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电视屏幕上红色闪耀、金字醒目，让我对40集《大浪淘沙》这部电视剧有了一种渴望，尤其是开片由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带领观众走进那个时期，使整个电视剧不再只是历史的重现，更有一种融入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我们熟知的领袖是怎样力挽狂澜，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内有军阀横行外有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熊熊燃起废旧立新？
　　 我带着这些问题跟随着研究生走进历史的画面，光照千秋、青史垂名的人物于眼前穿梭忙碌。1919年《新青年》《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在街头看到报纸上有关巴黎和会的报道，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出人出力，明明是战胜国，西方列强理应把战败国德国强占的山东归还中国，却与日本暗中勾结，将山东作为砝码分给了日本。陈独秀愤怒至极，去找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二人不再天真地相信公理必将战胜强权，他们要奋起抗争，要靠自己的力量，奔走呼号，揭露军阀政客的卖国行径，唤醒民众。
　　 毛泽东于湖南长沙教小学，学生的年龄介于8至12岁，他拿过一个孩子的书包，孩子够不着，他便让他站在板凳上，形象地告诉学生中国之现状，教育他们好好读书，想要达到目在就要借助知识的力量，中国每一个人强大了，国家才会强盛不再受欺凌。
　　 五月，北京大学三千多学生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游行示威，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拒签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抓捕了学生三十二人，游行升级，被捕学生众多，以至监狱容纳不下。随后济南爆发学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我青岛、严惩国贼！同样遭到官兵镇压，其他省市师生也纷纷罢课声援。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陈独秀发表多篇言论支持学生游行，为了解救关押学生四处散发传单被警察抓捕入狱。李大钊为首的爱国人士要求释放陈独秀，一时间，各大报纸都为陈独秀发出正义的呼声。陈独秀在狱两月，李大钊前来探视。陈独秀丝毫不受牢狱之灾的影响，笑称出研究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研究室。李大钊告诉他他的入狱让北洋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并让他看了毛泽东办的报纸，当属时下笔伐针砭力量之作：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陈独秀对毛泽东这段话极为赞赏，让我们这些已经验证历史的当代人深为感慨。那样的时期正需要陈独秀、李大钊这样身体力行，为寻求光明四处奔走的人，哪怕身在牢狱也潜心研究，不放过任何一种适合中国发展的学术。毛泽东青年才俊，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见解独到且具有方向性实用性。这种才能在日后愈发大放异彩，令人叹服。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与各界的援助下，北洋政府释放陈独秀。陈独秀继续发表演讲，北洋政府决定再次对其进行抓捕，李大钊冒雪赶马车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两人达成共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在北京活动，陈独秀前往上海寻求志同道合者，要让马克思主义思想薪火传遍。
　　 五四运动后，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却遭到军阀张敬尧的暴力镇压，湖南爱国人士为赶走张敬尧寻求各方援助，北京这一队由毛泽东带队，手持请愿书却无缘面见总统，一再被驱逐。毛泽东并不放弃，决定利用军阀之间的利害关系达到驱张目的，离京前毛泽东专程去看望了李大钊，感谢李大钊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独秀在上海发表演讲，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威望吸引了大批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李汉俊带着和他一起创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来见陈独秀，大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完整的中文版，于是戴季陶带着日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去杭州找到陈望道。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已有耳闻，不谈报酬，只求让其回乡潜心翻译。陈望道译文入迷，竟拿着粽子蘸墨水吃。母亲看到问他糖水与墨水的味道能一样吗？陈望道笑答真理的味道也非常甜！一句话道出了众人的心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暗无天日的生活何其悲苦？《共产党宣言》像一道光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为了实现理想中的中国，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国人从四面八方走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抵达上海驱张运动成功，随即拜会了陈独秀，两人畅所欲言。为了进一步传播思想与文化，回到湖南的毛泽东着手筹办文化书社与工人夜校，让没钱看书的人也有读书的可能。
　　 1920年8月，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党小组，随即李大钊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各地及国外留学生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其中周恩来是法国党组织成员之一。组织成立，经费却无来源，全靠大家省吃俭用集资。陈独秀与李大钊每月取出工资的大部分以作经费，陈独秀暂时离开上海出任广州教育委员会会长并展开广东的组织活动，上海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达协助他开展工作，由于人手短缺，李达一个人把党刊的写稿、校稿、发行的工作全包了，可费用是个问题，印刷费可以先欠着，但几千册的刊物邮寄给各地的共产党小组，邮资必须支付。加之工人学校房租电费已欠数月，李达通宵达旦写稿赚钱补贴，还是相差甚远，为经费一再向大哥借钱的李汉俊不好意思再开口，只能悄悄将已故妻子的首饰变卖了。刊物印刷齐备，不想地下印刷书厂却遭到警方的查封。
　　 看着这一群热血青年陷入困境，我为他们着急担忧，他们却不知我的存在，袒露着最真实的内心。这一群年轻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的名校才子？凭他们的才能衣食住行并不成问题，却为了解决全中国人的温饱为了让国人不再受欺凌殚精竭虑付出所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个人问题又算得了什么？
　　 韶山，毛泽东将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深夜拥护者前来报信说省里要将他逮捕，就地正法。毛泽东淡然一笑。杨开慧着急，赶紧收拾衣物让他躲避风头。毛泽东说：“听到赵恒惕要杀我，我心里反面觉得踏实了，这说明，军阀是害怕我们的，也说明我们韶山搞农民运动是正确的。”
　　 这就是伟人与普通者的区别，前者考虑的是众生，后者考虑的永远是自己。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了避免更多同志作无谓的牺牲，拒绝营救计划，在刑场大义凛然，催促敌人快些动手。他们直面死亡，看到的却是更多人的觉醒，看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希望，看到的是理想变成现实的美好。
　　 1921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并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各地小组各派两名共十三名代表，召开第一次全国性中国共产党大会，地点暂定上海李汉俊家中，最后一天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
　　 会议中，各个小组汇报了各地工作情况，讨论了相关问题。大家对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途径与方法不同，众人据理力争。湖南方与毛泽东一同前来参加会议的何叔衡越听越发困惑起来，觉得自己和这些人相比理论上很有欠缺。毛泽东开导他说：“去年我们办文化书社，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困困重重，但为什么还要办？因为大家认识到做这件事的意义，那就有了目标。目标确立了，我们就一个一个去解决困难，短短两个月，就办成了书社，而且有声有色。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为了改造中国吗？马克思理论是在欧洲革命实践中诞生的，想把它用于中国的实际，那就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去摸索去验证。在我看来，无论是办一家书社还是发展革命事业，都是同一个道理，概莫能外。”何叔衡听了毛泽东的话豁然开朗，我看到他脸上化苦恼以喜色也随即眉头舒展。一屏之隔，我的情绪常常不自觉地随着先辈的心情而波动，为他们的旷世逸才而赞叹，为他们舍己救世的精神而敬仰。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警察突袭，李汉俊机智地与之周旋，没有撤离的陈公博面对警察持枪问话顿时吓得面容失色，次日找了个理由辞会而去。周佛海在随后的党组织活动中看到陈独秀再次被捕入狱，惊魂未定，最终和陈公博沦为一丘之貉，走上反共的道路。
　　 1922年，西湖会议召开，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国共合作反帝反军阀拉开序幕。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争论激烈，脱离党组织，却不改初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力配合党的统战工作直到解放胜利。李汉俊也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回武昌从教，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参与“二七”大罢工领导工作。1927年李汉俊与詹大悲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捕壮烈牺牲。“一大”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王尽美为共产主义理想终日奔波积劳成疾，27岁病逝青岛。邓恩铭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英勇就义，终年30岁。
　　 理想是多数人都能想象到的美好，然而理论吸收容易，实现却需要付出代价。时间是验证一切的准绳。大浪淘沙，真伪可见；大浪淘沙，成色可见。
　　 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1926年发动统一战争。国共合作随着北伐进展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张作霖对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绞刑，湖南农军伤亡惨重，毛泽东认为不能再任人宰割，共产党必须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陈独秀不相信靠工人和农民武装就能和正规军队抗衡，他认为不能再和国民党翻脸了，唯有忍辱负重以求团结。陈独秀的态度过于消极，共产国际撤销其任领导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人代行常务委员会之责。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一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
　　 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了秋收暴动，第一次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由于各种原因工农革命军接连受挫，出现了逃兵现象。毛泽东说他们是革命队伍，不是军阀抓壮丁，人走可以枪要留下，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革命队伍需要有坚定信仰的人。为了恢复士气维护士兵的权益，毛泽东提出官兵同灶，以身作则，严禁长官打骂士兵，并选举士兵委员会。这些做法深得民心，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新疆主持工作被背信弃义投向蒋介石的军阀盛世才抓捕，临危之际，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撤退人员最后一名，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他就不能走。1943年与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为新疆财政做出卓越贡献的毛泽民等人被敌人严刑拷打，秘密杀害。
　　 回顾历史，共产党领导人这种以身作则处处得以体现，正是党的这种态度赢得广大民众的信服与拥护，队伍迅速壮大。
　　 1928年2月，毛泽东决定向敌人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发，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先后开辟赣南苏区、闽西苏区，后攻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张国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陈绍禹（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游击战术，各个歼灭的方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陈绍禹（王明）写了一封信对苏区中央局提出批评，并让博古任何时候都要记得把党的领导权握在手里。
　　 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了苏区，博古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盲目听从李德的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被迫撤离苏区。博古安排毛泽东留下，遭到周恩来和朱德的强烈反对，博古这才同意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转移，“一大”代表何叔衡留守。在与敌人作战中，何叔衡因腿脚受伤不愿拖累大家，从悬崖上跳了下去，瞿秋白走散被捕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从容就义。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撤出苏区开始长征，国民党穷追不舍，中央红军一路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李德却不根据中国实情，照搬他那套军事理论，要去湘西突破遂宁一线，这种以弱改强，势必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周恩来情绪激动，列举数据，其中红九军团牺牲八千人，红八军团牺牲一万人，红三十四师为了阻击追敌，还留在湘江对岸没有过来，只怕也过不来了。博古听到数字吓了一跳。刚出发时中央红军还有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要求开会，强调必须毛泽东参加，李德不同意，有所触动的博古慌忙答应下来。
　　 毛泽东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议大部队转而进攻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李德反对说毛泽东没有发言权。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红军顺利进入遵义，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条件。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商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毛泽东提议北上，物资丰富敌兵相对薄弱，也可以更好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红四方面军“一大”代表张国焘却提出南下的想法，遭到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众人的否决。张国焘觉得红一方面军现在剩下不足三万，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相比而言他更有决策权。为了满足张国焘的权力欲望避免红军分裂，周恩来让出了自己总政委的位置。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在左路军和张国焘共同指挥，张国焘仍旧拒绝北上，认为北上就是一条绝路是逃跑主义，并以中央自居向共产国际发报。朱德同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长征后张国焘叛变投敌。
　　 光有理想远远不够，还需要坚定的立场更需要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没有开过书社、办过大学更没有学过军事，但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这和他求知若渴并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有关，更和他懂得在实践中总结反思有关。这应该是实现理想最有效的途径，让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靠近既定目标。
　　 毛泽东带领红军翻雪山走草地，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于1936年10月年到达陕北，转战两年的长征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期间，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一大”代表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在政权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各方面贡献巨大。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121万党员，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回想起“一大”，毛泽东记忆尤深，全国党员仅有50多名，十三名代表慷慨激昂恍若昨日，虽有少数人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路，但共产主义理想像日月之光映入仰望者的眼眸，热血青年前赴后继，终将理想变为现实。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我为胜利而欢呼，从打开电视看到那满屏的红与色金字便心绪难平，走进先辈更有一种敬仰与感动。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后人创造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先辈已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们理应接过他们手中的旗帜，沿着先辈的足迹，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让理想的光芒始终照耀在祖国的上空，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