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馍馍”这种称谓，在我们老家不知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反正在我的小时候，村里人就这样叫开了。而今过去了几十年，依然还这样固执地叫着。
　　 在“馍馍”的世界里，有着丰富多彩的记忆。我吃过用麸皮做的馍馍、用红苕面做的馍馍、用包谷面做的馍馍……等等。听父亲说，他与爷爷那辈人的早年间，在开办集体食堂那阵子，他们吃过了从包谷叶中提炼淀粉做成的馍馍，以及用棕榈树上的松花面做成的馍馍，还有后来“日子有法过了”时，又吃到的用粗糠做成的糠馍馍。
　　 用粗糠做出来的糠馍馍，我也吃过不多的二三次。是那年天旱，住高山上的我们，既没收到像稻谷小麦包谷之类的主粮，连像红苕南瓜等等的耐旱作物，也几乎断了顿。父母去外地买的粗糠，原本是给猪催肥吃的，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采取人吃头道、猪吃二道的办法度过那年的难关。奶奶在石磨上把粗糠磨细、用罗子罗过的细面，我们拿来蒸糠馍馍吃，余下的则喂给猪们。猪好像也不嫌弃，狂吞得连耳朵根子都抖动起来了。
　　 黑乎乎的糠馍馍过于粗糙，甜菜汤配糠馍馍吃，小妹们觉得实在难以下咽，眼泪都吃出来了，最后还得吃，不然没法活下去。我比她们要大些，不好露出难吃的表情，就跟着大人们故意做出“好吃”的样子来吸引她们下咽。
　　 吃倒是吃下去了，可后遗症也随之而来。我们兄妹大便解不出，肚子鼓得难受。最后好不容易解出来的大便夹带了鲜血。看到我们的痛苦状，大人们则安慰我们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几天就好了。“我们那些年，吃糠馍馍还算好的了，吃‘神仙土’时几天几夜都解不出大便……”
　　 有了吃糠馍馍的经历，后来我们在对红苕南瓜吃腻了的时候，大人们只要一提醒“再难吃也没有糠馍馍难吃”时，有了比较的我们便不再难为父母了。
　　
　　 二
　　 能够吃上白面馍馍，那是后来的事了。不过，用红苕干磨成面做的馍馍，倒是隔三差五就能吃到，用麦子做的白面馍馍却很稀罕。原因是靠挣工分分到家里的口粮，还达不到大吃大喝的程度。一家人要想把粮食从年初匀到年底，必须有细水长流的打算，并且还不能有想吃就吃那样的随心所欲。
　　 要想吃到家里的白面馍馍，只有等到端午节，其他时候不论你怎么想吃，那都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吃白面馍馍对我们来说，就像端午节每年只有一次一样珍贵和渴望。
　　 读初中时，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饭馆，那也是全乡范围内独有的一家餐馆。那里面制定的苛责条件，让你没法选择，只得乖乖就犯。比如用二两粮票、一角二分钱，换一碗一大口就能吃完的面条；再比如用二两粮票、五分钱，换一个比我们的拳头都还小的白面馍馍。有些同学做怪动作，把那发泡的馍馍轻轻一捏，顺势丢进嘴里一嚼、很快便没了……
　　 那时一没粮票，二没钱，从那香喷喷的饭店门口经过，忍不住被那里面的香味儿吸引，便故意吸一下香气，以解嘴馋。当然，也有并不仅仅只满足于吸几口香气的同学，他们还在私下采取了行动一一按照饭店公开的怂恿，回家偷出白花花的大米来，用二两大米换一个白面馍馍吃。胆小的我，想吃而不敢为。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靠花二两粮票、一角钱去镇上的饭馆吃白面馍馍的事，象在苦寒岁月中打零星的牙祭那样实实在在我也经历过。不过，那是我靠劳动挣来的。比如交公粮时，背着家里的瓜果蔬菜去卖时，父母见肚子饿得不行的我，便从他们那藏得很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为我支付一碗面条或一个白面馍馍的零食钱。至于用米去换面条或者去换白面馍馍的事，压根儿就一次都没有。那是不划算的事情，与其用米去换馍馍，倒不如用米做一顿饭吃更能饱腹。
　　 端午节这一天，蒸出的包子和白面馍馍，是可以管饱的。我那时对吃包子没什么兴趣，主要是那里面包着的四季豆、南瓜丝、白菜本来就是平时吃厌烦了的东西，那包子也只是加进了点油盐炒炒而已。而白面馍馍就不同了，它没有滥竽充数的填充物，那甜甜的麦香味是平时所吃不到的。
　　 每当我回忆起家里蒸馍馍的情景，心中的那份丝丝甜蜜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回味无穷。大人们揉面的揉面，烧锅的烧锅，割竹叶、洗笼窗……一家人齐动员。我们这些娃娃们，大的帮忙烧火做饭，小的在一旁看热闹。时不时地把舌头伸出口外，流着哈喇子，幻想着白面馍馍入口的滋味，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和希望。正式开吃的时候，父母为我们几个娃娃每人做的面“斑鸠”，逐个发给我们，看着那精美的面斑鸠，总是舍不得下口，直到最后才肯着吃了。
　　
　　 三
　　 馍馍这种东西给人的感觉是踏实，它也确确实实地是个好东西，人们在重体力活的现场，心心念念的它如愿登场，其目的是要给那些劳动者们以鼓舞。在我的印象中，我们那里好像都是这样的，只要干集体活的时候，都要用白面馍馍来犒劳。很多人还专门奔这个吃食而来。
　　 我参加过生产队组织的晚上抢打麦子的活动，也参加过公社组织的兴修水利、背运土石方的重体力活，白面馍馍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填饱我们肚子的功臣。那时候，两个白面馍馍分发到手上，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了家里人还饿着肚子时的情景，哪还忍心一个人一股脑儿地把它们都吃完呢？于是，就只舍得吃下一个、再喝点菜汤填充一下半饱的肚子，把那剩下来的一个给收好，晚上收工时拿回家，让其他家人也跟着尝尝味道。
　　 有次，我把省下来的那个馍馍拿回家时，母亲说了句“老天有眼啊！”当时，我没弄懂是什么意思，就私下问奶奶，她笑着告诉我，你妈以前去队上修晒场的时候，就把发给她的白面馍馍留一个，拿回家来，那时你们都还小。今天你也把白面馍馍省下来拿回家，就与她当年一样……
　　 听到这话，我对我即将到来的前途抱定了希望。初中毕业以后，升不了学是预料中的事，如果将来靠蒸白面馍馍来维持生活，也是件顶好的事，还能以此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我的这想法，多半还是来自父母平时的言传身教。首先，做包子蒸馍馍是件极简单的事，每年端午节也是我们当地的“尝新节”。新麦子磨成面要尝新，四季豆、南瓜结出来了也要尝新，正好都赶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了。别看平时大家少交流，可就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约而同地以蒸包子、白面馍馍的形式分享丰收的喜悦。只是当“家”的生产队长们，从没召集大伙评比一下谁做得更好。实际上哪家的馍馍蒸得最“体面”，私底下大伙还是有口皆碑的；我就听父母私下不止一次地议论过，现在是麦子收成少，将来还会是这样吗？肯定不是了，将来天天吃白面馍馍那完全是有可能的……他们私下议论的这些悄悄话，无疑更让我信心满满了。
　　 做馍馍的那些提前准备工作，至今我依然记得。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大人们便拿出放置在面缸里的“酵母子”。那家伙自从上次发酵的面团中专门留起来后，就一直闲搁在那儿了，陈旧得像具干尸。我们用石臼把它舂细，然后浸入水中，不断地加入白面。有时，还要半夜三更起床检查它发涨起来了没有。如果“涨”过了头，蒸出的馍馍一定不会“笑”。
　　 馍馍“笑”的问题，家家户户都像我知道的那样很是讲究。如果哪一年蒸的馍馍不“笑”了，母亲准会好长时间都高兴不起来，她甚至还会偷偷烧点纸，说点忏悔的话。其实在今天看来，那发“笑”的馍馍就是面没发起来。可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发酵粉问世，全靠酵母子起作用，一旦它要调起皮来，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初中毕业，当预料到的结果如期到来时，我早就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去姑父那里学会了蒸馍馍的技术。每遇山前山后有哪家要办红白喜事了，人们便会请到说话小声小气、做起事来却很麻利的姑父。他在发面、揉面方面传给我的技术，让我受益匪浅。只是那时我力气不大、个子不高，他让我做的事便是给“笑”成莲花状的馍馍，用毛笔点上“吉祥红”。八个帅大的白面馍馍，“座”在婚礼的轿子上，惹得围观的人群啧啧称道。
　　
　　 四
　　 生活的改变让人触目惊心。儿时只盼望能在某一天把白面馍馍吃个够，这愿望于多年前就实现了。不仅如此，街面上的商家还别出心裁地搞出了荞面馍馍、包谷面馍馍、高粱面馍馍等杂粮馍馍来。这些杂粮馍馍里面都按一定的比例加进了其他元素，目的是想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口味，让收入最大化。
　　 卖白面馍馍的地方，总是打出“老面馒头”的招牌。用发酵粉、苏打粉做出的馍馍，有时根本不受青睐。不管哪种做法的白面馍馍，虽然加了糖，口感是好了，但说真的，自然的麦香味却没有了。
　　 我们一家人偶尔也会冲着“老面馒头”去买些来吃，那嚼劲儿是我们一直所喜好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吧，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发面、自己做来吃。小时候我就学会了这手艺，那些古老的技术，今天不论怎样革新，终究还是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