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银川生活过一个时期，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虽然不长，却很重要，应该说，那是我的觉醒年代。
　　 那时的银川很小，就轮廓而言，没有我的家乡合阳县城现在的规模。从宁夏军区坐2路公共汽车，需要40分钟到达银川古城，当地人叫老城。自治区的党政机关驻扎在老城。老城西门外有条南北走向的水渠，堤坝很高，坝面上可供市民散步，水渠两侧是高大整齐的白杨树。银川警备区就在这条人工干渠的旁边，坐南向北。
　　 1970年年初，我在警备区参加过一个为时10天的外语学习班，学的是俄语和蒙古语，内容很简单，是一些在战场上对对方喊话的短语，如“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等等。1969年春的珍宝岛事件后，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我学过一年俄语，而蒙古语初次接触，记起来很困难。为啥要学蒙古语，当时蒙古国成了苏联的附庸，苏联的军队就驻扎在中蒙边界的蒙古国境内。学习战场外语喊话，也是准备打仗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先学一步，然后再教给连里的其他战士。那段时间，我常在水渠边的堤坝上记外语，有时也跟新结识的战友在那儿聊天。
　　 我曾多次步行到访过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太小，有些土气，外地人给银川编了个顺口溜：一条街，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一只猴。两座楼分别是百货大楼和邮电大楼，只有4层，百货大楼在南，邮电大楼在北。但凡上城，百货大楼是必去的地方，我去那儿并不买东西，只是看看货架上都摆些啥，人多不多，开开眼界凑凑热闹，不只是我，几乎是所有的人，但凡去了古城都要去百货大楼，买不买东西并不重要，仿佛没去过百货大楼，就等于没进过城，给别人不好交代。
　　 那一块是城市的中心，是最繁华也是最热闹的地方，那个看着两头的警察，就在马路中央，蓝裤子，4个兜兜的白上衣，大盖帽也是雪白的，手里拿着一截红白相间的棒棒，做着各种只有司机们才能明白的手势，样子很酷，在那地方也算得上是一道风景，因为有警察指挥着交通，那里才有了都市的光彩。
　　 据说，先前是两只猴，一只得病死了，所以只剩下了一个。小时候在家乡的集市上，常有耍猴的，文革时把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尾巴取缔了，再也没有见过猴子。第一次去银川古城，便去了公园，的确只有一个猴子，游客们热情地招呼着它，它蹲在一个角落不理不睬，好像有什么心思似的。
　　 新城叫新市区，在老城的西边，与老城相隔好几公里，中间是大片种着稻谷的农田。新城有火车站，火车进站出站时怒吼般的鸣笛，使得这一带多少有点热闹。火车站的南边有条街道，很短，是那种沙石与黄土混合的路面，冬春季节经常刮大风，大风携裹着细碎的沙石，搞得天昏地暗。街道南边有个百货商店，是两头流水的瓦房建筑，门上挂着深蓝色的棉布帘子，帘子中间有“百货商店”几个字，是用红布轧上去的，要是没有那几个字，很难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银川的冬天很冷，店里用的是铁炉取暖，新市区也只有这么一处品种较为齐全的商店，我在那里15元买过一把二胡，不幸的是，1970年的冬天，一场大火把商店烧了个干干净净。
　　 我对城市的理解是这样的：城指的是城堡，居住的地方，市指的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市场，城市是城堡和市场的结合体。新市区一带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学校和工厂，那一带有宁夏大学、宁夏军区、宁夏军区所属独立师、宁夏拖拉机修造厂、农五师等，还有“五.七”干校和一些说不上名称的工厂学校和机构。新市区也只是新的市区，还不具备城巿的功能，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每逢雨雪道路泥泞出行困难。
　　 银川曾是西夏王朝的首都，叫兴庆府。银川作为确切指向的地名只有73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时期，银川市的人口在20万左右，城里的居民，政府的机关干部职工，外地人很多，他们大都是在解放初期，响应国家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银川，支援大西北建设，有个地方叫“上海新村”，集中居住着来自上海的知识份子。当然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年代政治上的“另类”，以劳动改造为目的，从内地发配到银川。
　　 宁夏京剧团是整建制从北京迁往银川，据京剧团的老演员介绍，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首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先生，向周恩来总理请求，带一个国家京剧团来银川，于是原来的中国京剧四团，便从北京来到银川。宁夏京剧团是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京剧团，一些京剧表演艺术家堪称京剧界的艺术大家，革命样板戏《海港》中饰演方海珍的那位演员，原来就是宁夏京剧团的，民间传说她是江青亲自点名调到上海样板剧组的。谭元寿就是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郭建光的那位大家，他的弟弟也在宁夏京剧团，当年还是副团长。李鸣盛也是一位京剧大家，据说他和钱浩梁是同班同学，钱浩亮是公费，李鸣盛是自费，他家大概是京剧世家，经济条件应该不错。1970年元旦晚上，我在银川剧院看《红灯记》，李鸣盛饰演李玉和，还没有出场，台下的一些观众就高兴地议论着他的名字。
　　 年轻的时候，我对名人很崇拜，凡是听说过的名人，都想见识见识，看看他们长得啥样子，和普通人有啥不同之处，就像甘肃那个姓杨的姑娘对刘德华的向往一样。见到名人十分兴奋，过后还要向别人夸耀一番。
　　 小时候太穷了，村上有时会有县上的或外县的剧团来唱大戏，没钱买票，难得进得了剧场，常常守侯在门外，寻找着能够混进去的机会，却不曾有过一次，常常是戏快完的时候，把门人走了才能进去，也就10多分钟。晚上看不上戏，白天就去演员们居住的地方，看演员练功，看他们吃饭，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兴高采烈。
　　 我不知道台下的李鸣盛是什么样子，一年后我去宁夏京剧团学习，那时，李鸣盛的女儿李红其和我成了战友。我很羡慕她有个很厉害的爸爸，我没有问过她的妈妈是干啥的，我猜想可能也是京剧演员。有几个战友，都是宁夏京剧团演员的子女，除了李红其，还有徐小年，王明姝，高峰等。我去过王明姝家里，她爸叫王铁林，给我教过三弦，还给我讲过他家的家史，说他爷爷就是三弦演奏家，他爸就是王明姝的爷爷也是北京京剧团弹三弦的，后来，王明珠的爸爸调到了甘肃省京剧团。一天早上，我们几个乐队的战友去看京剧团的演员练功，最初是一些年轻演员，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长者来了，拉京二胡的战友仁国伟给我说：“哎，快看，李红其的爸爸来了，那个大个子就是。”我说：“他还练功吗？”仁国伟笑着看着我说：“也练！”他觉得我的问话有些可笑，演员哪有不练功的。在我的认知里，像李红其爸爸那样的艺术大家，是不需要再练功的了，其实不然，演员的功夫都是硬功夫，演到老就要练到老，不想一辈子下苦的人，当不了演员，只要是艺术行当，都是这样。
　　 1971年4月，我去宁夏京剧团学习打击乐，我在那里学过铙䥽，学过施鼓，是为排演革命样板戏里的折子戏的需要。别小看打击乐，也是门有一定深度的学问，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操的30分钟，专门练习敲打板鼓，敲打时，右脚踩在一个20多公分高的小凳子上，使大腿腿面与放在木架上的板鼓保持平衡，主要是练习手腕的力度与灵活性。搞打击乐脑子反应要快，动作要利索，不能出错，做到万无一失，戏比天大用在打击乐里非常合适。最初，我并不愿意干这事儿，看不上这样的工作，觉得敲锣打鼓没出息，让别人瞧不起，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后来居然有了兴趣，一旦空闲，就拿起鼓锤敲打起来，嘴里还不时念叨着打击乐的乐谱，别人看见了都在笑。在戏剧里，演员的舞台动作如果没有打击乐的配合，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乐队的某个演奏员拉错了一个音符，听众几乎感觉不到，要是敲锣的敲错一锤，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事。
　　 我住在宁夏京剧团西边不远处，那地方先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简称区计委，文化革命开始后这个部门瘫痪了，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区计委的业务归类到了生产指挥部。计委的大院成了独立师一个连队的营房，在院子一个远离营区的角落，有几间瓦房，住着一个班的战士，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在这个班的东边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排房子，整日大门紧闭，门外是一处岗哨，一个战士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站在那儿。
　　 班长和战士们对我十分热情，班长曾指着小院的门对我说：“上厕所就到那里边去。”我有些奇怪，怎么厕所的门口还有岗哨。
　　 一次我在“蹲坑”，忘了带卫生纸，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来了一个老头，老头个子挺高，身材偏瘦，头发花白，看模样是个老干部，他蹲在我的旁边，我友好地看着他，他也微笑着看了看我。我想这老头肯定是个大人物，要不怎么被关在这里，我想，要是把我关在这么个小地方，我会急死的，那一会儿，我想到自由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想跟他聊上几句，却不知该说什么，他似乎也想跟我交流，却又不能，过了一会儿，他撕下报纸的一角给了我，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后来我问班上的一位来自青海的战士那老头是谁，他说那人姓马，是“走资派”，先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那里边关押着的几位，都是区党委和区政府以前的领导，现在都成了走资派。我问他们在里边怎么打发日子？班上的战士说：“每人一本《毛泽东选集》，还有《人民日报》和《宁夏日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看报纸，反省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写检查，别的啥也不做。
　　 1970年代初，到处都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口号，当时苏联在靠近我国一侧的部队有110万人，坦克在万辆以上，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为了打赢反侵略战争，连续几年，征兵数量激增，1969年春村上走了好几个，到了10月份，又开始征兵宣传，年轻人跃跃欲试，都想着去部队打仗立功当英雄。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单纯，别说应征入伍，在村上能当个基干民兵也很光荣，基干民兵也有条件，家庭地主富农成分，或者父亲爷爷辈有问题的不行，基干民兵配发武器，每人一支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79步枪。1969年初征兵只要贫下中农，必须是未婚青年，到了冬季，放宽了条件，不再另眼看待中农，对上中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不再强调未婚的限制，村上那一次与我一起去部队的共有9人，3个贫农去了北京，其他6个去了宁夏，那年春冬两季，村上走了十几个小伙，有人笑着说我们村成了“兵工厂”。
　　 大约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对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这样宁夏军区就有了一段几百公里的边界防务，如果两国打起仗来，驻扎在蒙古国的苏军就有可能从划归宁夏的那段边界入侵我国。贺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戈壁沙漠，守卫那一段边界的是662部队，内部称边防营，有3个连，任务是定期巡逻守护边疆，边防营的连队规模相当于正规连队的三分之二，原因是离内地很远，后勤补给困难，不适宜大部队驻防。
　　 贺兰山是我国北部边防的战略要地。贺兰一词是蒙古语的音译，蒙古语里的贺兰是骏马的意思。唐代李吉甫在巜元和郡县志》中写道：“山多树林，青白望如马驳，北人呼驳为贺兰。”贺兰一词由此而来，据此还引申出了阿拉善山之说，意为“金黄色之马。”贺兰山以北是腾格里沙漠，属于蒙古高原牧业区，以南属于黄土高原农业区，南北两翼气候条件不同，地貌景观也各具特色。蒙古民族将贺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称做“阿拉善”，“阿拉善”在蒙古语里是“五色斑澜的地方”，蒙古语把东叫左，于是，就有了左旗与右旗之分，从银川出发翻过贺兰山便是阿拉善左旗。
　　 处于准战争状态的贺兰山一带，是宁夏军区守护的区域，先前，宁夏军区所属部队只有独立师，1969年冬，中央军委将驻防在甘南和临夏一带的骑兵第二师和甘肃省军区步兵独立二团，合并组成步兵20师，移防至宁夏贺兰山一带，为宁夏军区所属，20师在贺兰山东段北侧，独立师在贺兰山南侧。
　　 战备施工和战备训练是驻防宁夏部队的主要任务。20师初到宁夏，驻扎在贺兰山外，后来皮定均司令员视察时指示，要部队进山，驻在能够打仗的地方，然后建设营房，修筑工事。能打仗的地方叫阵地，都是些荒山野岭，部队刚到那里，一切都须从头开始，没有营房，地上挖个坑，住地窝子，条件好点的是半地窝子，有的地方没水，生活用水要到其他地方去拉。
　　 我去过20师的好多连队，1970年冬，我和一个战友去20师一个挖煤的连队采访，那个战友叫杨继学，家在银川市。我俩坐火车先到石碳井，这地方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矿区，团长派了辆北京吉普，还派了个参谋陪同，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那个叫4连的连队，山脚下有几排简陋的营房，从驻地到挖煤的地方，需要步行40多分钟，指导员告诉我们，战士们每天往返两趟，耗在路途3个小时，每天工作在10个小时以上，生产的煤碳要保证全师的生活用煤和冬春取暖。那是一处露天煤矿，把表层的岩石清理后，便是乌黑闪亮的煤碳，那天上午的太阳很好，而凛冽的山风还是让我感到格外的寒冷。忙碌在山腰间的战士，头戴安全帽，穿的是二级品棉衣，脸上布满了煤渍，完全是一幅矿工的模样。吃饭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一再告诉我俩，这个连的战士从入伍到现在几年，都在挖煤，快要退伍了，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指导员有些动情，他说：“让战士们穿着破衣烂衫退伍回乡，老百姓会心寒的，以后谁还来当兵！麻烦你俩，回去后向后勤部首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