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同胞们都成了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文明人了。你看，公交车上再也没有人大声说话，安安静静的，都在各自摆弄自己的手机；菜市场再无小商小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明码标价，公平交易，小声和和气气地买卖；会议室里，再也没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大家默默地听领导和风细雨地讲话，对的不对的都会认真贯彻执行；旅游大巴车上，除了导游小姐喋喋不休的介绍本地特产、自费项目，再没有以前兴奋的大嗓门吵闹。商场里静悄悄的，学校的操场上静悄悄的，大街上也是静悄悄的。
　　 周围变得如此安静，这是人们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影照，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充分展现的一个表现。
　　 然而，事物都是二面性的。中医学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平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阐明事物却应该遵循矛盾统一的规律。任何一方面变得极致了，就不免偏颇了。
　　 记的小时候我所认识的农村人，无论男女说话都是大嗓门。见面打个招呼，都扯脖子大声喊，更别提唠家常、吹牛皮、骂大街了。当时，有一个外号叫“二白呼”的，夸张地说，二里地外都能听到他说话，打老远就知道他来了。
　　 我曾经讨厌过这个人，怪他说话就不能小点声，吵得别人不消停。当然，我也很喜欢他，喜欢他直来直去的性格，喜欢他快言快语又略带诙谐幽默的话语，更喜欢他肆无忌惮的爽朗的笑声。
　　 那时的农村也是非常热闹的。比如那时这个时节的傍晚，放牧的男人们甩着响亮的鞭子，吆喝着牛群羊群，放声唱着山歌从村里回着；每家的院子里也鸡鸣狗叫着。人们吃过晚饭，纷纷围在大树萌下的一块干净空地儿。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笑着，男人们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天南地北地扯着，清脆爽朗的笑声飘扬在夜空。而现在，十里八乡每天都是安安静的。问起家乡人缘由，解释者说年轻人都去城里建功立业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的，哪有力气大声说话？
　　 到了城里的农村年轻人，当保安的，送外卖的，走进高档写字间的，都怯生生地打量着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们知道，城市的主人不是他们，他们只是城市的外来暂住的寄生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操着不用的地方方言口音，习惯不同，性格不同，只是为了糊口生计来到陌生的城市。有的独来独往，有的勉强有几个同事伙伴。少说话，多做事，是老祖宗留下的金玉良言。他们不想，也没机会大声说话。
　　 城里的孩子见过世面，按理说，应该是说笑自如的。但不知何时起，城里未成年孩子作息时间被安排得紧紧满满，刚走出学校课堂，又被家长带进各种课外补学班；不知何时起，城里的成年男孩开始也学女孩买化妆品，也贴面膜，也做皮肤保养、美容养颜了；也不知何时起，城里的男孩说话都嗲声嗲气、柔声细语了；也不知何时起，电视娱乐节目里的男明星都是清一色的染着红绿头发、戴着耳钉、一副娘娘腔的伪老爷们了。而且，我还看见爷爷奶奶的手始终离不开孙子；看见小学校里的男孩不再飞跑，被人踹了一脚，七大姑八大姨就会闹到学校，又是道歉又是赔偿；看见看电视里的小鲜肉们互相鼓吹励志的感人事例：手指破了点皮，贴了创可贴仍在坚持拍戏；假装倒地的动作，都不用替身，亲自吃苦冒险表演；亲自吃饭，亲自上厕所，都不用助理培同。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李幼斌主演的《亮剑》。剧中李云龙一口一口“他娘的”，我听着并没有不舒服，反而觉得铿锵有力。尤其那句“干他娘的小日本”，我更觉的解气。有人说，社会进步了，时代不同了，人类应该更加文明了。我不苟同。君不见，国门外还有多少张着血红的大口，多少虎视眈眈的眼睛，在咄咄逼人；不能忘记，陈红军、陈祥榕、祁发宝、肖思远、王焯冉，又是在怎样的和平环境中成为烈士；应该知道，发达的科学技术是保障，优良的身心素质才是根本。君不见，我们的小学生男孩有多少是戴着眼镜大腹便便，柔声细语；君不见，我们的足球场上出现了多少的“白条肌”，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尽力了”；君不见，四十多岁男人的体验报告上大都赫然显现着“血脂高”“血糖超标”的字眼，时时关注着将要的延迟退休政策。
　　 当然，我不希望我“杞人忧天”，我也希望这不是骇人听闻。我只希望，人群中有时也应该热闹一些，希望那些引领时代的媒介们，少一些利益的驱使，多一些责任担当，让我们的男孩儿能够大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