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两支著名的商旅一直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大舞台上，在华夏大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足以影响到全国的商业经济，缔造了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神话，他们就是晋商与徽商，曾经名列于中国十大商帮前两位，可谓是辉煌一时。虽然财富已经远去，历史却在沉淀，这两支商旅的辉煌与败落一直值得人们去回味，去思考。
　　 对于山西和安徽这两个省份，我们的认识总是带有现代人的误区，因为在今天看来这是两个不太富裕的省份，但翻开他们的历史，却足以让人惊讶与感叹。他们的祖辈是那么的精明与能干，他们的经营管理理念又是那么的系统与先进，所缔造的商业帝国又是那么的庞大与神奇，着实让人敬佩。
　　
　　 二
　　 对于晋商最初的认识来源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山居笔记》里的《抱愧山西》，在那篇文章里余先生用他独特的人文视角去阐述了晋商的辉煌与败落，特别是对于晋商的票号业作了详细的阐述，归纳了晋商的人格为：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很是感叹，没有想到在我国的历史中有这么神奇的一支商旅。以往我们对山西的了解真是太浅薄、太浮浅了，惟一可以谅解的可能是这样的误解不是我一个人。因此在以后的读书中开始收集了解相关晋商的资料，同时也了解了另外一支同样神奇的商旅——徽商。
　　 晋商的发展史应该算还是比较悠久的，归纳起来应该是出现于先秦、汉代、唐朝等，发展于宋代，强盛于明清，衰败于清末民初。其实在先秦、汉代、唐朝等时期，山西商人已经出现并有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在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荣的有名城市。唐朝著名诗人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但这个时候山西商人还是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和规模。到了宋朝，山西商人已经和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写到“从平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处，山西就占有了3处，太原、平阳、蒲州，此时的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商人利用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工作，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等，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特别是清朝入关后，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苦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清朝政府对于山西商人一直采用招抚政策，也许正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山西商人走上了辉煌。
　　 山西商人的辉煌可以从以下事例窥见一斑。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现在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在清朝中期，山西商人的规模和分布更加庞大和广泛。比如在宁夏，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京城，至今留有的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的。同时山西商人还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比如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也比较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为“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的输出。清咸丰三年（1863年）御史章嗣衡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只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余，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由此可见山西商人繁荣鼎盛时期是如何之辉煌，海内巨富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山西票号兑换业，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道光三年（1823年），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李姓财东聘请总经理雷履泰改设“日升昌”，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的贸易地点，先后在天津、苏州、上海、厦门、广州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了商人汇款外，连政府及官员也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开始了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真正达到了“汇通天下”。从此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全国23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有35处，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山西票号还承揽了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阪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从此，山西票号生意可以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里提到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应该算是山西票号业的创立者和代表者——雷履泰和毛鸿翙。雷履泰（1770-1849年）是山西票号业的创立者，理所当然成了山西票号业的领袖；毛鸿翙（1787-1865年）是山西票号的继承者，但精明能干，而具有创新精神，是一位天造地设的商业奇才。当他们在一起创业的时候可以优势互补，共谋大业，一旦事业壮大，他们又会遇到中国自古以来遇到的尴尬，谁是第一功臣，“一山容不下两虎”最终使这两个人分道扬镳。道光六年（1826年），毛鸿翙离开了“日升昌”票号，被隔壁一墙之隔的介休候荫昌重金聘请为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到了蔚泰厚果然不负东家厚望，将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同时挖走了“日升昌”两个得力伙计郝名扬和阎永安，大家齐心协力，将蔚泰厚的票号生意推上正轨，蒸蒸日上，越做越大，随后毛鸿翙相继开设了“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天成亨”，形成了庞大的“蔚”字五联号，成了足以和“日升昌”想抗衡的实力票号。可以说，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促使了山西的票号业的更大发展。不过这两位强者竞争到最后也不免落入了俗套，到后来演变成相互仇视，相互诋毁，相互拆台，人身攻击。雷履泰将儿子取名雷鸿翙，毛鸿翙将孙子取名毛履泰，竞争到这种程度应该算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人格的侮辱的给精明的山西商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不过在这边我要交代一下，毛鸿翙在帮侯家打工39年后，于1864年和人合资开办了一个叫“蔚长厚”的票号，使得毛家拥有了自己的票号行。在他去世后，他的孙子毛履泰接手经营“蔚长厚”票号，在其后的56年中，业绩辉煌，在全国20多个城市开设分号，使毛家晋升为山西顶级富豪之列。但我不知道毛鸿翙地下有知，是欣慰还是悲哀，最后还是这个和竞争对手同名的孙子将毛家的光辉永远的留在了山西票号史，是巧合还是一种讽刺。
　　
　　 三
　　 徽州地处江南，靠近临安，有发源于徽州休宁县境内、蜿蜒流到杭州的黄金水道新安江。徽商初兴来源于大宋王朝南渡，在临安建都，给徽商提供了商机。徽州盛产茶叶、竹木、桐油，南宋王朝要大兴土木，兴建宫宇，建筑城市，维持民生，无不需要这些建筑原材料及茶叶等日用品，这就让徽州人抓住机遇，积累了自己第一桶金。
　　 徽商真正兴起成帮是在明中叶时期。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社会相对比较安宁，商品经济发展，白银大量增加，明政府国库充盈，白银已成为全国普遍使用的货币。特别是在明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推行“开中折色法”，将开中纳粮戍边换取盐引，改为纳银到盐运司后即刻换取盐引，此举大大便利了徽商，免除了商人戍边纳粮的劳役饥寒之苦。到后来徽商已是“其货无所不居”，如盐、茶、米谷、竹木、药材、丝绸、文房四宝等，从事典当经营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盐、茶、木、典四大行业，其他商帮已是望尘莫及了。如盐商，民国《歙县志》记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清朝嘉庆《两浙盐法志》中提到的明清两代35位著名客籍盐商中，徽籍盐商就有28名。如歙县竦塘的黄氏大盐商黄崇德（1469年-1537年），起饱读经史，熟知历代盐法利弊，官府每以盐政大计咨询众商，他都能应答如流，切中要害，被众盐商推举为首领。他资本众多，业盐打发，家中资产“连栋广厦，膏田满野，废居积贮，充于维扬”，其宗族子弟也在他的带领下，纷纷到扬州经商业盐，都成了富商大贾，以至于竦塘黄氏都变成了“富等千户侯，名垂素封”之家。徽州的文房四宝也独具特色，徽州宣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徽州毛笔弹性好、耐用，徽墨“坚如玉，纹如犀”，歙砚因石取势、雕琢精美，深受士子们的喜爱。徽州一府六邑各有特色：婺源人多茶商、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也，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多以经营不批、杂货维多，就是这些不同行业，构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
　　 提到徽商，就不得不提那位“红顶商人”胡雪岩，他是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1823-1885年），绩溪县湖里村人。少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1835年，12岁时父亲去世。1836年，13岁的胡雪岩开始离家打工，孤身闯荡杭州。1842年，19岁的胡雪岩由堂舅推荐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得到店主赏识，提拔为“跑街”，就是招揽生意与讨要债务。也就是在打工期间，胡雪岩练就了一套深谋远虑，不急功近利，折中谈判，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本领，为日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由于钱庄主人于掌柜无嗣，去世之前将钱庄相赠于胡，这也算是胡雪岩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胡雪岩的发迹、鼎盛与结交官员和朝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848年，他在26岁的时候遇见候补官员王有龄，当时王有龄一介书生，穷困潦倒，虽有才华，有抱负，但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和他不熟，但二话没说，慷慨捐助王有龄500两银子。后来王有龄果然不负所望，先任湖州知府，再任杭州知府，乃至后来浙江巡抚，王知恩图报，助胡经商，两人成为了生死之交。胡雪岩在王有龄因丢失城池自缢身亡后又结识了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深得左宗棠信赖，成为其麾下红人。协助左宗棠在1862年同法国人组建了“常捷军”，攻打太平天国。1866年他又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兑解军饷，助援湘军。也因此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清朝授予胡雪岩江西候补道，顶戴红珊瑚，赏赐黄马褂，特赐紫禁城骑马，二品官阶，成为头戴红顶子身穿黄马褂，恩荣至极的“红顶商人”，一时风光无两。
　　 胡雪岩一生“亦官亦商”，富甲江南，开设钱庄、当铺、药店、粮行，经营茶、丝、军火等，全国各地广设当铺、票号，其兴盛时拥有土地1万余亩，白银3000万两，后者相当于1880年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真可谓“富可敌国”。胡雪岩于1872年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聘请江浙名医，收集古方，选配中药，跻身药王，于是有“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之说，胡雪岩也被誉为“江南药王”。在经营上胡雪岩诚实守信，“真不二价，童叟无欺”，他的商训即是“天、地、人”：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为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得取舍。坚守“生财有道”，终成巨贾，亦为徽商之代表。说起胡雪岩，还有一件冤案不得不提，那就是轰动朝野乃至家喻户晓的清朝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最终得以昭雪，与胡雪岩在京活动，赞助钱财，声张正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