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被岁月侵蚀的记忆，在生产队的年代里，有许多的往事恍若就发生在昨日。一些场景，一些细节现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一览无遗。
　　 生产队，是始于50年代终于80年代的一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农村，大家都以生产队为单位过着集体生活，每天的作息均围绕着播种或收割周而复始。生产队的上级是生产大队、再上级便是人民公社。
　　 那些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仅一个温饱问题就把几亿农民困扰得苦不堪言，且这困扰并一直纠结到这一形式的变更。
　　 如粮食问题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倒也不低，因在丰年里成年劳力也可分得三五百斤皮粮。但那时人们的饭量特大，成年劳力一顿猛啃三大碗也只能算是将就着吃。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且只好在米饭里掺和着薯丝或瓜豆之类的杂粮。否则，无论如何也难以衔接到第二年的新谷。要想真真切切地享受一两顿不掺假的纯米饭，许多的人家只能从年头挨到年尾。
　　 由于粮食的紧缺，有的农民竟为了赢得一顿不花钱的美食愿以生命相搏。记得在六几年的一个端午节，我们生产队曾就有人在祠堂应了一个一柱香时间暴吃50个粽子的赌局。结果吃者赢了。此后虽还有很多人叫板挑战，但设赌者再也不来了。
　　 另一个清晰的场景是，两社员岀工回来，在村前的小溪里洗工具，突遇上游飘来一截红薯。有其中一人领先发现，而另一人却抢先得手。可令人感慨的是，他俩竞为如何切分这截红薯一直闹到大打出手。生产队长拿捏不住，最后大队干部出面斡旋，事态才得以平息。
　　 至于穿着问题，同样窘蹙。夏季里男人多般是一条短裤加一条汗巾。白天都是赤脚，晚上拖两块木板。一旦挪步谁也掩饰不住身后那一串缭绕的余音。冬天的棉袄一般是九年一换，叫“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又三年”。女人们也同样单调。什么吊带胸针，云肩旗袍；什么涂脂抹粉高跟鞋，贴花画眉提花袜，统统与时代无关。唯一跟男人有别的无非是上身多了个用夏布缝制的背心。尽管也能发现一两双“解放鞋”，但终归是巧遇。
　　 那时，电话很少，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只有大队办公处能找到一部。电话是手摇的，用起来非常麻烦。一个远程通话要经过公社、县局等话务员层层人工转换才能抵达。每次公社召开扩大会，均须派通讯员向生产队逐个作口头通知。为确保信息不出差错，通知工作一般需提前一礼拜着手。
　　 那年头，供销社的营业员和食品公司的屠夫最令人钦慕。这并非他（她）们远离日晒雨淋，而是他（她）们所掌控的商品十分紧俏。他（她）们的工作从不愁因态度不好而受到影响。买卖中有谁胆敢对他（她）们不理智，此次买卖必定让你后悔半生。在食品公司内，猪杂是十分抢手的。因其价格便宜还不算指标（当年许多商品需凭票购买），一般人买不到。所以，平日里与之没有一定的交情的就千万不要去趟那样的浑水，趟也白趟。这种交易即便是公社干部想开后门也不得不陪上一顿笑脸，那怕仅是皮笑。
　　 当年，思想教育工作非常扎实。平日里除“四类分子”外从不让其他任何人背负思想情绪。当时，生活虽然苦点，但过硬的思想工作必须让所有人感觉到这点苦在与飘着希望的甜的比较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思想教育活动中有一个跨度最大、最具意义的活动叫作“忆苦思甜”活动。“忆苦思甜”活动早在解放区时就有。开始时只忆苦，不思甜，土改完成后才发展到“忆苦思甜”，最终淡于70年代。
　　 一个人的幸福感多从对比中获得，列宁语录里有句名言叫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忆苦思甜”活动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过去的苦，要用心珍惜今日的甜”。
　　 在60年代里，我所参与的“忆苦思甜”活动主要分两个环节。一是吃“忆苦思甜”饭，二是开“忆苦思甜”会。在吃饭环节里，大队或生产队事先分配人手在祠堂煮好几桶野菜糑，蒸好几盆用细糠做成的糠粑。宣布开饭时，大家排好队依次盛糑领糠粑。
　　 糑带苦味，糠粑非常涩，吃起来很难下咽。有的社员胃不好，实在吃不下，就端着碗，装着到远处吃，然后悄悄倒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小孩子们觉得好玩，也跟着跑去要，可刚尝了一口，就伸着舌头，直呸。
　　 吃完“忆若思甜”饭，就召开“忆苦思甜”会。我们村祠堂大，会场可以在祠堂内布置。有的村没有大祠堂就只好在室外场地上搭个台子。要是晚上开，台子两边还得立几根竹篙，再在竹篙上吊两盏马灯，挂上一两个高音嗽叭。
　　 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民兵队长便把物色好的坏份子押至台前。随即便有仇大苦深的老贫农上台揭发坏人的过去是那般地欺压百姓。为增添会议效果，多会安排几个歌唱得较好的妇女上台唱上一两支颇具教育意义的曲子。当时有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曲非常抢听，一上镜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前几句歌词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婉转悠扬。听到激动处，好多社员泣不成声，直抹眼角。
　　 会议进行到高潮时，便有人跃至台前振臂高呼，“打倒恶霸地主某某某！”“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台下群众统统举起胳膊跟着呼应。那场面既叫人激动又令人胆寒。我最后一次参与“忆苦思甜”活动是在70年代的“文革”时期。现在想想它犹如一个个遥远的梦，却又历历在目。
　　 生产队这一组织形式在我们村最终结束于1982年。在约30年的跨度里，以上画面犹若沧海一粟，还有如怎样选抜生产队长，怎样拟定社员工分，怎样安排劳动生产，怎样分配劳动果实……每一个内容都似乎有它值得珍藏的价值。
　　 时间转眼即逝，岁月终成故事。今天的农村已是：
　　 四面享国泰，八方奏凯歌。
　　 新村无旧瓦，虚室广闲卧。
　　 五谷沉平野，六畜溢险坡。
　　 西装连革履，粉脂染秋波。
　　 立于这样的幸福中回望时代的变迁，更是感念着昔日的艰辛，也同样感念着幸福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