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父母评语和学生手册中记载的缺点中都是贪玩。准确地说是玩球。最早的记录是在父亲的回忆录《大树歌》中，刚会走路的我就跑到军人俱乐部看叔叔们打乒乓球，酣战之中的叔叔怕碰到我，大声喊着叫我离球台远点，可我就是不走并且大哭起来，直到叔叔给我拿来一个打坏的球玩。
　　     小学一年级住校，中午必须睡午觉，老师坐在宿舍门口，把腿横在门边的凳子上打盹，我想从老师的腿下爬过去，未遂，就谎称出去喝水，并真拿着一个陶瓷杯。结果跑到蓝球场上和人家抢球，摔倒了，碎杯片深深扎进手腕，血流如注。工作在医院的母亲怕麻药影响智力，就让我咬牙忍着缝合伤口，她在一旁讲黄继光讲董存瑞，那道长长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央求父亲找人说话把我送进业余体校，并且一定要进乒乓球班，真实的理由是那个班里有个漂亮女生叫彭中朝，在幼儿园里就常和她过家家。
　　     上中学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因为是“狗崽子”而倍受岐视，但牛棚里的父母工资照发，就挪用了五块钱，买了一个有皮有胆的足球，这下马上有了号召力，从此没人再敢欺负咱，否则就别想加入我当队长兼“大家”（守门员）的“前进足球队”，后来足球丢了，我又沦为狗崽子。这段故事写在一篇题为《崔三》的散文里。
　　     中学毕业来到纺织厂，因为这里奇缺男孩，我便同时成为厂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里最年轻的队员，每天中午十分钟吃饭，二十分钟玩球。每天下班都要去不同的球队参加训练，每个周末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球赛。曾经因为在车间里踢球被“路线分析”过去，也曾光荣的入选过市职工排球联队。
　　     一次排球比赛，埸地刚用炉灰垫平，困为鱼跃扑救而让煤渣划破了腿，除了一道长长的翻着皮肉的伤口，还有一个深深的露着骨头的血洞。急忙用水冲冲，再用布条紧紧扎上，坚持打完比赛才去医院缝合，这又是一处留到今天的疤痕。最要命的是换药，先把塞在血洞里的棉球取出来，再用碘酒擦洗伤口里面的浓血，每次都把身边的师姐看哭了，而我则是一身大汗。
　　    我后来到团市委工作，我们的排球队和篮球队自然是机关比赛的冠军队。在一次要去中央团校学习之前的排球冠亚军争夺站中，我高高跳起扣球，落地时脚踩在队友的脚上，只听咔嚓一声，剧痛难忍！我便再没起来，医院的诊断是副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结果那次学习是别人替我去的，这哥们回来对我说他在团校住的宿舍门上，一直写着我的名字。此后这哥们平步青云，日前在一五星酒店请我们吃饭的标准是人均一千。我说太奢侈了，他说小菜一碟。从此好像再没有当官的命，许多机会皆与我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快活。
　　     后来我上大学，是系学生会里的体育部长，是足球场上的守门员，是排球场上的主攻手，是乒乓球比赛的团体亚军，是羽毛球比赛的混双冠军，这段快乐的生活被我记录在《同寝》、《大柳》、《英语老师》、《年轻真好》等篇章里。
　　     但是，由于腿伤频频复发，后来在大学的一埸足球比赛里又摔断了胳膊，更因为年过三十，日过中天，我在球场上便时常感心到腿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从此，许多比赛事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球赛本身。再比如在监察厅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因为厅长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同志，他爱打网球，我便成了陪练，走到哪，车里都带着网球拍和运动服，既便陪他去太原开会，入住了晋祠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网球场。后来，我的网球也打得相当可以，还带出了小棕狗、小憨狗、三文鱼、加菲猫等一批网坛新秀。
　　     我在证券公司当老总的时候，发规年轻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首先来自于赛场而不是会场，就再次成立了“前进足球队”，拼着老命舍出老脸与男孩子们当绿茵场上的战友，与女孩子做啦啦队的队友，于是当我们反败为胜高高捧起冠军杯的同时，也扭亏为盈创造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成绩。这段故事被我写进了《绿菌场上那片火烧云》。
　　     后来重新回到机关后，我由同事中年纪较小的人，一下子变成岁数较大的人，完全是为了机关荣誉，很勉强地参加了省直机关排球赛，可是一到赛场，我又忘记了自已的年龄和老伤，结果，又是咔嚓一声，又是巨痛难忍，并以这种悲剧的形式永远的告别了球场，外科医生的结论是，从此以后，你只有一种体育锻炼的方式，那就是游泳。这一年我五十七岁，距离我第一次在排球场上负伤整整四十年。
　　 当然，球还是可以玩的，比如台球，比如气球，比如看球。在我的文集中球评不少，比如和孩子们弹玻璃球，比如和老人们打门球，只要能玩就行，只要好玩就行。看我，一个玩字，便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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