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时事述评】报道：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关于三农问题，只是今年明确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统计显示：“新生代”的数量已超过１亿人。
　　 新生代农民工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概念并不熟悉。同时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一项网络调查：80%至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至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他们与父辈“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相比截然不同。更倾向于城市丰富的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不再是穿着邋遢的衣衫，扛着蛇皮袋，眼神很迷惘，而是喜欢漂亮的衣服，上网聊天、甚至关心股市。对于就业，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担忧。他们追求的是环境好、技术高，体面、有尊严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批人都具有初中文化甚至高中文化，视野更宽，个性更强。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城市扎下根来。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在城里打工，但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当中国的大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民工荒”时，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悄悄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这一代农民的子女，的确是不能再继续称呼他们为农民了，因为他们似乎和农村、农业、农民已经有了相当遥远的距离.他们也许在一出生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里人”，可是他们却在城市生活。他们的故乡就是父母为之辛勤打工的地方，在农村也没有他们心灵栖息的场地。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内心埋藏着“城市梦”，城市梦的实现，仅凭着自身能力，那怕是穷尽一生也难达到，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让他们实现“城市梦”的成本太高。父辈们打工，大多干的是建筑工之类的体力活儿，很累，收入又不高。而这一代更注重将来的发展和职业规划，思想观念都不一样。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有房有车，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帮知心的朋友，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城里人享有的福利待遇，他们都希望能够享受。
　　 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心态和生活质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巨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稳定。无论是在城市扎根，还是回乡创业，他们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如果务工受挫，发展受阻，他们也可能会走上歧路。希望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正确引导，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发展和归宿。要关注和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既保证他们的生存质量，又能使得他们具有发展前途，这是一个新课题。政府和全社会都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是意味深长。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个特殊群体，离开了土地，在城镇就业；但他们又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生存状况很尴尬。现实是，城市离开了他们，可能会瘫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愿意回农村。过去的“城乡一元结构”，渐渐演变为“城市的二元结构”。政府部门对此要高度关注。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影响着城市化进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速度。那么首先就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够在城里有一套房子，和学一门手艺或者做大生意。由于大城市的房价太高，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但他们又不会种地，现在也用不着他们种地，很多人都在家乡的小镇或者县城买房安家。因此，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安家落户的关键。
　　 他们的父辈为城市的发展流汗奉献，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继续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希望城市不要给他们留下遗憾。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难以吸纳较多高端人才，造成博士生挤掉硕士生，硕士生挤压大学生，而大学生则去和农民工“争饭碗”。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都不太高，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二次培训，在就业上想些办法帮他们一把也至关重要。有关部门要注重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服务，提高他们的技能；在个人发展上，要注重公平，不搞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除解决就业、住房、还有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
　　 春节刚过，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在拉响新一轮“用工警报”，在长三角、珠三角甚至全国范围的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企业为了能招到人，纷纷上调工资，降低学历、年龄等限制，有的还推出员工推荐老乡的奖励政策。即便如此，“招工难”的现状依然难改。一边是堆积的订单让不少企业提前到初八初九开工，另一边却是人员短缺使得企业开工不足。用工荒释放出哪些信号呢？除了正在倒逼沿海企业提升农民工薪资福利步伐，更强调注重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群体的诉求，原有用工模式亟待创新突破。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必须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计。
　　 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省委十届六次会议上提出：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要完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放宽、改变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打通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城市瓶颈。科学制定农民工落户政策，探索推广中山农民工积分制管理做法，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是一个好消息。积分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造指标体系与确定指标分值，编制积分表。积分制管理具有“简便明晰，通俗易懂，操作方便，管理灵活”的基本特点。通过累计积分进行科学计量，依据积分量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相应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入籍服务。积分制管理让进城农民工“进得城、呆得住、扎得根”。积分制管理既是地方政府贯彻实践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人为本，尽力而为，切实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体现；又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务实创新的标志。它的目的实质是保证人口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有序与和谐，值得全国推广。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了愤世嫉俗。有着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因此，全社会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湖北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速发展。面对全国性的用工荒，湖北更应该正视新生代的需求，向广东学习，想办法将他们留在本省就业。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我省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主动将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
　　 随着城市（镇）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10年后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40年，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产生出后患无数。当他们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必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显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是迫在眉睫。如果继续拖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一系列不安定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而来。
　　 “农二代”这个庞大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她）们重新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全无可能；他（她）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了。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政府就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让他（她）们分批转变为“新生代市民”。真正方便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让农民工的梦想阳光照进现实。使他（她）们在脱离土地后，失业有低保托底，退休时有社会统筹养老，病有所医，教有所学，居有其屋。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的进入设定众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城市必须敞开胸怀接纳农民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这对城市文明、公民意识是个考验，同样也快步催生社会公平和权利制度向深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