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矮礅礅的很不起眼的人，出身于民办教师，一生中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文功武绩，我很平凡。但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成了一棵失败的长青草，虽不如青松们顶天立地，但我一直陪衬着它们，从没有停下生长的脚步，腿去绿色的本真。
　　 九岁的时候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写文章，但我们是老虎咬天，无从下口，老师就叫我们仿照报刋抄。也许有幸，我抄得了表扬，便有些热衷于写文章了。老师又说要想写好文章，就要多读书，多记优美词句。于是，九岁开始卖小说，第一本是《大刀记》，有些字不认识，只在心里揣摩它们的意思，也懂得了积累词句。后来一篇文章用上了词语，老师表扬了我，在作文课上讲读了这篇文章，这下更兴奋了，便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地读起文学书来，写作上也有点进步。从小学，到我参加民办教师函授学习，每到作文课，老师都拿我的文章作范文讲读。这是我唯一引以为豪的，心里也有些飘飘然，有些想当作家了，希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二十四岁那年，我在洋泗溪小校办公室墙壁上写下了我的理想：“我要做千里马驰骋疆场；我要做雄鹰搏击长空；我要做蛟龙遨游大海。啊！我有一腔热血，我要报效祖国！”这时志向更大了，要以身许国，以身许民，以身许写作了。我不仅专注于文学，也专注于社会问题与哲学了。可是，很不幸，我被社会注意了，遭到了一些愚蠢人的误解，打击，迫害，从此走入了非常坎坷磨难的人生。他们在感情上折磨我，在精神上摧残我，在身体上残害我。他们恶言恶语，投毒残害我的身体。我曾妻离子散，众判亲离，四面楚歌。但我始终没有低头，自此沉沦下去，我不断调整着自己，像一棵小草在石板下挣长着。每一次迫害，我都围绕着这些记下文字，没有停止思考与写作。在遭受六七年困厄的生活里，为了生计，我有时扛上了沉重的劳碌。白天教书，晚上买烧酒，喂养七八头猪，晚上散学时从南山小学挑一百六十斤谷子回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只休息几个小时，我照样头脑清醒，精力充沛，有条不紊地工作和练习写作。在晚上烧酒的时候，我便添柴边吟诗作对，大声吟唱，完全忘记了困厄，坎坷，磨难，丝毫不影响我的乐趣。那时候仍然写下了大量诗歌，也研究了一些社会哲学。但都没有地方发表，影响也就不大，还是不能成名成家。也许我不屈的心灵更恼怒了那些人，他们不仅不被感动，反而加剧了对我的迫害。在我三十七八岁那年，他们把我当成疯子强行关进了怀化地区精神病院长达四十多天，让医生用药物残害我。我开初反抗，但几个医生强行按住我打针。打了几天针，左腿就不能动弹了。医生说要打右腿，这时为了避免更大的残害，我哀求说：“不要再打了，再打右腿，我就要瘫痪了，我吃药吧。”在医生强迫下，我吃起了损害身体的药。过了几天，医生问我有什么反应，我说：“身子不灵活，笨重！脑子不灵活，蠢！”医生听了，幸灾乐祸地说：“好！好！你这人太聪明了！把你搞愚蠢一下好！”就这样把我弄得脚不能走，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脑不能思，笔不能写的程度才放我出院。出院那天，一位副院长见我走路的熊样，便挖苦地说:“嗯！这下像做大官的人走路了！”我听了哭笑不得，心里有些悲凉，落下了悲伤的眼泪。但我还倘有些意志，决定医治和修养。这样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吃补药加修养，我终于又恢复了，肩又能挑两百斤重担，脑子更聪慧，睿智，达观了，至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仍然能作三步诗，十步诗，仍然能不需要苦思冥想一气呵成一篇文章，不需要大修改。现在到了五十七八岁仍然保持着这良好的状态。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理想，便又忘记了坎坷磨难，困厄与不愉快，又提个笔写作了。这时的写作不仅局限于散文，杂文，诗歌，对联，也更多地研究到中国社会哲学问题，讲它们的解决方法，而且还大量地涉及到世界哲学问题，谈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理体系，达一千多万字。可惜没有地方发表，就仍然没有成名成家，我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名声，没有金钱，只有曾遭受过坎坷磨难，困厄不平，和耳朵听到的闲言碎语，恶言恶语。现在我五十七岁了，还没有完全走出这种生活。但我仍然没有停下思想，停下写作，私下里我仍然为世界，为祖国，为人民思考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我成了一棵在写作道路上不成功的长青草。我失败，我奋斗；我奋斗，我失败，仍奋斗不止。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应该是我晚年的左右铭。我一生没有掀起滔浪，没有铸造辉煌，没有像千里马那么驰骋疆场，但没有停止奔跑。没有像蛟龙那么呼风唤雨，但没有停止纵横海洋。没有像雄鹰那么搏击长空，但没有停止奋飞。没有像火炬那么照亮来者的路，但一直发着光芒。我人生极不圆满，但在写作的道路上我一直狌奔，直到生命的终结！这就是我的自豪，自我功劳感的地方。
　　
　　
　　 二O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