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巴，不是一出生就有的。
　　 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寄居在外婆家，食啖特别好，天天感觉吃不饱，一天到晚唯一的念头，就是盼着外公快点下班，带回零食充饥。外公在西门江边新饭店做厨师。外公走得慢，鞋底在地面一擦一擦，拖拖拉拉。他七十岁，起早摸黑，衰老得快，背驼得像一张弓，门前襟都垂到膝盖。外公刚进第一节门台，我就已经发觉，一溜小跑迎接他。他把布袋带子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我绕到他身后，伸手想去布袋掏零食，但我不敢，外公自有威势。我只是造个势，督促外公早点分发。外公停下脚步，转着圈回避我，伸手到布袋里，掏出一个个糯米饼，分给围上来的内孙外孙。我的两个姐姐，五个表兄弟姐妹，使的都是老鼠牙，慢牙细嚼。我吃得特别快，很快就要啃完，眼巴巴盯着布袋还想要。舅娘坐在阶前头打毛线衣，抽出竹针，重新开织，眼里看我有趣，就开玩笑说：“这乌鲤，吃了还想吃，会生尾巴的。”
　　 叫我乌鲤，是指我特别能吃。乌鲤鱼，胃口好。这些话我经常听，听得耳朵都长老茧，并不在意。我边啃糯米饼，边从裤子后头掏一根东西出来：“舅娘你看，我有尾巴的。”
　　 大家听了很惊讶，都凑近来看，齐齐做出震惊的表情：“真的，阿敏怎么长尾巴了？”
　　 平时一起玩耍，我屁股后鼓鼓囊囊，他们并不在意。今天暴露了，都开始大惊小怪，我姐掩脸低头。外公脸上没了笑意，掏出最后一个糯米饼塞给我，绷着脸去了楼上。我在磨盘边蹭着，屁股抬到磨盘上，把尾巴从左边理出，垂下来，一甩一甩的，漫不经心。我的尾巴，也不是舅娘一说就出来，之前，因为天天等待外公零食，逐渐有些苗头，但没那么明显。外公外婆，我妈我姐，都知道这事，藏藏掖掖，没对外声张，是我自己把秘密公开了。那时营养不好，尾巴很细，后来才形成规模。好事不出门，我的秘密，在这江南小县城，可谓石破天惊。听到风声的人，组团过来看稀罕，门前石板路上，人都挤不过去。路旁卖棉花糖的，卖水果的，卖敲糖的，吹糖人儿的，看西洋镜的，吹吹打打，形成集市，特别热闹。我妈周末从乡下洋袜厂下班回娘家，都进不去家门。她个儿瘦小，体质特别弱，三挤两挤进不来，认识的人在边上起哄：“就这个人，这个人，她儿子长尾巴的。”
　　 我妈羞得抬不起头。全家也都遭霜打似的，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我妈是外公家的老四，属于拔藤瓜，她和她大姐，年龄相差二十岁。我大姨结婚生子，三十岁就生病去世了，我妈还没成年。大姨的儿子，和我妈只差一岁。我妈我爸成婚，是我二姨牵的媒。二姨在棉织厂工作，她是表兄妹做亲，老公原来也是游手好闲，曾经把别人在田里放养的牛，牵回家藏起来，牛再怎么瘦，也是藏不住的。主人家告到水上派出所，他笨嘴笨舌解释不清，牛为什么出现在他爹寿衣店后堂，我二姨就去派出所帮忙说清楚。
　　 牛还给人家，他去当了兵，我二姨也认识了我爸。我爸是打游击出来的山里人，转业到县看守所，后来转派出所当所长，个子高，收入不高，到二十八岁还没成家，我二姨就此成了治保积极分子，经常到派出所帮忙，巡逻放哨，和警察相处间，看我爸独自人，性格还不错，就把十八岁的妹妹介绍给他。虽然经济困难，但不耽误生孩子，我三个姐姐，一个接一个，打炒米花似的出生，然后才有的我，各自相隔两年。这时候，我爸不堪重负，辞了职，出去自谋生路，孩子养不起，都扔给外公外婆家。八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比小小班还热闹。外公家叫秀坦街五号，是个四合院，原来是地主家大宅。在这里度过的童年，令我终生难忘，这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坐在磨盘上，卖力干嚎。盛夏季节，似火骄阳把三进的四合院，晒得亮堂堂。磨盘摆在南厢房玻璃窗下，平时没见谁用过。家家户户过年磨粉，捣糖糕、蒸炊糕时，才用得着。平时节一年到头，唯一的功能，就是对我的禁锢。周末后，妈迈着小碎步跑着，离开我去十几里外上班，唯一交通工具是塘河木船。我要跟着过去，舅舅把我拦腰掳住，高举到磨盘上。边上外婆提醒：“小心，小心，别墩着屁股。”
　　 她舍不得说尾巴，特意说了屁股。即使长尾巴，毕竟是亲嫡嫡外孙。舅舅嘟囔道：“知道了，我还折了他尾巴？”
　　 其实，我稍微勇敢些，就能跳下来，但我不愿表示妥协，把小尾巴绕个圈，垫在屁股后，以免晒得滚烫的磨盘，炙伤屁股。我眯缝着眼，咧开豁牙大嘴嚎啕大哭，惊天地，泣鬼神，摄人魂，直到把委屈都哭出来。我把时间掐得死死的，偶然开一条眼缝，关注门台口的动静，看外公弓着背蹒跚归来，哭声戛然而止。外公走到南厢房屋檐下，摸摸我的后脑勺，掏出一截甘蔗，塞到我手里。尾巴暴露后，我成为特殊孩子。外公把几截甘蔗，依次分给其他内孙外孙。我张开大嘴啃甘蔗，把甘蔗渣啐到地上。坑坑洼洼的泥地已经变黑，质地复杂不堪，混杂着软泥和鸡屎，经年不燥，颜色多样，滑溜溜地，稍不小心就要打滑。外婆解放脚，迈着外八字，擎着一把竹扫帚，踉踉跄跄冲出来，随着“哟去”一声吆喝，奋力飞出大杀器，一群母鸡，叽叽咕咕，满地啄食甘蔗渣，吓得炸窝，四散逃窜。舅舅舅妈住在南厢房，一张单亭床，有床杠围。玻璃窗看进去，常看见舅舅睡眼惺忪，手臂搁在床杠围上发呆。舅舅在县毛社做领导，脸红红的，他每天喝半斤人家烧，家酿白酒，分两次喝，酒精从毛孔泛出来，午睡到三点，出发去单位，走路像外公，慢悠悠的，鞋底在地上一擦一擦，也驼背，但个子高大很多。从立屏后木楼梯走上去，是垟间楼，木楼板，踩上去吱吜吱吜的。从木露台到屋檐下，建个鸽子笼，养着一笼鸽子，这是舅舅养的信鸽，比赛用。鸽子每每发出咕咕叫声，我就对妈说：“它们叫我哥哥。”
　　 妈说：“那你有弟弟了。”
　　 鸽子对我并不友好，一见我的身影，乌溜溜眼珠子充满恐惧，蓬的一声掠空而起，棚外的，扑腾到空中翱翔，被我堵在棚里的，也绝对不让我沾手，它们惊恐地飞到棚顶，爪子勾住铁丝网眼，弯曲着脑袋，眼睛血红，坚决不肯下来，直到支撑不住，才扑通摔下来，在半道拐个弯，发出咕咕低鸣。后来听说，有公安同志认为，这鸽子定是通台湾蒋匪用，舅舅不宰他们宰，舅舅不得已宰了，一天一只，加饭酒炖鸽汁。舅舅晚年中风卧床十几年，根底就是这样培起来的。外公外婆住楼上，我跟他们睡，也是一张单亭床。因为肝筋犟，肝热上火，我凌晨哭醒过来，肚脐眼哭鼓出来，尾巴更是直挺挺翘起。外婆以手轻轻拍我，我又沉睡过去。外公吵醒后睡不着，从床头衣橱掏出一瓶老酒汗，抹在青筋暴起的小腿上，嘴里骂骂咧咧：“这童子佬，岁佬个儿。”
　　 童子佬源自同治皇帝，足见瑞城方言渊源。外公看一眼我屁股，叹一口气，收拾布袋，出门上早班去。这时，门外黑沉沉的。木楼梯下有一过道，通往后边狭窄小院，院子正对过道挖个水井，水清凌凌的，平时邻居用木桶打上水，洗衣服，泡西瓜，擦背，挺爽。水井边，有个黑糊糊小门洞，住着老俩口，皮包骨头，肤色苍白。我贴着板壁挨近去，盯着他们看，他们也回看我，干涸眼眶里，没有一点表情。上学后，我学到阶级斗争一词，首先想到这两对眼眶。他们默默看过我，一声不响转过身，回去阴森森门洞，那里一年到头，晒不进阳光。他们就是四合院的主人。京巴狗凶巴巴对我狂吠，发出嘶哑烟嗓子声音。我悄悄从厨房拿个骨头给它，它摇着小短尾巴，贴上来想啃，我拿起来自己啃。它很失望，一阵烟嗓子嘶吼，但无济于事。厨房和住楼上的阿起家，一起合用。在企业做干部的阿起家，有六个子女。后院道坦，住着搬运公司阿奇，有四个儿子，出入都在这个过道。龙生龙，凤生凤，阿奇家儿子，雄赳赳气昂昂，男子汉气概十足，很自信。这个时候，工人阶级地位特别高。小城不大，我看见过他们的工作状况。搬运公司木板车，轮胎特大号，在石板路上滚过，轰隆作响。即使寒冬腊月，他们身上都热气腾腾，光着膀子，腰间捆着白布巾，呈三角形飘在腹前，胸腹腱子肉很健壮，手臂上疙瘩肉凸显。男子气十足的阿奇家，对我们这帮小玩闹，不屑一顾。他们自己玩两头锤杠铃，单杠双杠。
　　 院子里每天过年般热闹。男孩们天天响打锣似的，呼啸来呼啸去，上午打架，下午和好。女孩们细墨得多，踢毽子，跳方格。由于我的特殊，他们并不喜欢带我玩。但院外孩子欺负我，他们同仇敌忾，勇敢地保护我。这一点，在扛着长凳子，去对面草堂巷，解放军兵营操场里，看三根竹电影时，显得特别明显。解放军在这里有营盘，每周末都会撑竹竿，放场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我站到凳子上，看到紧张兴奋处，小尾巴便卷曲起来，舞出许多花样。后边的家伙耐不住，伸手过来，拨弄我的尾巴，兄弟姐妹们平时嫌弃我，但容不得别人捉弄我，差不多大的一堆毛头小子，便会发生战争，与银幕上的战场相映成趣。他们的打闹，严重影响我的观看，我便大喊，别打了，别打了，声音都听不见。大姐就牵我的手，带我到银幕后，这里安静，没人捉弄我。但是这里有个缺点，银幕上的人，动作是相反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左撇子。
　　 和我们这边响打锣似的气氛不一样，过道那边的木板壁房里，住的是斯文人家，家长做供销员，家庭条件好，当年大家都瘦精精的，他的脸却是油光光圆滚滚的。看上去，叔叔阿姨很客气，笑眯眯的，他们家有个独生女儿，不大好说话，穿衣打扮很精致，和我们这些熊孩子不一样。我们是老大穿不下了，给老二，老二穿不下，再给老三，缝缝补补又一年。我心里就有个疙瘩，后来听妈说她是抱养的，我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对过那个北厢房，是另外一户人家。这家大多是男孩子，读书人模样，斯斯文文，戴着眼镜，个个上进，插队落户下乡回来，不大和我们搭话，表情有些凉薄。他们家，有教书的，当会计的，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属于上乘工作。兄弟姐妹们，周末在家里吹拉弹唱，手风琴，二胡，口琴，笛子，都露一手。我们几个，倚着门框涎着脸听曲。这家阿姨不讨厌我，进出门框时，会蹲下来，拨弄一下我，轻俏俏唤我一声小尾巴。看她无恶意，我便冲她傻笑，她立时笑眯了眼。善意恶意我能分辨。
　　 院子很安静，但避不开纷争，我就时时面临危害。跨过道坦，中堂一户人家，有个大我两岁的小子，眼睛斜视，还单只手，该是小时候触过电。可恶的人，即使成了单只手，依然顽劣，天天捉弄我，带我出去展览收门票，还带同学进来观赏，我一见他就跑。一只手，没影响他的平衡感，他像一阵风飘过来，一会儿就抓住我，一把扯开我的裤子，用手把玩我的小尾巴，嘻嘻哈哈的。少不了一顿追逐和逃离。为保持我的清洁卫生，妈给我穿一身卡其布衣裤，牢靠且滑不留手，但我的尾巴被扯住，显然没办法轻易摆脱，尾巴被乱扯的刺痛，是别人无法体会的。他隔壁一户人家，有一个很爱喝酒的老头子，天天脸膛红通通的，眼镜片比啤酒瓶底子还厚，看进去，有眩晕的感觉。他家暴，打老婆女儿，家里时时闹腾，打成一片，三门橱轰隆掀翻在地，盘碗劈里啪啦碎一地。平时，见单手儿欺负我，他会出来保护我，但今天他正打砸忙。我晕晕乎乎，随单手儿走出门台。我看见和他家隔道木板壁的独居老人，拄着拐杖，坐在床杠上，身后被子揉成一团，床边堆满柴草。他眼神呆滞，并不关心身边发生了什么。走出沉重的木门，是一条小街，妈说对过那个大门台，就是黄家，出过黄宗江、黄宗淮、黄宗洛、黄宗翰、黄宗英，是个大家族。我往门台里看，里边的状况，和我们院子差不多，种着些花花草草。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去了北京上海，演出，创作，成名成家，没回过老家。他们的父亲是电机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来考上清末末科洋翰林，往上数，他们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他们家，在小城里，一直是个神秘传奇。
　　 我清醒过来时，已经呆在笼子里。从铁丝网看出去，我看见单只手数着钱，冲我发笑，钱不多，就三张十块头。马戏团选择的地点，在我舅舅毛社门口的广场上，帐篷里热乎乎的，我浑身发抖。派出所例行检查，轻易就把我解救出来，过程一点也不惊心动魄。马戏班主骂骂咧咧，惋惜被单手儿骗去一笔款。所长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住秀坦街，他绞着浓眉说，只听说修碗的，没听说有修调羹的。我妈报案后，他立刻明白，毕竟有尾巴的人名声在外，他就带我回家了。原来他是我表舅公，我外婆表弟。他姐夫是县工商联主席，斯斯文文的，戴个金丝眼镜，书生气十足，大鸣大放时，被打成右派，死在金华劳改农场。骨头拿回家安葬，已是二十年后。所长和我二姨夫，去农场把遗骸找到，挖出，装在包袱皮里，隔江过水，坐车摆渡，一路吆喝叫魂，把亡灵叫回家。
　　 我妈再也不敢离开我，带我回洋袜厂职工宿舍。自从外婆家回到母亲身边后，我的童年时代，在洋袜厂度过。很长时间，我不变的地位，是驼在她边上袜子箩筐的袜子堆里。至今我鼻腔里，还恍惚能忆起棉纱那股涩涩的气味。针织厂的主要产品是袜子，所以，周边九里、南垟、前埠的农民，和第一居民区的居民，也唤这个厂做洋袜厂。之后，才有了新增的产品，膨体衫，羊毛衫。后来，有一次舅舅跟二轻局考察团出公差去香港，给亲戚们都买了礼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