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催人老，老的让我对许多事情逐渐变得模糊或淡忘，而对故乡小村庄的黄天厚土、人情世故却仍然挥之不去，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我对故土、故乡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结吧。
　　 自从我当兵离开故乡后，头几年没有探亲假，常常在梦里思念故乡，当有了探亲假时，我往往因为工作缘由，两三年才能回一趟家。父母去逝后，我的根没有了，回去的次数也就逐渐减少了，既使偶尔回去一趟，也就打个转身后匆匆离去。四十余年，我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地住上几天，看一看故乡的果园、麦田，走一走上学、挖药材的小道，找一找儿时捉迷藏的麦草垛、牛羊圈，望一望结伴下河摸小魚、偷摘邻村瓜果的“战场”。甚至梦想，搬一把小蚂蚱凳坐在场畔的大槐树下，与乡亲们好好拉拉家常。可惜，这些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前两年退休后，我终于有时间回了一趟故乡，而故乡再也不是我过去的故乡了，往日鸡犬相闻、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没有了，村庄里变的冷冷清清，许多人家都搬到了他乡，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已剩不了几户，能叫上名字的老人几乎都去了遥远的天堂，青壮一代，或打工或上学都跑到了喧嚣的城镇，而留下的却是一座座孤零零的院落，整个村子里很难碰见一个人影……
　　 故乡老了，老的我几乎不敢相认。我在时，故乡还是那个故乡，我没在时，故乡却渐渐地凋落。
　　 行走在这凄凉、萧条、寂静、空旷的村庄，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和酸楚，眼帘不时浮现出故乡人、故乡事、故乡的山山水水。
　　 我的故乡在陕北黄士高原一个叫做半坡塬的小村庄，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印记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故乡村名的由来，单从地貌上看，故乡属于半塬山区，塬的高处与塬畔形成的自然坡差，与四周的沟壑紧密相连。也许我们的村名是由此地形的走向而来的吧。其实，故乡只是一个自然村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它与附近五里地的后桃园村是一个大队。近两年随着国家对乡镇、自然村的整编，我们的小村庄又与附近的几个行政村合并改成了村民小组，但儿时根深蒂固的习惯，我到现在还改不了口，仍然把它叫半坡塬村。兴许这是对故乡小村庄的眷恋和怀想吧，总觉得这样叫亲切、亲近、亲热。
　　 故乡半坡塬村，村子不大，人口不多，鼎盛时期也不过三四十户人家，而且基本上都是外来户 (当地人称外地迁移的住户)，有建国前逃荒要饭过来的，有忍受不了“斗地主打恶霸”时期的游斗来避难的，也有从人多地少的附近塬上搬迁而来的。虽然人口结构复杂，语言南腔北调，生活习俗各异，但都很淳朴善良，不多事，相处和谐，“亲如一家”，从没有发生偷盗抢劫的罪孽之事。村里若要遇上喜事、丧事，或大灾小难的，乡亲们都会竭尽全力帮忙。每遇春节，村上热闹非凡。从大年初一起，晚辈们会端着放有酒菜的木制盘子，一拨接一拨到年长者家里敬酒拜年，小孩子也早早穿好新衣服，窜遍全村争领毛毛票(一两角钱)和糖果瓜子。既使平常，哪户杀了猪，宰了羊，也要请老年人或关系特别亲近的人美美吃上一顿。每逢饭口，大人们常常端着饭碗走东家、窜西家拉家常。小孩子见了长辈，不管什么姓氏，都亲切的称呼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从没有当面叫名字的。我当兵走的时候，过喜事一样，村里道贺的人接连不断。队干部还专门安排人杀鸡宰羊，召集乡亲们为我送行，临走时，他家送两盒香烟，你家送几个煮熟的鸡蛋，男女老少站满村口送我远行。这种场面在我那小村庄可谓壮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清楚记得，那个时候村里吃水困难，虽有一口二十八丈的深井，但多年没有维修，井下时常坍塌，辘轳转了半天绞不上一桶泥水。每到夏天，人畜用水高峰档口，井里却没有一滴水，再有耐心的人也忍受不了两只一上一下的掉桶轻飘飘地从井口冒出。在一声长叹之后，绞水的乡亲往往会把水桶甩的咣当响，骂一句“烂怂村”，便扬长而去。吃水问题成了乡亲们的一块心病，常常因为水发愁，最害怕的是家里来客无水做饭。因为缺水，好几个到了结婚年龄的人找不到媳妇。后来，一些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家到大塬面掏钱拉水，而没有经济能力、却有劳力的人家半夜三更到塬畔下五、六里的山沟里挑水，两者都没有的人家只好东借一盆，西借一瓢。而在吃水贵如油的年代里，大凡家里有一点水的人家也从不吝啬。如今乡亲们再也不用为吹水问题发愁了，但高耸的水塔下却不见挑水人的身影。
　　 六十年代末，村上来了一批北京插队知青，全村人忙上忙下找住处、搭伙房、借灶具。知青们睡不惯土炕，一些人家还把自家院子的树木砍下来为知青做床板。当时正值冬季，村上集体无存粮，许多乡亲把家里仅有的米面油送到知青点，会做饭的婆娘们还自告奋勇当起了伙夫。这一幕幕情景，还被后来专程回村看望乡亲们的北京知青作为回忆的话题。
　　 故乡的小村庄虽然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水源缺乏，但土地肥沃，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不低，吃“大锅饭”那几年，附近的塬上、塬下村庄打下的庄稼连公粮都交不够，而故乡的小村庄却能超额完成任务。最让人欣慰是，故乡塬畔下的沟壑生长着许多野生药材，如黄芩、马莲、酸枣树等等，乡亲们上工之余也来挖掘和采摘，晒干后卖到药材铺贴补家用。而塬畔下的风景也甚是好看，叫不上名字的野生乔木、灌木，密密麻麻，一片连着一片。站在塬畔往下望，随风摇曳的树木，郁郁葱葱，红黄相间，将沟沟岔岔覆盖的严严实实。每到伏天，钻进枝叶交织的密林，没有烈日的曝晒，到处散发着舒心的凉爽。最让人惬意的是，穿行在密林间，能听到各种鸟叫和知了的“吱吱”嗡鸣声。这些稀罕的小不点聚笼在一起，时而合奏，时而独奏，发出不同的音律让人陶醉。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借挖药材、砍荆条(编筐子用的细树条)的机会，躲进树林，贪婪的躺在杂草丛里，折一片树叶或细毛草，噙在嘴边，聆听着“百鸟朝凤”。痴迷时，竟然把挖药材、砍荆条的事儿忘的一干二净，常常被大人们训斥。
　　 我们村上有一名老红军叫王明亮，河南人氏，十多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后随部队起义被编入红军运输队，赶马车运送军粮。复员后，本该回原籍安置，但老家举目无亲，就留在了我们村里。老红军不识字，头脑有点迟钝，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年壮时还能参加集体劳动，年老了主要靠村上的救济和上边发的八块钱生活补贴过活。村里人经常开玩笑地说：“你是老革命，不用干活还有薪金呢，不像我们风吹日晒雨淋也见不到半毛钱。”说的老红军心花怒放，手足舞蹈。但也有人说老人不是红军，是俘虏兵。每当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老红军就会翻箱倒柜拿出几个红本本让大家看。小时候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也围上去看热闹，还当面叫老人假红军。上中学时，我有一次放学从老红军门口经过，老人专门把我叫进去说，你识字，看看这是不是假的。我拿起两个红本本仔细端详：一个红本本是复员证，内页有红军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的签名、盖章，另一个发黄的页面，是当时的乡公所发的安置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叫老人假红军了，内心里对老人充满了敬意和崇拜。老红军晚年日子还算幸福，生活起居都是由村里人家轮流照管的。我高中毕业后还曾写过一篇《老红军王明亮老来得福》的报道，被当时的《陕西农民报》刊登。我当兵走后，我的大哥大嫂一直照管着老红军，直到老人仙逝，而老红军念念不忘、当作证据的两个红本本至今还保留在家里。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名郭姓大哥，村上人都叫海哥，人活套，又有文化，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油漆匠，在当时也算是我们村上有脸面的能人。海哥经常给公社(乡镇旧称)机关、学校、医院油漆门窗和家俱，认识人多，资源广，村里或乡亲们有什么急事、难事都会找他商量解决，海哥从来不推辞。当时，我和另两名同学是我们村上仅有的在乡上中学读书的住校生，海哥下班后经常到学校嘘寒问暖，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那时候，住校生每周只能背三天的蒸馍，背多了就会发霉，所以，后三天就会出现断顿。农忙季节，家里人根本没时间到十里外的学校送馍，海哥时常兼顾了捎馍的任务，有时我们也会借海哥的“二八”大飞鹄自行车回家取馍。
　　 海哥人员好，好酒，经常约三、五好友举杯把盏。听家里人说，海哥前多年因重疾缠身，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我想这可能是他当年积劳成疾、嗜酒如友落下的后患吧。
　　 我走的时候，故乡的塬面、坡坡洼洼基本上都是种庄稼的，一年两茬，麦子割了种糜子和谷子，如今大部分田地被果园吞噬。田埂上再也看不到乡亲们吆着牛、赶着驴日出日作了，仅仅在苹果树剪枝、喷药、套袋、摘果时，才有人员聚集在田间地头，但大部分是从外乡外村雇来的，忙期一过，田地里又恢复了安静。时下，许多果园被外包，既使走进果园里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了。
　　 故乡地广、人少，我上中学时，每年春耕播种和“三夏”大忙季节，劳力不够时，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也在周末被派上阵，帮忙抢收抢种。那时候，田间地头，打麦场上，到处是大人小孩，好不热闹。如今这样的场景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也许是离开故土太久，故乡的变化我没有细心的考究，但不管怎样变化，我对故乡乃至远走他乡的乡亲们，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故乡虽然老去，乡亲们虽然离散，但故乡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哪怕剩下最后一户人家，它也是我心心念念的故乡。
　　 故乡老去，我情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