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暑期，一个酷热的中午，太阳泛着白光，暑气升腾。我懒洋洋地躺在条凳上，合了眼却并没入睡，脑子里满是考中学的担心。都说上中学难，统考已过去快一个多月，仍然了无消息。正叨念着，隔壁邻居周会计赶场归来，老远便风风火火向我道喜：“溢春，不简单咧，中秀才了！快去看榜吧。”我一惊：“真的？”“君子无戏言！”说罢周会计立马找来红纸，挥笔疾书，用他那颇为出彩的颜体字工整地写下了“人才光宗”四个大字，贴在堂屋门上方。从那天起，他一直管我叫“秀才”。我迫不及待拔腿就跑，到了小学大门前，果然右边墙上张贴着大红榜：《1959年仪陇县复兴中学录取榜示》，榜前人头攒动，议论纷纭，我努力挤到前排，定睛一看，红榜上头行袁溢春三个字很是显眼，另外，本乡我的“打仗”伙伴程鹤鸣、小说伙伴魏得钧也都榜上有名。1959年，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仪陇县所辖六十余个区乡中，仅有一所完中和三所初中。我们能考入中学，实属不易，所以亲友见面，都不免夸奖几句：不简单耶，双河乡一夜出了三个“秀才”！老师也说：你们为双河小学、为全乡人民，争了光！
　　 就要上中学了，得好好准备准备，我火速去转了户口、粮油关系。妈妈送我一个小木箱，打开一看，是我的衣服，已经洗得干干净净，折得整整齐齐，原来妈妈在默默地为我准备，家里还，置办了被褥，又正在凑学费。
　　 转眼间到了九月一日，我背了小木箱和被褥、席子上路，说是“秀才”，并无书童，也没有鞍前马后的故事。独自跋涉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学校报到。复兴初级中学，每个年级三至四个班，全校学生也就五百号左右，当年在本县十余个乡共招新生正取200人备取8人分四个班，我编在初六二级一班，据说是尖子班。开学不久，二姐也由新寺中学转学过来，这样我们就又同在一所学校就读了，她上初六一级，我是初六二级。
　　 学校实行全住读，宿舍就是利用教室安置了上下木床，一个大间可住六十多人。学生自备草垫、席子、被褥。大家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庭，平时彼此团结相安无事，夜深人静，一闲下来，就会借助夜色眼望天花板，默默想家，思念父母兄弟，任由两行泪水在脸颊上流淌，有的则用被子蒙了头悄悄涰泣。我有时也会苦苦记挂故乡思念亲人，好在就近有大哥、二姐，能经常见面，算是莫大安慰。
　　 凡“秀才”都能吃“国家供应粮”，伙食不错，分甲、乙、丙三等，学生每期开学时自选，费用为每人每月一元伍角，二元，二元八角。不分班级，按伙食等级编席。八人一席，等齐了人数，值周老师才一声哨响，发出“开始开饭”的口令。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能够吃上国家供应粮是一个天大的福利，虽然“困难时期”供应标准一降再降，最低时降到每人每月十八斤，但我们仍然心满意足，觉得这是前世修来的福份。粮少不够吃怎么办？那就实行“瓜菜代”，所谓代食品，包括小球藻、树叶、麻苕、糠饼等等。学校自力更生，挖开操场开辟了菜地，大种瓜果蔬菜，还种油菜籽去换油。班委会里劳动委员权力“至高无上”最受尊重。每天安排学生轮流劳动，寒风料峭晚上还得值班防“盗”。学校的“牛皮菜”似乎十分魔性，长得异常茂盛，叶子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好像取之不竭，一日三餐的盐稀饭中必有牛皮菜唱主角，有时桌上还会来一盆干炒牛皮菜。每周六有一次干饭，打“素牙祭”，每人两片“素肉”，也是油炸“牛皮菜梆子”。毫不夸张，牛皮菜就是当年的救命神菜。
　　 学生家庭普遍穷困。每月伙食交费标准并不高，即使这样也难于一次性收起来，常常有学生因欠费而不得入席或被请回家去拿钱。全校一个伙食团，燃料是木柴，吃河水，为了尽量降低成本，不仅吃水由各班轮流到河里去挑，连木柴也由总务老师到深山去采购后再由学生去挑回学校。我记得常到朱德故乡马鞍场附近的立山乡一带挑柴，粮食也得自己去山里粮站运到学校。山路崎岖，单面好几十里地，头天去二天回，对于吃不饱饭发育不良的小小初中学生而言，那真是沉重负担！后来改为烧煤，仍然由学生到离学校六十里山路的新镇码头去挑。有一次我也被派去挑煤，第一天去新镇，已是精疲力尽，第二天回，肩头上又增加了30斤左右的担子，走啊走，一步一挨，走了七、八个小时，才走了四十来里路，眼看天色暗了下来，我便脱离队伍就近去了姨妈家里过夜。亲戚中，我们与姨妈家往来最为密切，姨父蒋全安是知名游医，说过去几乎跑遍全国，回乡期间他也会到我家药铺坐诊，他家先后有四子，字派克，名猛、勇、刚、强，蒋克勇曾在小学与我同学，也是玩打仗游戏的一把好手，后来子承父业行医为生。那天，我在姨妈家一夜无话，一觉酣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又急匆匆赶了十几里地，终于把三十来斤煤送到学校。下午的班会上，我却被班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是半途离队，夜不归宿，违反纪律，劳动观念差。这件事还被告诉了正在复兴任副区长的大哥，后来被他问起，我很觉委屈，一言不发，止不住悲泪长流。
　　 住校生是要出操和上早晚自习的。出操是个大难题，大冬天天不亮便有催促起床的哨声响起，老师到各宿舍一一敲门督促，几分钟大操场上便集中了全校男女学生，然后摆开一字长蛇阵，冒着大雾晨霜跑步。有同学因为身体虚弱晚上尿床，又无多的裤子更换，便装病不起，有时候可以蒙混过关，有时候则被逼无奈，只好穿着湿了一片的裤子在操场上奔跑，一边是衣衫单薄寒风凛冽，一边又希望寒风“来得更猛烈些吧”，以期快快吹干裤子，“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那光景实在可怜兮兮。我也曾有过这种羞愧难当的经历。出操后便是到井边排队打水洗脸，再行早读。
　　 早晚自习四人拼桌共用一个煤油灯，灯光昏暗，鼻孔也被薰得黑黑的。上初二时，我便成了近视眼。后来，在附近龙岗河修了水电站，区公所自然享有优先供电权。我于是找出各种借口隔三岔五去大哥处自习，过夜，也算享受了一点小小特权。
　　 洗衣服是到河边或井里打水，傍晚或周末会有大堆大堆的同学候着打水候着洗衣位置，除老师我没看见有人用“洋碱”（肥皂），多用“皂角”（一种树的果实夹），或者见水为净。我的幸福在于但凡我有衣服要洗，二姐便会主动过来帮忙。
　　 照像是一种很大的奢侈，每年为照毕业像，学校要专程去县城延请照相馆的师傅。二姐初中毕业前夕，学校又特地请了相师来。趁便让我去一起照了一张合影，记得是上午三节课一下，我便被叫去照像，二姐、幺姑早在排队等候。于是，在复兴中学的石子路的台阶上，我赤着脚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时间是1961年初夏。
　　 那年代，为落实政治挂帅，学校会组织很多活动，比如每周有国际形势报告、排演戏剧等等。记得大哥也曾到学校做过一次形势报告。其间，有件事对我留下深刻印象，某周六，学校请了南充军分区的某司令员来学校宣讲国际形势，他头发花白，整齐的平头，很威武，这再一次触动了我的军官梦。他在讲话时，时而戴上眼镜时而又摘了下来，反反复复，我很是纳闷，想：怎么这样呢，要戴就戴不需要就别戴！及至人到暮年，我才明白，年纪大了，近视眼戴眼镜看近处会很不便，看稍远处却又必须借助眼镜。看来，任何事情自有发生的理由，不可盲目、主观地去下结论；事非亲历，就难于知道其中的奥妙。
　　 学校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又红又专。初中阶段，我一直成绩优异，表面上学习不费力用功少，考试却总能名列前茅，交头卷、满百分似乎是我与生俱来的荣耀。如果某次考试较差，老师便会诧异，而狠狠敲打我，说：“又骄傲了！”每每考试后，我会习惯地去向老师打听：卷子改了没有？我得多少分？老师也乐于向我泄露小秘密。对一般同学，老师可是一脸严肃口封得紧紧的。初二下一次半期考试后，我向教物理的许超群老师询问：“我得了多少分？”“就你得意！又以为一百哈，你在搞什么鬼，不该错的都错了！”他脸色凝重很生气地回答我。“不，不会吧……”“你少骄傲！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他一脸不屑！我立即吓出一身冷汗，脸上火辣辣的，正要低头走开，许老师却拉住我并揪了一下耳朵，弯了腰笑嘻嘻地附耳小声说道：“恭喜你，一百分！但是，不能骄傲哈！”“知道了。”我破涕为笑，招招手，兴高采烈地跑开去。是啊，那些年，每每期末，当大哥问起，我总是能自豪地回答：“前三名！”看见他赞许地微笑点头，我真的有几分得意。
　　 大概初中的科任老师都有爱“才”之心，对“得意门生”有一分特别的好感和寄望。比较而言，似乎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并不太信任我。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叫刘箴琼，一名觉悟很高的共产党员，在学校很“红”，一心觊觎着政教主任的职位。学校倡导“又红又专”，红即思想、政治、立场好，专即专业本领过硬，学生就是学习成绩好。只专不红就会被贴上“白专道路”的标签，在刘老师眼里，我就有一点“学而优则仕”的“白专”倾向。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使命感让她深感不安，便将她的观察结论告诉了大哥，希望共同端正我前进的航向。大哥曾专门问起这码事情，并要求我要“努力争取进步，做到又红又专”。
　　 唉，我只想一门心思求学读书，孰料这“秀才”还有红白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