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年代，放电影是农村文娱活动的重头戏。无论哪里放电影了，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们，只要能跑得动的，都会在晚饭过后，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沿着乡间小道，向一个热点地方聚集。在那里，早在黄昏到来之前，就已经竖起来两根高高的柱子，张挂起一面银白色的幕布，令人心驰神往的白色幕布周围，镶着一道方形的黑色的边，成群的小孩子大呼小叫，兴奋地跑来跑去。
　　 露天电影在天黑以后开始放映，但是为了占个好位子，总是有很多人早早地赶来了，搬个小板凳找个靠前的位置坐下。后来者都站着，挤挤挨挨，黑压压的一大片。
　　 如果电影内容不够精彩，或重复的次数太多，有人骚动不安，无意中将身子一歪，紧挨的人突然失去重心，又将另一个人挤得歪向一边，就像电波一样，发生连锁反应，很容易发生拥挤和踩踏事件。
　　 一阵拥挤之后，有人找不到鞋子，有的凳子被踩坏或挤掉了，也有人失去了自己的有利位置。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小孩和妇女往往会坐在一起，全场骚动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一片会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区域，很多年轻人喜欢热闹，处于漩涡的中心，应对别人的拥挤或自己挑起一场拥挤，这简直就是一场放大了的挤油游戏。
　　 人们对放电影的热心程度，往往与电影的新旧程度有关，如果是新电影，或从没有放映过的，人人奔走相告，热情高涨，观影的人往往爆满，在兴奋的情绪支使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和《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电影最火热，放映一遍又一遍，人们百看不厌。反映赤脚医生事迹的《红雨》，儿童题材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动画片《小号手》，纪录片《红旗渠》，时代性强，深受人们喜爱。还有《暴风骤雨》《苦菜花》《决裂》等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更让人回味无穷。译制片则主要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一些电影。在正片开映之前，往往会先放几个“副片”：短小的动画片、纪录片之类，纪录片里面，不能不提到的是《新闻简报》，差不多每次放电影，都会在前面插播《新闻简报***号》，其内容大多是一些政治时事，比如“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等中央领导人的活动简讯，再有就是工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以及部分国际时事，从内容到形式，都像极了进入电视时代以后，中央电视台每晚七点都要准时播出的新闻联播。
　　 看电影，内容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场面热闹，它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带来了生机和乐趣。人们放松心情，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电影所带来的一个个梦幻一般的情境里翱翔驰骋，在电影所展现的异域风光里沉醉不已。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形式在乡村生活中的运用，绝非仅止于教科书式的政治引导与风气驯化。
　　 每次电影放映的前几天，消息都会不胫而走，人们相互传告：东张庄明天要放电影了，前酒坊明天要放电影了，新街明天要放电影了……所有人都期待着，到了真正放映的那一天傍晚，各家各户早早地吃了晚饭，互相招呼着，三三五五互相集结，向着电影放映所在的村子飞快地走去。同样的，在电影散场过后，人们轰然而散，同村的人总是搭帮结伙，兴致盎然地返回来路。这样的日子，一般都不会赶在月明的那几天，因此夜色深重，田野里仅有暗淡的星光照明，队伍里晃动着几支手电筒的光柱，人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坑洼不平的灰白色土路上，兴奋地议论着电影里的情节与台词。在夜色的遮羞布之下，每个人都畅快无碍地发表着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说着俏皮话，释放着自身旺盛的精力。
　　 没有走在一起的一家人，也往往会前后呼喊应答，哪怕一个人出来看电影的，也不用担心会迷路。因为前前后后，连绵不断，都是看完电影赶回家的人。小孩子跟着高个子的青年人，小闺女跟着自己家的父母长辈，人们鱼贯而行，走过庄稼地、伐子地，沟渠或路坝，兴高采烈回到自己的家。
　　
　　 二
　　 唱戏，是农村文娱活动的又一项主要内容。由于受到全社会主流媒体的大力抨击，已经没有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戏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舞主要被那八个样板戏占据了，偶尔演出一些革命现代京剧以及根据各个地方剧种新编的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风貌的戏剧。在我们当地，大家爱听梆子戏与河南豫剧，舞台上演出的大多是根据这两个剧种的唱腔所改编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戏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广大农村风靡一时的新编现代豫剧《朝阳沟》就应运而生了。
　　 我父亲当时在公社文化站工作，组织演员班子以及安排演出事务，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他的肩头上。那段时间他很忙，忙并快乐着。很多场次的演出缺乏主要伴奏，他都亲自操起一把二胡，和台侧音乐组的演奏人员给每个上场表演的演员伴奏。演员里面，男一号栓宝的扮演者是我堂哥，算是一名农村知识青年，女一号银环的扮演者赫云，则是一名从城里下放的女知青，演员和角色的配合天衣无缝，相得益彰，使得演出非常成功，几乎场场爆满，掌声如潮，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现在想来，《朝阳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功，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它符合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府号召，舆论导向方面完全正确。其次，在那样一个年代，城乡差别十分显著，一个年轻貌美的城市女知识青年下嫁并落户到农村里来，符合所有农村观众的心理预期，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当代版的七仙女与董永童话故事的复活再现。再者，演员阵容就是较为熟悉的乡里乡亲，更增添了几分实际可能性和日常家居的亲切感，所以，《朝阳沟》各个场次的演出，观众的阵容甚至超过了放映热门电影时的火爆程度。
　　 那时候，女演员赫云简直就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心目中的女神。有一次，我故意把自己写的一篇暑假作文展现在她面前，渴望能够引起她的关注，得到她的几句赞美。果然不出所料，她拿起那篇《高粱红了》，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可是，我从她的嘴里并没有等来任何的溢美之辞，只听她轻描淡写嘟哝了一句“从哪抄来的”，然后随手就扔到一边了。我简直失望透了，甚感委屈：当然我承认，写那篇作文的时候我确实“借鉴”了人民文学杂志上面的短篇小说《柿子红了》，可也并不是全部照抄的啊！
　　
　　 三
　　 电影和戏曲，是两种官方倡导的文化娱乐方式，但在农村还有着其他的文娱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唱大鼓书。因为唱大鼓书往往比较自由，其内容未经审查，有涉及散布封建迷信之嫌疑，所以不能端到台面上来。但是，唱大鼓书又有着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是广大农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在冬闲的时候，在某个村子的社屋里低调而又热烈地演绎着。
　　 社屋是土改时没有具体分到户，或集体修缮用于办理集体事务的村里共有的房屋。一般用于召开社员大会、储放集体农机具、喂养集体牲畜等使用。在冬闲的夜晚，这里也是听说书人讲古道今的最佳场所。
　　 说书人一般在农闲时节走村串户，一旦被某个村子留下来，一场书说下来往往需要半个月或二十天之久。报酬是按场计算的，每一场一块五或两块。能够把一个故事说得跌宕起伏，延续时间越久，说书人的收入就越高。但这需要情节编织方面的高超技巧，要在每场结束时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使听众感到欲罢不能，日思夜想。那时我总认为每个说书人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
　　 说书人的一日三餐，是由生产队集体供给的，会比一般人家稍好一些。大多住在社屋，由指派的农户从家里抱一床铺盖，吃得饱住得暖。出于好奇，有一次大白天我来到社屋门前，看到那个说书人正歪躺在一堆麦秸堆成的枕头上，神情专注，拿着一本书阅读，就上去和他搭话。他待理不理地斜了我一眼，发现我是一个小孩，就有些不耐烦，将我往外轰赶。我扫了一眼他翻开的文字，问他说：“你看的是《彝族之鹰》吧？”他点点头，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态度变得温和了许多，但我终究也没能找出和他之间的共同话题。
　　 岁月无声无息，那些文娱活动已经隐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每每想起故乡昔日的人和事，温暖而美好，犹如回到儿时快乐的时光，让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