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革后期，学校里经常开展一场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斗会，我学习不好读不懂什么是“走资派”，可脑海里却有马戏团走钢丝的画面，那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能放风筝吗？老师们讲得口干舌燥，装模作样的我早把眼睛转移到满墙的漫画上。
　　 这天赵老师特意把讲台让给了昨天旷课的关大，接下来就是一顿猛烈的雷烟火炮，她一味地强调旷课的危害，可我们谁都不知道关大因为什么旷课。下课的时候，神情沮丧的关大背着书包孤零零地望着窗外，那样子就像低头认罪的地富反坏右。这时刘彪二话不说，冲过来就给关大一顿收拾，体格瘦小的关大根本不是对手，一直都在劣势中苦苦挣扎，这一幕就像美国欺负伊拉克。
　　 尽管实力悬殊，关大还是竭尽全力地抵御蹂躏，然而正是反击的这一脚恰巧被赵老师看见，她不问青红皂白，冲着关大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训斥，要不是有很多同学在场，我想她一定会给关大一顿“无产阶级专政”。脸色黝黑的赵老师口才不错，一节课都是她一个人的喋喋不休，归根结底都是关大一个人的错，对于主动挑起事端的刘彪她一个字都没提，她眼见为实的见解既个性又独特，别有一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
　　 在她的口吻里，好学生身上的虱子都是双眼皮，这场夸夸其谈的一言堂，彻头彻尾地成了批斗会，就连关大的哥哥老猴儿，这个不沾边的人都被翻腾了出来，此时的关大始终保持着：错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的姿势，既不申辩也不解释，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抹眼泪。
　　 刘彪是三好学生，而关大不是，关大和我一样都是淘气又不会溜须的差学生，况且学习差的连红小兵都没当上。我是目击者，好几次我都想站起来为关大的冤枉说明真相，可是我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我站出来说出事情经过，老师不但不会相信，还会老账新账一起算，而且还会添油加醋地到校长那里告一状，我那位当校长的爹一定会美美地给我一顿“皮带炖猪肉”。尽管我心里有正义的火焰在燃烧，也同情关大，可后果这盆冷水还是浇灭了我愤愤不平的冲动。
　　 在场的好些同学都目睹了整个过程，包括那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好学生也都是明哲保身，和我一样都选择了默不作声。老师逻辑是，学习不好所以一切都不好，即使长得好都是没用的累赘。在人性的层面上，利他的事一般都很婉约，而利己的事始终显得很顽固。因此，整个过程只有一家独大的歪曲却没有让人信服的公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悲哀地看着墙上的标语心凉了，名言在她眼里就是一句空话，她掐头去尾地自导自演会给你好果子吃吗？
　　 事情的经过草率而简单，然而这件事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尽管过去很多年了，我每一次想起关大的冤枉，愧疚的心里总是很纠结，我和关大有着一模一样的经历，都被她的眼见所证实，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活生生不容你辩解地陷害。用自己的认知去评论一件事，事事都不完美；用自己的心胸去度人，人人都有不足；用自己的心眼去要求别人，人人都不达事宜。许多时候，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悲哀。
　　 人在最深的绝望里，能看到的往往是最美的风景。如果我当时勇敢地站出来，用正义道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定日后我会和关大成为挚友，友谊就像雨伞，你不为别人挡风遮雨，谁会把你高高举在头上。正所谓：当你做对的时候，没人会记得；当你做错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据说，所有人都有一个毛病，越是喜欢谁，越爱欺负谁。假如我能见到关大，我一定会问问他：刘彪真的喜欢你吗？我想关大一定会爆粗口。
　　 许多年来，泪眼汪汪的关大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思绪里，我也为自己的懦弱而悔恨，远离正义是一种圆滑，丢掉是天性，抹杀的却是灵魂。有一种遗憾，叫无法弥补；有一种自责，叫悔不当初；有一种内疚，叫追悔莫及。
　　 纠结中我问自己：是我们错的无知，还是我们错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