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要揖别风花雪夜，诗文要跳出无病呻吟，诗文要避免成花边文学，根本在于诗文创作要有针对性。凡是能流传千古的大作品，几乎都有大针对地大批判。就如李清照写的那首《夏日绝句》，就是圭臬！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标准的“官二代”，其父做过宰相，赵家是名门望族。李清照也巾帼不让，父亲是苏轼的学生，官至礼部员外郎，母亲也是状元之后。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哥哥是同学，两人结为夫妻，成当时一段文坛佳话。
　　 赵明诚赴江宁上任知府，随后李清照作为官眷跟去江宁。当时宋朝刚发生“靖康之耻”(1126-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被抢劫一空，多少书法字画等被付之一炬。
　　 “靖康之耻”后，朝廷内外多有战乱，某日，赵明诚管辖的江宁府发生叛乱，本该合兵戡乱的赵明诚，却仓皇弃守江宁，带着家眷跑路了，这让李清照非常看不起赵明诚。
　　 当一行人狼狈的逃亡到乌江时，李清照吟出了那首经典的《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外人看来，这首绝句是李清照在追思西楚霸王，实际到底针对什么而写，赵明诚心里格外有感觉，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埋怨自己的“无能”，埋怨自己弃守江宁，可如此的嘲讽又言之有理，赵明诚陷入深深自责，终日郁郁寡欢，不久后便病逝。
　　 其实，把李清照写这首诗，仅仅归于针对赵明诚，那就大大低估了这首诗的思想性，它是针对整个宋朝弥漫的享乐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而作。而且，在澶渊之役（1004年）12月）之前，宋朝就已形成享乐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的氛围，面对辽军入侵，北宋朝廷被消度的悲观主义所左右，不能正确分析战场形势，不积极调集军队和各种资源进行抗战，而是忙于讨论“南幸”及“南幸”路线。除极个别官员外，整个执政集团无战略定力、战略视野和战略决心，只想逃跑避战，妥协苟安。尽管有寇准和杨延昭等坚持积极抗战路线，但对于苟安主义尽快妥协投降的签下《澶渊之盟》的政治决定，也无力回天。
　　 《澶渊之盟》后，整个宋朝文恬武嬉，尚武尽失，享乐盛行。而1125年，金国灭辽国后，兵锋直指宋朝。金太宗率大军一路攻城拔寨，饮马黄河，直逼宋都汴京，宋朝各地守将几乎望风而逃。
　　 宋徽宗闻风丧胆，慌忙传位太子赵桓，即宋钦宗。宋钦宗根本不做战争准备，只寄希望于投降乞和。金兵围城时，城内尚有七万精兵，可宋钦宗不组织汴京军民奋勇应战，号召各地“勤王”，只一心求和。结果1127年春天汴京城破之后，金兵将徽宗、钦宗、太后、皇后、公主、妃子等三千多人一并装上囚车，运往北方当奴隶去了。
　　 北宋以如此一种极端屈辱的方式灭亡了，这怎能不令李清照对弃城逃跑的赵明诚之流，心怀莫名的悲愤，一改婉约词派的柔美，“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激情难遏地奋笔疾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