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移居申城，不觉之间已然三年有余了。我总是会在一个人漫步的时候，禁不住感慨，这三年怎么感觉就像一眨眼的功夫。是啊，以前总是听老辈人感慨“人啊，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那时不理解这句话，只当是父母的一句口头禅而已，所以也就是听听，从未去用心感受过，当稍微能感受到这句话的涵义时，我的发际线竟然快跑到头顶上了。正所谓“少年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岁月恰似一杯泉水，年少时候，总觉得这杯水理应是满满的，怎么摇晃，它都是满的，杯底的样子，永远是浮于水面上那种隐隐绰绰的，捉摸不定的感觉。而今人快到了中年，恍然间发现，曾经那一杯倒也到不出去的泉水，不知何时早已下去了半截，甚至还在汩汩往外流，这时才想尽可能稳住双手，用心端着，但端着端着，水依旧溢满脚下的路，杯底，似乎越来越清晰了起来。每每思索至此，不禁有些惴惴不安，怎么办，怎么办？于是，脚步在不觉之间由散步变成了小跑，继而又变成了奔跑，似乎身后有人追赶，颇有孤身夜行，月影三人而彼此不可知之感。恐慌，成了心里最大的影子，奔跑或许不仅仅是为了赶路。
　　 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从小就是这样。年幼那时，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不论阴晴昼夜，都会成群结队地在村里的打麦场”打土仗“，他们以土块做子弹，以麦垛和窑洞做战壕，”子弹“来回穿梭，叫喊声不绝于耳，偶尔有哪个”战士“中弹，伴着鼻涕眼泪跑回家，整个存在里弥漫着他们永不停歇的”硝烟“味儿”。但我不喜欢这种战斗。他们还会三五成对，上树掏喜鹊窝，爬屋檐抓麻雀崽子，然后带着些战利品你追我赶，似乎也颇有乐趣。我也不喜欢这种热闹。至于那些年我的游戏是什么，实在不记得了，总之是属于不合群的那一类。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从小被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喊“女娃娃”。他们说：我前世应是个女儿身，阴差阳错地脱生为儿子，只是站着尿尿，仍然带有女儿的性情。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甚至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否定，于是为了证明我是个男子汉，便总在没人的时候，站在墙跟、树下撒尿，憋足了劲往上尿。甚至为了能尿到更高，而憋一上午，每当看到自己制造的那一缕喷泉，高出了我好几个身子的高度，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
　　 我这种表面文静，内心里从不停息与人拗着的行为，我后来给自己下了一个颇为高级的定义：披着羊皮的狼。我这种“伪善”的形象与人设，保持了很多年，直到初中毕业前那一学期，被我的班主任老师敲碎了。
　　 班主任老师姓燕，微胖、矬个儿，梳着大背头，发际线与我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燕老师教我们语文，兼班主任。他的语文课在全校颇有名气，常常有其他语文老师三五成队来我们班听他讲课。所以燕老师也许是出于个人形象的考虑，一年四季不论冷热，都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西服上衣偏大，总是盖着屁股。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能在讲台左右踱步的同时，把朱自清的《背景》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其豪情酷似阵前发言的将军。燕老师还写着一手好字，其粉笔板书，可谓全校一绝，他从初一开始，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周三篇硬笔书法临摹的作业，直到初三从未间断过。所以我后来想想，我能喜欢文学，能有一笔相对满意的字，或许与燕老师当年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初三第一学期快结束了，那日班主任突然冲进教师，朝着坐在最后排的我招了招手，意思让我随他出来一下。看他表情冷漠，嘴角有种标志性的抽搐，我预感大事不好。遂捂着跳动的小心脏，跟了出去。燕老师站在教师门口的栏杆前，瞅着我，足有三五分钟后，才压低嗓门：“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打我？”
　　 听闻燕老师如是质问，我顿时脑袋嗡嗡作响，双眼茫然无措，随后战战兢兢地回答：“啊，没，没，没有啊……”
　　 燕老师继续死死盯着我的眼睛：“我不管有没有，反正有人说你要打我。”他不管我，继续道：“可以，你要打就多叫几个人，我怕你一个人不够……”
　　 从那之后，我在燕老师的眼中，彻底没了形象，也没了位置，更没了“文静听话”这个身份，相反我变成了一个心怀不轨的叛乱分子，似乎随时都会落草梁山，与朝廷作对。当然燕老师终是没有表现出要招安我的意思，我们就那么冷战直至毕业，毕业拍照那日，同学们都积极找老师合影，我却没和任何一个老师拍照，自然也没见到燕老师的影子。
　　 实际上燕老师说我要打他，这绝对空穴来风，我表示非常冤枉，不过实话讲，他对我确实心怀不满已有一段时日了。原因我也清楚，班上和我关系最好的三四个同学，从初二开始都变成了“二流子”，他们整天逃课，打架，甚至偷着抽烟，进录像厅。我只是与他们关系好，但我从未参与过一起“违法”活动，不过在燕老师眼中，我原本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是好学生，怎么会混迹到这种二流子队伍中去了，大概他也有种怒其不争而愈发怒的原因吧。现在想来，我那时候是憋着一口气儿，嘴上不敢与燕老师叫板，心里就是拗着，时至今日，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在心里重复一句话：“燕老师当年真的冤枉我了，他一定是听信谗言了。”但无论如何，在燕老师那里，我第一回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而且还是敢造反的那类人。
　　 人言道：“知子者，莫若父。”这话我深表同意。对我的秉性最了解的，莫如我的父亲。记得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父亲特意和我聊过几句话。那日晚饭过后，全家聚在一起聊天，父亲夹着半截烟头，盯着我，给母亲和哥哥们说：“你们兄弟们，都是不服输的娃娃，但数老五最倔，别看这娃娃平日里话不多，软绵绵的，但这小子心里装着一头牛呢，要是犟起来，拉都拉不回来的，这娃娃将来走正道，会是个汉子，但万一走了歪道，只怕会是个拿刀子的……”
　　 如今想想，父亲说的，似乎还真是对的。不过，目前而言，我走的算是正道，从这一点看，父亲该是欣慰的。
　　 八零后的我，赶上了第一批高考改制，赶上了大学毕业就业竞争，赶上了房价飞速上涨，赶上了大学生多如牛毛，这些都是时代使然，但时代使然之下，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青春少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毕业，感受了半年事业单位看报纸喝茶的日子，深觉浑浑噩噩地浪费生命，遂辞职而进一所学校试图教书育人，又半年后，觉得纵然大学所学能有所用，但毕竟毫无挑战性，也是心有不甘，又辞职，扛着背包辗转第三地，走进了一家上市企业，这一进，几乎定下了我至今为止十多年的事业路线，我预感今后也许没法转行，或者转不起行了。
　　 初进企业，领导的意思是，做海外业务，农村娃娃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没见过世面，说白了，就是太土，不够丢人的。源于此，我成为了这家企业的最底层员工，一个普通的跟单员。但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机会留给了我这个有准备的人吧，在此企业的十年中，闷头闷脑地从一个业务员，干到了海外客户经理，再到大区经理。但我直到离职这家上市公司，似乎都从未张扬过一次，在领导眼里，我一直是个”闷蛋“，不善汇报邀功，更不善阿谀奉承，仅仅用一年一年逐级上升的业绩，拿到我该有的那部分工资钱。在那里的最后两年，我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写散文，于是，我在朋友同事眼中多了一个形象，关系一般的不好直说，但关系最好的鹏鹏还是笑着告诉我了：“你啊，就是闷骚。”我听之，呵呵一笑，我更愿意将鹏鹏的这句化理解为“不甘寂寞，折腾不止”。
　　 三年前的那个春节刚过，回到公司，我郑重其事地给部门总监发了封电邮，全文二十个字，中心思想“我要离职”。电邮发出半小时，总监私信我去小会议室“聊天”。向来对我不曾有笑颜的她，微笑着说：“王啊，你别冲动，年轻人要稳住……”
　　 一周后，公司副总找我谈话：“怎么样你才能不走？给你涨三千工资可以吗？”
　　 翌日，公司新到任的总经理让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操着一口台湾腔说：“深圳分公司，日本分公司由你自己选，都行……”
　　 一个月后，我打扫了那个自己蹲了十年的格子间，捏着一份保密协议和一封离职证明，走出了这个在业内颇有名气的，有三千多员工的上市企业。
　　 再一个月后，我带着跟随了自己七八年的那个行李箱，出现在了申城的某个地铁口上，走出地铁站的那一瞬间，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小声感叹：“兄弟，我来了。”
　　 在申城三年，从零开始熟悉环境，熟悉业务，熟悉上下游产业链，以及熟悉这家企业的管理，直至管理这家企业。这三年，面儿上看，我还是那个蔫头耷脑的家伙，但一走进办公室，我便不自觉地从直觉上提醒自己：“是该适当走出闷骚的境界了，毕竟当下的社会，巷子深了多香的酒也没人闻得到。”不过即使如此，我的原则，或者说本性却很难改变，我天生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但我天生是个倔脾气，我喜欢自己微信的签名“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而且这句话似乎在无形中成了我的样子，成了我的座右铭。
　　 喜欢安静，喜欢独处，喜欢咖啡店里最角落的位置，喜欢深夜的街边漫无目的的游走……这些似乎都显得有些颓废，有些不积极。不过就我看，也是因人而异。心态决定性格，心态还能决定胸怀，以及一个人的思考所及的深度。我酷爱安静，酷爱独自一个人在夜色中漫步，酷爱在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握着一杯“拿铁”，听自己的呼吸声，这时候的自己，是完整的，灵魂与肉体高度融合，肉体与思绪完美协调，这时候，我会捋一下我的工作，偶尔还能写三五千文的字，如此，不是很好嘛。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早就过了而立之年，在而立之年我做了，或者说做到了“而立”该立的事情。如今“不惑”之年已然在朝我招手致意了，我还是习惯提前做好准备，就像我会提前定好次日差旅的闹钟一样。诚然，岁月如梭，感慨万千又万分不甘，但该来的必然会来，该迎接的必须迎接，该不惑的，最好尽早不惑吧，毕竟，不惑该是男人最好的生命状态。
　　 男人四十未必成熟，成熟亦未必能不惑，但不惑必然是成熟的，是睿智而稳重的。我希望我是后者，预见来路，然后埋头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