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席会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不能发言，不能表决，只能竖起耳朵听，还得认真听，不能走神，那么多与会人看怪物一样看着呢！
　　 尴尬的事情被动做一次尚无话可说，做两次就是无奈了，但这样尴尬的事情有人竟做了一辈子，而且不是被动做，是主动做，心甘情愿地做，不让做就跟你急，跟你翻脸，跟你玩命。这个人就是五爷。
　　 五爷叫屈坤定，辈分高，因排行老五被叫五爷。五爷德高望重，屈姓之外的人也跟着叫，大人叫，小孩也叫，五爷就成为皂角树的官五爷。五爷是五爷的称呼，也成了五爷的名字，皂角树的中青年没有几个知道五爷的名讳。
　　 五爷列席会议是有原则的，不是什么会都列席，他只列席皂角树的党员会，也就是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皂角树的支委会和公社的党代会一概不列。
　　 列席皂角树的党员会是要有资格的，要么是预备党员，要么是在外工作退休回来的职工党员，五爷什么也不是，但几十年来他一直雷打不动地列席着。不能说五爷什么也不是，五爷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五爷说自己在西衙口解放前夕入过党，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有资格列席皂角树的党员会。
　　 五爷第一次列席皂角树的党员会时，我还没有出生，我父亲作为一名年轻党员，见证了那次会议的全过程。
　　 那是腊月的一个下午，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终于停住，整个流西河白茫茫一片，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世界。在村口皂角树旁的漆宝庙，被清除得干干净净的大殿里，皂角树的七个党员全体围坐在殿堂中间临时做火池边。殿门虚掩，烘烘飚蹿的火苗，映照着几张表情凝重的脸庞。屋内烟雾缭绕，多半来自火池，小半出于几只烟锅。
　　 漆宝庙是一个坐北面南的四合院，正殿三间，东西偏殿各两间。我们流西河流域盛产生漆，祖辈人便建了漆宝庙，供奉着漆王爷、财神和送子娘娘。因上面要求破四旧，姜支书带人拆掉神像，准备在那里办一所学校，那天开党员会，就是做最后的敲定。
　　 我爹坐在靠门口的地方，那里烟雾稀薄，空气相对充足，但还是被呛得咯咯咯直咳。我爹那时还不会抽烟，开会的时候，别人吧嗒旱烟袋，他闲得着急就抠指甲，抠过这根抠那根，抠罢这手抠那手。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指甲始终很白，跟皂角树的其他男人完全不一样，这得益于他喜欢抠指甲。他的这个毛病何时没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当支书之后的事。我爹咳过一阵，实在忍受不住，停下抠指甲的工作，起身去开门。咣当！我爹刚迈出步子，殿门被推开，一股冷风涌进来，跟着进来一个七尺大汉，是五爷。
　　 五爷穿着一身粗布黑棉衣，腰里扎着一条宽皮带，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脚登一双翻毛皮靴，威风凛凛，与皂角树的众多男人不同。皂角树的男人们腰里勒的大都是葛条或草绳，最好也是一条布带子；头上戴的是袜拢帽，就是用毛线织一个粗袜筒，将一端扎住做成的帽子，手巧的女人会在上面留两个比眼大的洞，天冷的厉害时，可以抹下来护住脸蛋和耳朵；脚上穿的是女人做的棉靴，像这样的雨雪天气，会在脚上绑一双泥几，样子跟老日穿的那种鞋子差不多。五爷这些皂角树男人没有的物件都是五爷随身带回来的，平日是舍不得穿戴的。
　　 见是五爷，大家一个个惊讶地看着，好像五爷是个外星人。那时候，还没有外星人一说，五爷更不可能是外星人。大家惊讶，不是五爷与众不同的穿戴，是没想到五爷会闯进来，这是皂角树的党员会啊，不是谁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的群众会。五爷跺跺脚上的雪，搓搓脸，有些羞涩地说，你们开会咋不通知我？
　　 大家更惊讶了，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把目光投向姜支书。姜支书也感到惊讶，但毕竟是公社派来的支书，见多识广，很镇定地说，我们开的是支部会，你不是党员，是不能参加的。
　　 五爷牛蛋眼一瞪，揽起衣襟拍拍肚子上那个伤疤说，你们看看，这是我们临阵起义时被打的。
　　 五爷的反驳明显文不对题，姜支书说，这只能说明你作为俘虏打过仗受过伤，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五爷说，我是预备党员，我列席过党员会，不信，你们可以调查！
　　 其实，五爷的事情组织上早有结论，我之所以说是结论而不是定论，是我更愿相信五爷的话。
　　 五爷十六岁被摊丁加入西衙口民团，跟别廷芳去唐河和新野打过老日，在解放西衙口战役中，民团依据西衙口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抵抗，解放大军一时攻打不下，民团里的三个党员秘密召开党小组会议，五爷作为预备党员列席。会议选在夜间，地点在一座空无一人的民宅，那个房间无门无窗，那些东西早被拆去做防御工事了。之所以选这样一个房间，一是隐蔽，二是一旦被发现便于撤离。房间很黑，他们不敢点灯，靠门窗漏进来的微光照亮。
　　 会议很短，由蔡班长主持。蔡班长说，今天会议有两项内容，一是研究屈坤定同志入党问题，时间紧迫，不再讨论，举手表决，同意屈坤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举手，一、而、三，全票通过。三人举手通过，蔡班长把在门外把风的五爷叫进屋说，屈坤定同志，民团党小组已同意你入党，报组织批准后，再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你现在已是一名预备党员了，但只能能列席会议，不能发言，不能表决。按照蔡班长的安排，三个正式党员在屋内，五爷蹲在门口，既能听到会议内容，又可为开会的同志把风。会议进行第二个议程，依然是蔡班长一个人说，每人组织两到三个进步团丁，明天解放军开始攻城，我们就攻打西城门，接应攻城部队入城。蔡班长说的就是决定，三个人只管听，然后举手表决。五爷没有表决权，两只手一直摁着膝盖，西衙口人说这叫耷拉爪蹲着。最后，蔡班长说，现在我们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能这样做，如果不能成功，全部牺牲了，后人可能谁也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死的，特别是屈坤定同志，组织上还没有得到我的报告，压根不知道你的情况，一旦死了，连个党员的名号也落不下，你们害怕吗？三个人齐声说，怕个球！
　　 第二天，解放军再次攻城，蔡班长一声令下，四个人带着组织来的进步团丁冲向西城门，结果被敌人识破，突突突，一阵机枪扫射，全部倒下。五爷醒来时，躺在解放军的医院里，成了一名受伤的俘虏。五爷伤愈出院进入俘虏学习班，一边接受教育一边接受审查。负责审查俘虏的是两名年轻的政工干部，一个脾气暴躁，一个和蔼可亲，二人交替询问，准确说是质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唱一和，相得益彰，令你无处可逃，束手就擒。一个个俘虏进入审讯室几乎都不到一刻钟就出来了，轮到五爷，一审就是两个钟头，无论是那个暴脾气的政工干部吹胡子瞪眼睛，还是那个和气的那个政工干部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五爷就一句话，我是预备党员！
　　 谁能证明？
　　 都死球了，没人！
　　 空口白牙不作数！
　　 我是预备党员，我列席过民团党小组会！
　　 审讯进行过多次，结果一样，五爷始终坚持说，我是预备党员！二人无奈，只好向领导反映，组织派人调查月余，结果证实，五爷说的三个人确实都是党员，因包括那些进步团丁已全部牺牲，没人能证明五爷是预备党员，甚至说连进步团丁都无法证明。最终，组织上只能给他开具一张证明，发给他三块大洋，让他回到皂角树。
　　 我见过那张证明，一张粗糙的白纸，竖书毛笔小楷。字体称不上好，也算不上坏，按照老师给我们批改大字作业的标准，吃圈的好字超不过二十个。那是一个连阴雨后的好晴天，我爹让我去叫五爷来家，走进院子就看到了。五爷怕它上潮，放在院子的小板凳上，四角压着四个石子在晾晒。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走近去看，纸已发黄，字有些少色，只有那枚红杠杠的大印日头一样耀眼：屈坤定，男，一九二一年农历六月出生于流西河皂角树，于一九四八年秋在西衙口战役中被俘，经审查，无重大罪行，准其回乡务农，请按政策分给土地。特此证明。西衙口军事管理委员会，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组织的证明毋庸置疑，五爷的说法也合情合理，但作为组织上下派的支书，第一要务是对组织负责，第二要务是只能对组织负责，那就必须遵照组织开具的证明行事。姜支书说，你的事，组织上已有定论，现在请你先离开这里，我们马上要开支部会。
　　 五爷说，我不走，我要列席！
　　 蚂蚱爷！一个被遣返的国民党俘虏兵要列席共产党的支部会议，这是怎样严重的政治事件！大家再次将目光投向姜支书。五爷一根筋，认死理，谁也没办法，他的脾性上来，别说九头牛，就是九辆拖拉机，也拉不回来。这一点，姜支书领教过多次，不能硬来，可一时又不知咋办，便哄劝说，你先回去，会议结束，我就回公社汇报，请组上派人重新调查，咋样？
　　 五爷脖子一梗说，派人调查可以，今天的会议，我必须列席！
　　 姜支书说，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五爷说，我是预备党员，我有这个权力，怎么说是瞎胡闹？
　　 姜支书说，我们是商量事情，不是开生活会。
　　 五爷说，我知晓组织的规矩，你们商量你们的，我列席，不发言，不表决。
　　 姜支书与五爷一来一往，谁也说服不了说，姜支书还明显出现了词穷的迹象，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我爹打圆场说，世上没有锯不倒的树，我看不如这样，让屈坤定同志坐门口，说列席不是列席，说不是列席也是列席，没人问起，屈坤定同志是列席，有人追究，就说是在为开会的同志把风，大家看如何？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姜支书。姜支书摸出一根纸烟，从火池里捏起一根柴头点上，慢悠悠地咂一口，又咂一口，再咂一口，一支烟便剩一小半，仍闷着头不发话。
　　 甭为难啦，我坐门外！五爷一扭身，跨过门槛，坐到前檐下的一个木墩上。屋内烤着火尚嫌冷，外面白雪皑皑，又刮着风，不时有雪末子被卷起，直往脖子里灌，五爷依然坐得挺直。
　　 姜支书咂下最后一口烟，将烟屁股往地上一掷，伸脚一碾，说，老屈进屋把门关上，开会！
　　 五爷一楞，站起身，却犹豫了，说，还是坐门外吧。
　　 从那之后，五爷便开始列席皂角树的党员会，每次也都是或坐或圪蹴在门外，与主会场若即若离。
　　 二
　　 坚持做好一件事易，一件事坚持重复做难，在坚持重复做的过程中坚持一句话不说更难。列席会议这件事，五爷就做得很好，但在选举皂角树支书这件事上，他却说了话，做了干预。
　　 那年春天，百花盛开，我呱呱坠地，一看是个带把的，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皂角树的习俗，三天吃喜面，父亲请姜支书来家做客。姜支书跒进门，双手向我父亲一拱，欢喜地说，祝贺你双喜临门！
　　 我父亲不解，问道，我得犬子，只算一喜，何来双喜？
　　 姜支书说，组织上要我回公社工作，我已正式向公社举荐，你马上就要成为皂角树的当家人啦！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可干不了支书。我父亲嘴上如此说，心里跟吃了一勺蜂蜜一样甜，别提多得劲了，可他的高兴劲刚起来，就被人泼了一瓢冷水。这个人不是别人，是他的亲叔叔，我五爷。
　　 此时，五爷迈着八字步刚好走进院子，姜支书的话听个正着。五爷是父亲请来吃喜面的。五爷穿着干净，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裤子的两个膝盖和布衫的两个肩头对称打着两个黑色方块补丁，看上去分外显眼。他那根一尺多长的旱烟袋锅后袋前背在左肩上，俨然背着一杆钢枪。后来几十年，他一直这样背，我猜想这与他当年背枪养成的习惯有关。五爷紧跑几步，蹙到跟前说，这哪儿行，狗娃还是个娃娃家家的人，咋能撑起皂角树这么大一个门面？
　　 狗娃是我爹的小名，皂角树已很少有叫，五爷例外，一直喜欢这么叫。姜支书说，怎么不行，当年闹革命，许多党的领导人不都是二三十岁？
　　 五爷说，他咋能跟党的领导人比，不行，坚决不行！
　　 姜支书说，行，我说行就行！
　　 这事必须召开支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不能光公社说了算，更不能你一个说了算！
　　 公社有权这么做！
　　 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
　　 你一个国民党俘虏管得着吗？姜支书也是急了，说话掉了分寸，
　　 我找公社领导说去！五爷一扭身，喜面也不吃，背抄着手，气呼呼地走出我家院子。
　　 去公社本应走黄楝树的大路，五爷怕耽搁时间，翻过乱坟岗那道土梁子，绕开黄楝树，蹚过流西河，抄翻山的近路走。那时候，五爷已年过半百，尽管身子骨硬朗，要翻一座大山还是有些吃力。走到半坡那棵古老的桦栎树下，五爷已满头是汗，便坐下来歇歇脚。五爷取下烟袋，挖一锅烟末出来，掏出磕头虫打火机，叭叭两下打着，点上，吧嗒吧嗒几口，身上的困乏便散去。困顿没了，肚子咕噜起来，五爷抬头看看日头，已经过午，后悔没有先吃碗喜面。身上没吃的，五爷还是站起来上下摸摸，然后瞅瞅四周。那些山桃山杏都刚离花，还没指甲盖大，吃不成。天无绝人之路，五爷发现一片野小蒜，过去采一大把，坐下来吃，嚼得嘴角直冒青沫。
　　 半下午的时候，五爷终于走到公社，门卫却死活不让进。五爷一急眼，抄起长杆烟袋就门卫往头上敲，幸亏对方躲得快，没造成一场流血事件。门卫一看不是善茬，只好放五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