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是教师的职业；读书，是学生的本分。
　　 我喜欢躲在大哥的住处安静的学习。那是一个读书做作业的好地方，因为他的宿舍有办公桌、电灯、电话，环境也安静。在那里我认识了通讯员小彭，法庭的庭长朱叔叔，食堂的大师傅老李。区公所有一辆自行车，那是公家的交通工具，小彭骑车的技术特好，让我好生羡慕，跃跃欲试又不得一试。朱叔叔年纪稍长，很和善，很喜欢主动和我攀谈。大哥下乡或出差开会时，通常会把房门钥匙放在区公所食堂的“大师傅”老李处。老李见多识广又心地善良，是个乐天派，很善言辞，说话风趣。我偶尔也会去区公所食堂吃一次饭，记得那面条、面块的味道真是好极了，每碗里还有几片“包包白”菜叶锦上添花，吃着香中回甜，很是爽口。老李一般照章收我的饭票，有时却分文不收，说：“这餐算在我的头上。”如果遭遇特殊情况，我进不了大哥寝室，他会负责安排我住宿，不然就在他的大床上同榻而眠，睡觉前他往往会天南地北讲许多奇怪而有趣的故事，好奇中也增加了我不少见识。
　　 “农业为基础，全国支援农业”是当时的一项大政策。学校不遗余力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支农”成为家常便饭。农忙假个人回家劳动，学校集体出动支农打歼灭战，什么春耕夏收，什么秋收秋种，抢种抢收，名目繁多。1960年秋，我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就正是在一次支农劳动时。那天，天气阴冷，同学们一大早就被叫了起来，走了六七里地，到一个叫飞跃大队的地方去挖红苕。又冷又饿，大家情绪很低落，有个生产队长过来鼓动，说：“只要努力，今天上午完成这几亩的任务，中午红薯包大家吃够！”同学们这才提起了一点劲头，要知道那时连红苕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顿一斤！我正在卖力干活，突然有一位老师把我叫到一旁说：“刚才得到消息，你家里发生急事让你回去看看。”那时候打电话不易，大概是家人打电话告诉大哥，大哥又打电话到学校，学校又派专人到地里来转告我的。于是我手也顾不上洗就急匆匆往家里赶。一路上冷雨扑面，我设想着各种可能，一口气赶了二十多里回到家中。我看见一家人都在哭哭啼啼忙忙碌碌，原来父亲当天凌晨去世了，父亲躺在那里，一股悲哀袭来，我的眼睛湿润了，但没有哭出声来。呆呆地站着，脑子里盘旋着有关父亲的许多画面，当然也包括他对我的严厉责罚。父亲的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开药铺，务农，后来又到公社大队主持酿酒。一生手艺不少，不断打拼，马不停蹄！他还牵头组织乡邻去云南贵州购买并挑回“虫籽”种，供大家“拴腊制腊”，就是用布做成小袋子，放入一些白腊虫种，遍挂在白蜡树上，让它们自由寄生。到夏天就可以收取树上它们分泌的白蜡，采下来用锅熬化倒入大盆或木桶中萃集白腊，做法跟蜂巢蜡烛差不多，最后到收购部门交售，以此聊增收入。据载，中国很早发明了蜂蜜腊烛供官家达人照明用，唐朝人还会在蜡烛里加入一些动物油脂，添加各种香药，颜色也多种多样。同时代的欧洲人也这么做蜡烛。蜡烛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比较昂贵，平民家中最好是天黑就睡觉，如果照明一般是“点炬”，就是点燃桐籽当做小火把。到了宋代，人们终于发现白腊虫是个好虫虫，于是才有了“春种夏收”。父亲组织去云贵买腊种，是一个伟大壮举，也是难以想象的长差苦旅，冬去春回，一步步前行，翻山越岭，历经上百天。返程时还担负着百多斤的重担，虽然十余人甚至几十人结伴而行，有时仍然难免遭遇土匪强盗袭击洗劫，真的有如唐僧西天取经般的艰难困苦！据说，半途还不时会有没开化的“蛮子”（应尊称少数民族）女人拦路，将看中的小伙掳去，专司生儿育女的大事。
　　 父亲的一生也许还是智慧的一生。他刚愎自用，对子女严教严管，将“黄荆棍儿出好人”的古训奉为真理。他成功地哺育了众多子女，并尽力把他们培养成才，他维持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赢得了远近邻里乡亲的敬重。我对他的感情却不算太深厚，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怨恨他的严厉。
　　 父亲的一生也是不幸的苦难的一生。子女众多，辛劳之状自不待言，后半生又犯气管炎哮喘之症。每逢春荒季节，家里一日两餐“瓜菜代”都难于保证。大哥曾主管着粮站，本来写张白条便可以支配一定数量的大米，可他仅仅在父亲严重水肿时，给家里批过五斤碎米。可怜的父亲，被饥饿折磨渐渐患上肺气肿、“水肿病”，直至被饥饿剥夺了生命……
　　 不用怀疑父亲就是一座山，一座坚实的大山！儿女们是踩在他坚韧的肩头上向上攀登的！他鼓励我志存高远，走出山乡，有个好前程。他为我指出了一条光明而艰辛的道路：好好读书！
　　 可是，频繁的“支农”，占用学生大量的宝贵时间，我们怎么能“好好读书”！这让我心里很不平衡。有一次，春夏农忙，全校刚刚支农回校上课两天，正在行课，曾经的清匪反霸模范现在的龙副区长风风火火地闯入初六一级一班教室，对正在讲课的陈老师下达指令：“明星大队需要支援，你们今天停课去帮助割麦子吧！”陈老师说，我们是毕业班，自己做不了主，得去报告校长。周校长一听，眉头一皱，说：“别理他！”弄得各方很不愉快。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学校除毕业班外其余班级又统统下乡支农两天。这件事在同学中广泛流传，大获好评。后来又有传说，一次总务处张子凯主任揪了一个学生到周校长办公室，指他是小偷，在食堂用手抓饭吃。周校长听了，回答：“他饿了才吃呀！让他回去上课。”弄得张主任目瞪口呆。这类故事一传扬开去，周校长深受学生崇敬和爱戴，大家异口同声盛赞他是一位好校长。我不知道这位“抓饭”的学生后来是否成才，对祖国又有什么贡献，但是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同情心，有时就会挽救一个人，成就一个人，这世界就会多一份美好。可是不久，周校长被调离了，也不知道是升是降。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场所，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可是，这种现实，学生能安心读书吗？有一天，趁人不备，我在厕所蹲位的隔板上写下了心中的积怨：“同学们，看来读不成书了，回家去吧！”意在以此发泄内心愤懑。第二天课间操，政教主任马老师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宣布：学校出现了反动标语，决心追查到底，谁做的事希望主动承认，争取从宽处理……我汗毛倒竖，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于是下决心来个死不认帐。紧接着班主任刘中琼老师把我叫到马主任的办公室，他俩软硬兼施轮番轰炸，要我认了。说是从字迹从口气从平时表现，断定是我所为。一听他们并无人证，我就毫不松口，坚决抵赖。就这样我们连续周旋了两天无果。无奈之下马主任说：“那我们只好交由公安机关来破案了。”果然，随后区法庭的朱庭长到了学校。站在朱庭长和马主任面前，我叫了一声朱叔叔便低头不语。朱庭长和我并不生疏，现在，由他来处理，我心里既安慰也疑虑。他拍拍我的肩头，笑容可掬地说：“小袁，人不怕犯错，重要的是有错认错，知错就改。想读书学习没什么不对，有什么想法可以给老师说一下，在那里写这个方法不好。当然，你写的也算不上什么大错，犯不了法，更上不了刑，你放心好了。”我问：“这是反动标语吗？”“当然算不上！”“真的不会受处罚，关起来？”“肯定不会！”“会受处分吗？我只是想读书啊！”“这得看学校，我建议写个检讨吧。”马主任立马表态：“好，好，按朱庭长说的办。”就坡下驴，我便认了，并立马写了几句检讨。他们过目后当即表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此后，在一次学生集会时，马主任特别说明，此事已经妥善处理，大家吸取教训，不要到处乱写乱画云云。
　　 由“反动”二字，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位初中同班同学邓昌伟（后他来自作主张改名邓伟了），我们相处很友好。他是个孤儿，其饥寒交迫无奈之状可想而知，每期吃着助学金。因为成绩优秀，总在全班前几名之列，因此深得老师喜欢。那时候复习资料、试卷等都是用钢板刻写腊纸油印，我和他字写得好，总务处张主任就常常叫我们去帮助刻写。趁便，邓伟刻了教工食堂的饭票，居然间或通过他人在那里打饭。那饭票上是要盖学校总务处公章的，他就先在张主任办公室偷盖了样章，然后依样画葫芦，用萝卜、泥巴、木头，刻出了公章。真的是艺高胆大，外地马戏团来演出他又如法炮制了马戏票，还刻了当地粮站的公章，出据证明去买大米、碎米。那时候，有米做饭是多大的奢侈啊！他有很多书，曾经送我一套《三国演义》，说是朋友送他的，他还向我展示，他的箱子里满是厚厚的小说、名著。后来知道，那都是在街上新华书店里顺手牵羊得来的。当时，学校配合阶级教育，提倡学生搞创作，用笔书写家史、革命史，六一级的邓天书同学写了一部反映仪陇县地下党的小说，近十万字，被评为全县文艺创作一等奖而被大肆宣扬，而邓伟也因有几万字创作而获二等奖。俗话说久走夜路是要撞鬼的。不久，他东窗事发便被学校无情地开除了学籍。很多年以后，我听说他去世了，是因为他回到家乡以后不甘寂寞伙同他人组织了一个文艺沙龙，被认定为“反革命组织”而被收监，服刑不久他又越狱逃跑，结果被狱警开枪击中致死。人，选错了路，结局终究可悲。
　　 “反标”事件后，我更加珍惜学习的好时光。自已身体单薄，不宜农耕，参军又视力受限，我没有其他选择，一心立志升学，我选择了“通过读书走出山乡”这个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