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宋史》时，常常会因在前人的举动里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而心悸。譬如在读到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卷的一则故事时：
　　 朱熹上奏说韩侂胄奸佞。侂胄生气，就让优人戴着高冠、身着宽袖的衣服，扮成儒生到宁宗面前演戏。朱熹便被不明不白地罢去了。
　　 侂胄是奸是忠，后世不同的史学家各有其论，我自不用妄议。但单说这件事中，宁宗体现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很值得我反思。若是朱熹的奏书陈列了韩的恶行，那宁宗应该公正地查证。朱熹所言要是非虚，那该被罢去的应该是韩；朱熹要是无端诽谤，那也应该是求实后以诬陷罪处罚他。可实际上，宁宗没有求证任何事，甚至韩也没有为自己辩白一句。或许韩在一场戏剧里，用娱乐的方式消解掉儒者严肃的形象后，儒者所言自然就在宁宗心里没有了分量。朱熹的奏章究竟是否说得在理？宁宗也不会关心了。
　　 作为一个学生，我又何尝不会这样？当听到一个人主张一件事时，我并不总愿意第一时间费心思去了解他主张的事，毕竟了解事要多方调查、对比，不可谓不麻烦。而打听人则容易得多，若听得主张者有一个两个缺点，那么便可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他主张的事必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谬误”。到最后，主张者主张了些什么？我就没兴趣理会了。
　　 喜爱追究主张者是否完美，最后倒把主张的事情给忘却的习惯，其实在宁宗前后的多名君主的身上都能窥见。
　　 高宗时期，李光曾与秦桧争论。秦桧遭到李光的辱骂，不发一言反驳，等李光说完，秦桧便缓缓开口：“李光无人臣礼。”于是高宗便对李光发怒。李光与秦桧争论了什么？我们又无法从史书得知了。若是李光论点有理，即使一时言辞激烈失了理解，其言也不会因此便错了；若是论据无理，应该就事指出其不当，又何必把注意力从议论的事情转移到主张者是否的礼貌问题上去呢？《宋史》说秦桧“凡陷忠良，率用此术”，可见这所谓“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的巨憝，最惯用的权谋也并非不可想象的复杂，只是牢牢抓住了人“喜欢追究主张者是否完美”这一弱点罢了。
　　 侂胄、秦桧这般狡黠之徒，会在主张者提出主张后，消解主张者正面形象以保全自己。而他们的“老前辈”童贯，则是更为可怕，抢先把主张者污名，让主张者无力主张。
　　 徽宗时期，有人弹劾童贯。徽宗便让方劭调查童贯，可谁知劭的一举一动都为童贯侦察。在收集证据揭发童贯罪行前，童贯先一步诬告了他。这位钦定的调查员，反被徽宗处死。童贯可是有罪？又究竟犯了那些罪？徽宗却也没再派一个自己完完全全信得过的“方劭”去调查了。其实徽宗即使做不到“用人不疑”，也不该因为调查员获罪，而把被调查者是否有罪罔顾了，这两件事毕竟是相互独立的。
　　 以上的史实，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帮闲法发隐》一文指出：“帮闲”们最喜欢用伎俩“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侂胄、秦桧、童贯无非如此，他们不驳斥反对自己的人，也不就事情本身谈论事情，他们用巧妙的手段，把大家注意力从主张的事，挪动到主张的人上去。我不禁反问自己：如果我很讲道理，论事时集中精神听事，用心险恶的人应该就不好在动心思到主张者身上去了？我还会受蒙蔽吗？毕竟诚如马克思所指出，客观的事物不会因主观意念改变。对的事还该是对的，错的还该是是错的，怎么会因提出事情的人是否完美而改变呢？
　　 “追究主张者完美”这一习惯，不仅可能让别人蒙蔽自己，若是进一步钻入了“非完美者不听”的牛角尖，更可能让自己变得刚愎自用。
　　 宋理宗晚年，侍御史丁大全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右丞相董槐对理宗说：“丁大全邪佞不可接近。”理宗也不细问其中委曲，直接责问董槐说：“大全未曾说过你的不是，你不该怀疑他。”在这件事中，丁大全没有把理宗注意力转移到董槐身上。反而是理宗自己给提出有益主张的人，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道德要求：别人不说你，你便不可先说别人。于是乎，这位主张者便被打上了“气量小”的烙印，“气量小”的人的主张自然是可以心安理得不听的了。
　　 理宗不知道，丁大全在结交董槐失败后，“乃日夜刻求其短”，可一个廉洁爱民的人毕竟寻不到破绽，于是小人自然显得“大度”了起来。正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既勇于披露罪恶，又谦和到不主动告别人状的“完人”，一班大臣也就对丁大全敢怒不敢言，南宋朝纲也在被阻塞的言路中日渐破坏。
　　 我读后也不断告诫自己，不能落入理宗这样的思维陷阱里去。若是一名科学家好心告诉我，每天早上要吃早饭、出门记得戴口罩，但我却懒得判断这两件事是否正确，于是上网搜他写过的论文，终于在他无数篇论文中找到一个标得不妥的标点，随后便心安理得把他的忠告抛之脑后。我若这样做，岂不是荒唐？
　　 我也更要告诫自己，需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自己带入这样的陷阱里。想起中学时，有少数少不经事的同窗对客观公允的中学历史教材缺乏兴致，反倒花费钱去购买所谓“XXX谈古论今”“XX野史”“XX秘史”一类书籍。这些书籍为了标榜所谓“公正”，总不准许好人总是面面都好的。他们指责一生廉洁的诸葛亮竟然种了些竹子留给子孙；他们指责爱国爱民的岳飞在《满江红》里写了“饮血”的句子，足见其残暴。有些书籍，专注于在历史人物身上“发掘”几处人们想不到的“缺点”，暗示人们伟大者依旧不完美，故他们的主张自可不必全信。消解掉正面人物在历史上的庄严感，久而久之，我们学生心里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就不看得那么在乎了，或许有些书的作者这么期待着，而我们必须时刻警觉。
　　 当然，我也该明白，读史书不能妄得结论套入生活。即使有了有一定道理的结论，也必须时刻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真理是相对的，它总有着适用的范围。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主张者完美”，是希望在听到有益但大家存疑的主张时，以理性的态度公正地了解主张本身，而不要把注意力全拉扯到说主张的人身上去。我同时刻不能让自己得出错误的结论：既然主张人怎么样无所谓，那境外反动势力也不该全否定，恶毒且无凭据的谣诼也该听信一部分。这样错误汲取史书知识，不能明智，只会把自己从无知的一端，拉到愚蠢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