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城关的北门外有个北湖，穿过碧波荡漾的北湖再往北，你面前的是一所百年名校一一诸暨中学。青砖灰瓦的校舍，掩映在葱茏的绿树丛中。校园外是一段低矮的围墙和一条清浅的护校河，校河外是几个村子大片的水田及菜地，种着稻子或一垄垄蔬菜。一些调皮的学生经过菜地，会趁人不注意，拔起地里的一个萝卜或摘个香瓜，用衣角胡乱擦几下，吃得嘎嘣脆响。
　　 走进校门，青翠的斜坡上，依山而建的二幢教学楼格外注目。正对着校门的是第一教学楼，是高二年级的教室，我们高一在相距不远的第二教学楼上课。教学楼的地面、走廊、楼梯，都是木制的，人走在木板上面总是“咚咚”作响。东北角是个简陋的大操场，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场。单杠、双杠、跳远的沙坑，还有几个篮球架子，外加一条沙土跑道，我们上体育课在这里，运动会也在此举行，当时它是县城里最大的田径场。操场外面有一条粗糙的公路，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天晴时扬起的尘土有时让人睁不开眼。除了公路，就是稻田，孤零零的艮塔矗立在田野当中，塔顶的野草与一株不知名的灌木在风中摇曳。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学校南面、北面和东面都是金黄的油菜花，这颜色疯了一样流淌，映得教室里的墙壁金灿灿的。蜜蜂嗡嗡的在校园飞，空气中一股淡淡的油菜花香，终日不散。
　　 校门左转是一幢老式办公楼，往西走过方方的池塘，就是学校大会堂了。大会堂靠北正中，是一个高台子，他们叫“司令台”。毎逢节日，各班级都要自编节目在司令台上表演，唱歌、跳舞或演戏。我曾被年轻漂亮的女教师赶鸭子上架，与另外三个同学一起演过一回自编自演的“三句半”，边念词、边敲锣钹、边做一些夸张的动作。
　　 每年新学年开学，全校师生要在这里开会，由学校领导训话。照例是个子不高但神情严肃的书记先作报告，书记报告时总爱回顾一下文革对学校的破坏，似乎是固定格式。说到破坏总爱讲几句顺口溜，说当初的校园“门窗不全，电灯不亮，广播不响。”相比一脸严肃的“三不”书记，身材魁梧、笑容可掬的校长，更像方脸大耳的如来佛。校长的讲话自然是记不得了，无非就是希望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勤奋钻研，珍惜学习机会等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当时有用，现在也不过时。无论书记还是校长，无论他们严肃与否，当初我们学生对校领导还是心存敬畏的，认为他们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官”。
　　 大会堂的西面是学校食堂，快吃饭时那里老是有饭菜气味飘出来。我们算午膳生，早晨起来，我背着书包，拎着网袋，网袋里是装了米的铝质饭盒，上面叠一只搪瓷杯，杯子里是一点咸菜或燥干菜，步履匆匆地穿过半个老城区去上学。学生在食堂淘米加水，然后放到的大蒸笼架上，由校工将架子一个个抬到大锅上去蒸。有时因为倾斜，一部分饭盒里的水被倒干，结果吃饭时打开饭盒，只见盒底一把干干的米粒；有时满心期待一碗白米饭，却莫名其妙变成了稀粥，这大概是别人饭盒的水倒进了自己的盒子中，而自己盒子里的米，又被谁抓到他的饭盒中去了。每餐开饭，同学们争先恐后去食堂取饭，有时候去晚了，连饭盒的影子都找不见，毫无疑问是被别人偷吃了，这样每顿饭总有那么几个人要饿肚子的。这是大多数时间我们的伙食状况。
　　
　　 二
　　
　　 大会堂往北是智度山。站在山坡上，可望见教学楼灰色的屋脊，就像浮出水面唼喋的两条大鱼。智度山，俗称猪肚山，因山形似猪的腹部而得名。说它是山，其实不过是高不足百米的小丘陵。早年，猪肚山上有座不知建于何年的寺院，寺院里几个不守清规戒律的野僧人，欺压良善，为非作歹，乡民对这些恶僧恨之入骨，于是请来方士作法除恶。方士提议在县城的东北，一个叫娄家荡的地方（八卦艮方）建一座多层宝塔，即可破解。艮塔既建，每当旭日东升，阳光照射塔身，塔影便像一柄利剑直戳猪肚山的寺院。不多日，寺院突然起了一场莫名的大火，几个恶僧也在火灾中灰飞烟灭。这大概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些事情。及至民国元年，乡贤边甘棠等人不受束脩，兴办了一所新式学堂，称为诸暨县立中学校，后改为县立初级中学、红旗中学，也即后来的诸暨中学前身。当年人们都觉得猪肚山的名字不够风雅，于是有人根据谐音将猪肚山改成了智度山。
　　 人活过半百就有点经历，也就有些往事可回忆了，一棵树龄超百年的大树，也是能见证点历史的。智度山麓有一棵几百年的大香樟，远远望去浓荫匝地，高耸入云。四五月份开花时候，樟树特有的芳香四溢开来，老远就可以闻到；盛夏在遮天蔽日的大树下乘凉，且有淡香，想想也是美的；深秋季节，树上结的紫色小果子纷纷落下，掉得满地皆是，鸟雀常来啄食。这让我忽然想起江东的另一棵大香樟，金鸡山下泰山庙前的那棵大樟树，兀然高出屋脊，大可三二壮汉合抱，树龄还要长，有五百多岁，仍堆青拥翠、枝繁叶茂。诸中的县立初级中学时代曾在泰山庙办学，七十年前还是少年的父亲就在此求学（我见过他的奖状和毕业证书），不由心底一酸。在小城人眼里，诸中是县城里的最高学府，有人称它是“诸暨的清华北大”。父亲，我，我女儿，还有我大姐、侄女皆为诸中学子，几十年间，一家三代人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也算一件有趣的事情。
　　 从智度山中走出了许多卓越的人物，有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社会活动家徐逸樵先生，金石书画大家钱君陶先生，当代作家杨佩瑾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何占豪等，还有政界、商界各界光彩夺目的人才，他们如一颗颗闪耀的繁星，照亮后来的莘莘学子发奋前行的路。智度山不高，但因为荟萃了一批教书育人的名师以及众多知名校友，而成了不可逾越的文化教育名山。
　　
　　 三
　　
　　 在高中时，我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我觉得自己相当地幸运。先说下当年诸中的“数理化三大王”老师。当时被称作“学科大王”的几位老师，他们讲课精辟，个个身怀绝技，都是所在学科的领头羊。
　　 “数学大王”何伟林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一学期的数学课，他解题水平很高，各种题型及解法技巧装在他脑子里，随用随调。何老师猜题押题更是出了名的，他编印的复习提纲，到高考时，有百分之八十的考题内容都在提纲里，当然这是对考试大纲吃透钻深的真功夫。
　　 说到何老师，让我想起印象深刻那堂课。有次何老师在讲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时，对我们说，如果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它的各项系数之和为“0”，那么一定有一根等于“1”。何老师指着这道题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就是系数和为零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后排一个男生突然大声说：“记住了！和为零”。和为零一一何伟林，三个字的发音几乎一样，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齐刷刷看着何老师，有几个女同学捂着嘴巴窃笑不停。这时，站在讲台上的何老师一脸懵逼地望着大家说道：“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好笑的。难道有什么错吗？”一句话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化学大王”胡根霍老师讲课认真，注意把握细节和关键，大家学得踏实。高一时就听说胡根霍老师是县城数一数二的化学老师，不过，他浓浓的乡音使我不敢恭维。他大概是东阳那边人，口音和用词都带有古婺州方言中大量的入声调，念白“梆梆”地作响，比如"非常好"他会说"危喜好"，“很清楚”他说成“雪灵清”，听起来不太悦耳。他上课是那样的富有激情和语重心长，生怕有一个同学听不懂。
　　 胡老师的眼睛比较小，一笑起来眼睛更细，简直眯成了一条缝，似乎所有同学都不怕他。由于性子急，他看到下面有个同学上课不听讲，与邻桌老是讲话时，他有点生气地说“对么对弗楞称格，对么念要对格。”这时，他在黑板上写的每个化学分子式，就像一团团小小的乱麻，看得人眼花缭乱，不过他边写边解释，大家连猜带想也习惯了。胡老师最擅长实验课，我们在氨气让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成蓝色的实验中陶醉，在氯气能使湿润的紫色石蕊试纸先变红色，然后褪变，最成变成无色的实验中惊奇；为二氧化硫气体和氯气产生的漂白效果而惊喜。
　　 “物理大王”王寒老师上物理课从没有看到他带过什么课本，也没有看到过他带备课本和参考资料，只带一个香烟壳，里面装了几枝白粉笔。但一讲到教材中什么定理或者定义时，他能准确无误地说：请同学们翻开课本第几页，看第几行至第几行，真是奇了。
　　 王老师有那么一点不拘小节，给人一丝“邋遢”的感觉，常常黑板写满了，他不用黑板擦擦，直接用手掌或干脆用衣袖去擦，上课不一会，便弄得满身的粉笔灰。王老师特不讲究仪表，裤管一只高一只低的，平时他总爱趿拉一双泡沫拖鞋，穿衣打扮一言难尽。有次他里面穿件衬衫，外面套件春装，外衣的纽扣扣到衬衫上，衬衫的纽扣又扣到外衣上，就这样一本正经地上完一节课，看看他的脸，有点怕，看看他的衣服，又有点好笑，把我们憋到内伤，也没人敢告诉他。哈哈哈！
　　 那会就觉得王寒老师讲课有趣，懂得多。讲课讲到抛物线时，王老师会随手把一个断粉笔头抛向空中，令人惊讶的是，那个粉笔头在空中画完一个漂亮的弧线后，不偏不倚地刚好落进了门角落的垃圾桶里面。王老师就这样把物理概念讲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激发我们对物理的兴趣，一切水到渠成。
　　
　　 四
　　
　　 除了“数理化三大王”，高中期间，给我们授过课的老师不下十几位，有数学老师李云麟，语文老师赵华璋、钟嵩，还有教生物的陆逸老师，英语老师钱嘉镛，还有其他几位老师。想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教数学的李云麟老师，也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读书时，李老师也住在铁路边，我家在路西，他家在路东，相隔一条铁路。从学校大门出来，经大桥路到人民路，再右转到姚舍山脚长长的上坡路，然后到火车站的道口，这条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上，我经常与推车上坡的他相遇。
　　 李老师中等身材，偏分头，发额略高，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是插着两支钢笔，一看就是个典型的教书匠。
　　 李老师，每次进教室都搬着粉笔盒，夹着三角尺子。他的几何课教得非常好，思路清晰，循循善诱，明白易懂。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李老师在几何课上画的圆，他徒手在黑板上画的圆甚至比用器具画的还要圆。当时有的同学开玩笑说：“李老师画的圆能气死圆规。”
　　 李老师讲题时，从不说这道题应该怎么解怎么做，答案是什么。他总是把一道题转化为一系列的问题，一步步追问我们，把我们的思维引向这里，引向那里。做完一道数学题，就像和一个大侦探一起推理破解“惊天大案”一样有吸引力。
　　 大概因为李老师是宁波人，所以普通话中带一点宁波腔，比如总把“真正”说成“晶晶”，“方程式”说成“方勤式”，“直线”读成“及线”……李老师知识渊博，谈吐高雅。有时他问题已讲得很清楚了，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意犹未尽地反复强调着，以至常常出现拖堂，显得跟我们格格不入，但事实上他人很随和的。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临放学，他给课堂结了尾。然后说下面布置一下课后作业，下面的同学一阵整齐的唉声叹气。李老师没理会我们，稍作停顿后郑重其事地说，今天的课后作业是先却饭（吃饭）然后困觉（睡觉）。把同学们都乐坏了，现在想想依然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