点我必须说明于此，就是她的这最平常的一笑，也是我相当期待的，我俨然道学家似地颔首时，心里已经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班里成绩平平的我，竟然还有当老师的机会，除了真的哪一科都感到困难的陈铁军就近取材常向我问一些问题，后来有女生也来讨教于我了，而且就是她——张君！事实上，班里比我强的有的是，比我乐于助人的有的是，她却要从前排跑到最后排来跟我问问题，历史可以，语文也行，可是她问的偏偏是我最害羞的科——数学！
　　 我出汗了，不仅仅是因为有的问题我确实不会，还因为男同胞有的人已明显表现出忿懑了。她乐了，“累着你了，给！”递我一只手帕。呵，那股香啊！可是它却从我手中掉到了地上，在一片哄笑中她捡起手帕，弹了弹，又放在我手边，说：“纤维过敏？”
　　 “不，是香粉过敏！”有人说。
　　 或许是这以后，我们之间有话了，两个字，三个字，无外是“上去？”或是“吃饭了？”可在我看来，这几个字分量不轻啊，用一字千金形容也不为过的。我日益真切地感觉出，某种奇妙的东西正在我体内，在我的灵魂深处蓄积着、发酵着。
　　 还得承认，我这人咋看咋虚伪，后来的事情可以证明这点。
　　 一回上早自习时在楼梯缓步台，我和她相遇。“昨天，你去洗衣服了？”她问，站在一级台阶上，自上而下望着我。
　　 “噢，去了。”我说。
　　 “没看见我？”她迈下了一级台阶，离我近了点，两眼逼视着我。
　　 “……看见了。”我的心聪明而敏感地荡漾起来，说话也困难了。
　　 “那……”她又朝我靠近一点，刚要说什么，楼梯响了。她瞪了我一眼，几乎是撞开我，下楼去了。
　　 是前一天的事了。混在几个不入流的球员里跟他们胡乱地扔着球，不经意间看到她端了一盆衣物去了水房。我立刻跑回宿舍，也端出一盆东西，去了水房。巧得很，就是她一个人。我进去，远远地在一个角落放下我的东西，拧开水笼头。
　　 胆怯和清高，让我特别是虚伪和孤僻，可是单纯和敏感，又特别地让我富于幻想。于是我便被装在了一个套子里，别人觉得疏远，我自己也很难受。哎，人啊！此时的我，渴望对话，又固执地不先开口。十几分钟——也许半个小时，这儿再也没来过别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俩人，然而除了水声，盆声，没一点儿别的声音。当我忽然觉得水房里好像再没有别人时，她真的已不见了。
　　 要说我为什么随她去了水房,还得从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发生的事说起。
　　 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有人回家了,有人在宿舍聊天或小憩。突然没有电了。我走出宿舍楼，去商店买了一只蜡烛，点着，拿着它向楼上教室走。各个教室里都是乱哄哄的，透到楼道上的光亮颤颤的。偶尔有人走下楼去。我的影子晃动着移向教室，到了门口，突然从里面冲出一个人，结实地撞在我身上，我们同时惊叫一声：“是你？”我忘了烛油浇手的疼痛，高兴地冲着她看。“你没回家？”她听了听教室里的动静，又观望了一下黑空空的走廊，伸手拉住我：“走，看电影去！《佐罗》。”一股电流倏地晕了我，我就迷迷糊糊地让她拽着，跟着她跑，一步，二步……我有点头重脚轻，脑袋里满是闪烁的霓虹和欢快奔跑的车辆。我惊奇地看见我们俩在大街上牵手说笑，电影院里了……突然“唰”地一下，来电了，大楼上下立刻灯火通明，到处响起人们的欢呼声。我们呆了，受了定身法似地立在那儿，有几秒钟工夫，就那么手牵手，一动不动。倒是她醒得快，不过不是松开我，而是更加用力地拉住我，向两步外的楼梯走去。硬硬的扶栏碰了我一下，我醒了，抽出手，“我……”不知怎么地，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和母亲，想起了堂姐给我的信。我站住了。“不去了？”她热切地望着我，“多好的片子…”“来电了，”我不安地回头看看，并没有什么人看见我们，“对不起，我……”“这个片子……”她伸手要拉我，楼下有人声传来，她神情复杂地盯了我一眼，下楼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异性牵手，我一下子成了她的俘虏。我的目光总是喜欢偷偷地瞄向她，那些日子，我妙曼的心律舒张着我的幸福，我甚至被自己的心音所感动，才知道“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什么味道。
　　 此时我真是恨自己，瞧不起自己，我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这样懦弱得不可救药，“结束了吧，我们?”一个人呆立在那儿，我心里想道。
　　 后来的事情的发展，真的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一天，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上晚自习时,张君忽然来到我们跟前,对我的同桌说:“铁军，帮帮忙，换一会儿座位。”又对我说，“你也是，这么点儿个子，咋不上前坐？”同桌从睡梦里惊动，很不情愿地看了看她，起身到另一个地方坐下，又睡了。张君冲他笑笑，坐下：“你说郭沫若跟茅盾为什么谈牛尾巴啊？”她的身子挤着我，我让开一点，她却又挤了上来，“他那么大人物当牛尾巴，我们当啥？”学生们差不多都听见了她的话，“轰”地笑成一团。我更是乐得差点倒下去。她专注地望着我，说：“你笑起来好看。”她不是在撒谎的样子，就是说，平时我真的很丑。我有点伤感，没当过兵，又个子矮，模样还困难，这辈子算是糟蹋了。她没在意我的神情，从本儿中抽出一张戏票，悄悄推到我面前。我愣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反映。“别这样看人，”她低声而清晰地说，“绝对安全。”深深地埋头一忽儿，抬起脸，凝重地望望我，起身走了。
　　 把戏票压在手掌下，我的心“咚咚”地跳，有一种几乎要窒息的感觉。她原谅我了！这是什么？难道不是恋爱么？起码也是两情相悦的吧？禾苗不叫庄稼，但它会长成庄稼。那么相悦也一定会成熟为爱情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生几个十八九？
　　 那一阵子我特别兴奋，作文思路也来了，一气呵成，嘿，还是范文呢！当然这是后话。
　　 翌日下午，我早早躲开别人，转弯抹角到了影院。庆幸，真没遇见一个认识人。检票了，我还是“天地一沙鸥”。然而我在期待一个人的出现。可是直到走进影院里面，也没看到她的影子。“也许她已在里面了。”我这样想着。找到8排6号坐下，这才发现两面还都是空位。“她也够矜持，还沉得住气不出来？”我站起来向四外看，忽然自觉失态，慌忙坐下。小小的戏票上印着醒目的“XX县剧场”字样，下边是“入场券0618”，再下面是“只限一人当场有效售出不退”，票左右端分别竖写着“普通8排6号”和“副券8排6号”，检查员撕去了小豆粒大一个角。
　　 人们还在入场，我的前后左右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8排4号挤进了一个肥胖的妇女。我瞧瞧右面，确定这个8号位一定是她的了，男左女右嘛！
　　 差几分钟五点半，入场人寥落了。管理员为后进来的人指点着座位，有人在维持秩序。
　　 边道上停下一个青年女子向里面张望着。我忽地立起，高兴地对着她望。她进来了，2号，4号起身，叠椅，给她让道。我赶忙为她放下椅子，用手拭拭。但是当我再直起身，为她让路经过时，我傻了——她不是张君！你想，这情形有多滑稽！我的脸像什么了呢？猪肝？猴腚？不，破抹布，我的脸当时像一个破抹布！“谢谢，我自己有票。”那女子嫣然一笑，将我刚放下的椅子轻轻掀起，径直向里过去了。
　　 “小伙子，等人吧？”4号搭话了。我点点头，坐下。
　　 “眼睛近视？”她善解人意地问。我还只是点点头，眉毛蹙紧了。
　　 “那是我闺女。”胖大婶说着，坐正身子。这话差点没把我吓死，看她老人家那一副凛肃如秋的样子，一定是把我当成了用戏票和泡泡糖勾引姑娘的小流氓！我强作镇静，眼睛的余光警诫着胖大婶的一举一动。
　　 5时30分，演出开始，幕布启处，一个演员走到台前“导课”——介绍剧情。那声音比我们的蒙语老师的动听多了——可是她还没到。
　　 剧的名字叫《状元与乞丐》，这是一个反对宿命论，张扬奋斗精神的故事，演得好，看得也投入。
　　 “小伙子，哭了？”胖大婶收起手巾，问。我没回答她。
　　 剧终了，胖大婶唏嘘地站起身，问：“你等的人没来？”我有一下没一下地鼓着掌，没吱声。
　　 “小伙子，”她费力地向外挪着身子，终于到了过道上，我郁郁地走出椅排，“你是一个好人。”胖大婶等我站到她身边，就自然地转身向上走，嘴里还要说什么。我扭身向下，走向侧门，“好人？好人你能把姑娘嫁给我吗？”我不知哪来的火，心里恨恨地道。
　　 已是夜里，华灯竟放。地上的影子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我闷闷地，我又掏出那张戏票，无聊地打量着它：1982年5月18日，这个日子不好么？我又数了一下，一共有十四个偶数，多吉祥的数字啊，可是为什么……
　　 忽然我产生一种直觉——我的影子里好像有一个人！
　　 她啥意思？既然没人知道，为什么她不来陪我！人头攒动中，还会有谁在乎和注意你？明知我怯懦，你干嘛不更勇敢些？
　　 我想把票撕了，但终于又放回到衣袋中。
　　 小贩子叫卖着五香瓜子、煎饼卷大葱。有一对儿姑娘、小伙儿拿了一串烤羊肉，你一口，我一口品着温馨和浪漫。走离夜市，便灯火阑珊了。身后还拖着影子，影子里好像还有人。我仍只是走我自己的。忽然有唱歌的冲动，就哼起了“酒干倘卖无”，情动处声音涩滞，便换成了“美丽的金山”，然后是“带手铐的旅客”……最后唱着“国际歌”进了校园。
　　 这时是21点不到，十点熄灯，还能学习一会儿，于是我进了教学楼。
　　 “你的歌儿很美。”后面忽然有人说话，我遽然回头——是她，张君！离我几米远处，她迎着我望，脸上是怪怪的笑，“故事真好，我也哭了……”说着转身向右，橐橐地去了。我立在原地，许久不动。收发室的老乡出来倒洗脚水，看见了发呆的我，叫我进去坐。
　　 “我想家。”我说。他笑了：“大小伙子，想家想得要哭？”从一串钥匙中检出指甲刀，“跟你妈说话？那就打个电话吧。”刚拨了两个号，我放下电话：“算了，有新报纸么？”
　　 拿着几张报纸，我走进教室。
　　 “哈，你表姐又来了？”有人看着我手里的东西，走上前来，开玩笑地问，“噢，《语文报》换成了《新民晚报》？”
　　 “约会也改在夜间了？”又有人问。
　　 几个女同学凑趣地窃笑。
　　 我红了脸：“别闹了，明天还要模拟。”
　　 “你们也‘模拟’么？”有人笑嘻嘻地问。
　　 人们轰笑起来。
　　 我心里叹息道：“哎，这算什么模拟，答案都没法选择。”
　　 第二天语文课。考试。交卷。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在说：“怎么，还有二十分钟嘛！”
　　 英语课，我回答问题完毕，老师却不让我坐下，蹙了眉头看我几秒，说：“别把头发弄得这么光滑缕顺，它一丝不苟有什么用？”学生哄然。“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满地说。“每天如此，都不是故意？”“习惯。”“习惯？”老师也笑了，抬手示意我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