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范仲淹不到邓州任职，如果没有好友滕子京的《求记书》，也许就没有千古流芳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偶然，但又是一种必然。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是哲学范畴中的一个真理。即便上边两个假设成立，没有《岳阳楼记》，但范仲淹的忧乐观和出类拔萃的文采还会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外因毕竟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范仲淹灵魂中已有的东西，只要有激发的因素，肯定会迸发出来。只是在邓州生发出这篇文章更加出彩。这当然应归功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
　　 本文试图从主客观两方面，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阐述《岳阳楼记》诞生的因由。
　　 范仲淹的高祖、曾祖、祖父及父辈，均是博学多才很有作为的人物。范家世代官宦，是名门望族。但范仲淹姗姗来迟，在他降临尘世时，范族已经家道中落。范仲淹之父范墉和妻陈氏生有四子。陈氏卒，范墉娶谢氏，又生范仲淹。范仲淹二岁，还没来及感悟和继承范家的风范，父范墉就撒手人寰，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他艰难度日。母亲温良勤谨贤淑的性情，深刻地烙印在范仲淹幼小的心灵中。常说，三岁看大。在他性格形成的关键时刻，母亲良好的影响起到了定向作用。特别是，因贫穷无奈，母亲带着四岁的他改嫁朱文翰后，寄人篱下，饱尝了朱氏兄弟的嘲斥和人间冷眼，母子俩更加相依为命。他们在漫漫长夜中，盼望着光明。幼小的范仲淹已经懂得，那光明只能靠自己将来去奋斗。因而，少年奇志当在常理之中。范仲淹曾在一座灵祠里祷问自己将来能当宰相吗？答案是否定。他又说做个良医如何？这种不作良相就作良医的思想，对于一个少年来说非常的难能可贵；而普通少年对未来恐怕多半是懵懂的。
　　 广为流传的“划粥断齑”的故事就是从范仲淹小时候在贫寒之中仍能坚持发愤学习而演绎成的。每天煮一点稀饭，在盆里放凉凝成块后，再用刀分成四块，在上面撒些姜、蒜或菜末儿，早晚就吃一块这样的东西，等于饿着肚子在求学。
　　 天道酬勤，上苍不负刻苦上进之人。范仲淹终于考上了进士，挣扎出了人世的苦海；但他并没有去享受荣华富贵，在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后，首先把母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不具备，还谈什么忧国忧民呢？寸草春晖、羔羊跪乳，范仲淹这些基本的品质为他的人生开了一个好头。他继承发扬了母亲的优秀品质。在以后坎坷曲折荆棘塞途的为官之路上，又逐渐地升华着这些品质。无论朝廷怎样昏庸，使他多次遭贬，而他仍能顾全大局，以国为重，直言诤谏，不畏权势，忍辱负重，忠心为国为民。他为人笃厚，乐善好施，资助门生，开创郡学、州学，昌文兴教，亲友好客，荐才不倦，颂扬忠贤，诲人不欺等等，集优秀品质之大成，几近完美。
　　 范仲淹勤奋好学，不断地增进着自己的文学修养。他握着如椽巨笔，饱蘸精神的墨汁，天天都在勾勒着自己的人生，书写着深邃的感悟。他可以借历史人物而言志，可以寄情山水，可以飞扬战地壮歌，可以直抒胸臆，不一而足。登堂入室，在文学的宫殿里很快就有了属于他的席位。
　　 简言之，范仲淹特殊的出身，坎坷的人生遭际，不同凡响的聪慧，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形成了几近完美的道德文章。他具有治理天下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可称其为政治家。他安于清贫，志高行洁，一身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胸襟坦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品操超凡拔俗，魅力四射。他又是文学家、思想家。似乎作好了一切准备，在体内已经孕育好了一颗伟大的种子，单等什么来催化，就能放射出璀璨的精神和艺术的光芒。
　　 57岁，也是人生收获的季节，然而范仲淹却怀着庆历新政失败的沮丧心情，带着一身疾病（据史料记载，当时患有肺病、高血压、心脏病和目疾），到邓州任职。他的本意是调往“善地”邓州来治病养息，颐养天年；然而，在不经意中，范仲淹却“在邓州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三年惬意时光。解除了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邓州这一风光秀美的重镇，在幕中文雅尽嘉宾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优闲度过了邓州之任。在这里，范仲淹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见当代范学研究学者方健所著《范仲淹与范成大》一文）。范仲淹因病请知邓州，是无意中的一个历史性决定。这是他的幸运，也是邓州的幸运。
　　 邓州历史悠久，号称上郡、望郡、钜郡，是中原巨区。邓都、邓国、邓氏，早已赫赫有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宜人的温带气候和厚重的人文积淀，曾孕育出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医大师、医圣张仲景以及许多俊杰英才。邓州人稠物盛，民风淳厚。这一点，唐朝时的刑部侍郎韩愈有深刻的感悟。韩愈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现今广东省所辖）刺史。他顶着漫天风雪，忍受着砭骨的寒风，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地步行进入邓州境地时，已经惨兮兮地奄奄一息，精神几近崩溃。邓州市使韩愈肌体获得了康复，灵魂新生，又增强了信心，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并且留下了几首久传不衰的诗篇。范仲淹，一个在文学上具有颇高造诣，思想道德高尚靓丽的性情中人，在邓州当然会更加辉煌起来。
　　 范仲淹知邓后，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精湛医技和高尚医德、医风，使他的疾病很快有了转机。邓州淳厚的风俗和热情善良的人民温暖了他，使其焕发了青春。范仲淹以充沛的精力，舒畅的心情，忧国忧民的情怀，强烈的责任感，全方位地提升着自己的工作水平。他经常深入民间，出入田间地头，了解百姓疾苦，谦逊地咨询有经验的老农，在民间留下了经久不衰的美谈。他重教化、轻惩罚、废苛杂、清积案、惩贪官、倡农桑，身体力行，带领百姓凿井耕耘，大兴水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力使百姓安居乐业。他雷厉风行，创办了“花洲书院”，开州学之先河，为国家塑造着栋梁之才。邓州使范仲淹体内伟大的种子开始萌动，《岳阳楼记》呼之欲出。滕子京就是这个来呼的人。
　　 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范仲淹的好友岳州知州滕子京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并附《洞庭秋晚图》一本，恳请他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
　　 滕子京之所以写信求记，是他特别崇拜、信任范仲淹。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和范仲淹是同科进士。后由范仲淹荐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知泾州，同在西北抗击西夏入侵，可谓生死之交，情深意厚。滕子京极有才情，文武兼备。他重修岳阳楼，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修好后，他从唐代众多诗词中精选78首，请当时的名笔刻于梁栋之间，又央人画出《洞庭秋晚图》。可以说，他在人类文化史书中刻下了不朽的篇章。特别是他的求记书也和《岳阳楼记》一样，彪炳千古。以他的能耐，完全可以自己写记。但他不。他无私地把这个机会让给范仲淹。他以为范仲淹更好。是他把范仲淹推上了辉煌的极至。在《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中，他精辟地写道：“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辞语隽永，层层递进，使人情不自禁地和他一起去推崇范仲淹。他尊崇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他殷殷地希望范仲淹“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託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他恳请范仲淹抽暇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要说，信来得似乎不是时候。六月中旬，酷暑之天，农时正忙，范仲淹日理万机，还要深入农村，当然无暇也无心情坐下来写什么文章。但好友的殷殷希望，他决不会置之一旁。在百忙中，他在心头不断地构思着，凝聚着。丰收的喜悦荡在农民心头，也欣慰着范仲淹一颗忧国忧民、与民休戚与共的心。“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拱垂而治，民乐生平，丰衣足食，范仲淹心中的笔也就跃跃欲试了。
　　 然而，天公不作美。庆历六年（1046年），邓州干旱的秋日差不多把庄稼都烤焦了。范仲淹忧心如焚，每月三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又搁下了写记文一事。不过，从此时起，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愫却因干旱而在胸中不断地增加着，浓烈着，不久就达到了非喷涌不可的程度。于是，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坐在邓州花洲书院春风堂窗下的书案前，暂时平息了澎湃的激情，仰望着窗外干渴得枯黄的树叶，思量着那篇早已构思好的《岳阳楼记》如何下笔，思绪又情不自禁地绵延开来……
　　 四十多年前，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在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县）做官，范仲淹跟随他经过岳州（今岳阳市）越洞庭而西，情感丰富的范仲淹被洞庭湖那“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壮美景色所震撼，幼小的心灵深深印下了这些湖光山色。想不到，几十年后，这些鲜活的记忆却排上了用场。造化弄人，时势出天才。范仲淹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他的思维前所未有的活跃，灵感叠出，八百里洞庭湖绮丽的水色天光在胸中展现；《洞庭秋晚图》瑰丽的画面从眼前迤逦而过；邓州老百姓的种种好处，似交响音乐在他耳边回荡……他胸有成竹地提起了笔，让岳阳楼的景观、洞庭湖四季变化的万千气象、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来承载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宽广胸襟，表达他无比崇高的志向和情怀，一气呵成了不巧之作《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代表佳作，无论是艺术品位还是精神境界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特别是他的“忧乐”观，闪耀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华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岳阳楼记》闪亮问世，其外因就是邓州和滕子京。邓州精湛的传统医药，使范仲淹获得了能够释放潜能和才华的健康身体；邓州淳厚的民风进一步升华了范仲淹的高尚情操；邓州浓厚的文化积淀熏陶着范仲淹的文思才情；邓州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环境使范仲淹心情舒畅，灵感涌动。
　　 滕子京的求记信给范仲淹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滕子京的人格感动了范仲淹。滕子京虽遭陷害贬官巴陵郡，但仍以公为重，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一年就使其政务通畅，人心和乐，各种被废弛的事情都兴办起来，特别又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当然乐于称道。
　　 范仲淹为人笃厚，对朋友更是牵肠挂肚，善心相待。他知道，岳阳楼重修后，肯定是一片赞扬声。而好友“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州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见范公偁《过庭录》）。范仲淹“爱其才，恐后贻祸”，“正患无隙以规之”（见范公偁《过庭录》），正好收到了滕子京的求记信，就借《岳阳楼记》慰勉和规箴好友。
　　 范仲淹并没亲眼看到重修后的岳阳楼，缺乏实地感受，因而对岳阳楼的描写只是几笔带过，但他却浓墨重彩来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抒情言志，写得又是如此景情并茂，气势磅礴，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为人做官之经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看得投入而陶醉，无心去计较他的“计谋”和“借题发挥”。这就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范仲淹在文中表达的是自己宦海沉浮数十年而矢志不渝的人格追求。他不惧雷霆之怒、敢说真话，一心想的是国计民生，因而才具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宏大胸襟，敢于否定迁客骚人不同的览物之情，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了历史的至高点。
　　 《岳阳楼记》是一个奇迹。奇迹是不朽的。之所以说她是奇迹，是因为她博大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无与伦比的文学艺术品位结合得天衣无缝，绝对的完美。读文如身临其境。这个境不只是自然的景，而是崇高的精神园地。你心甘情愿地让那清纯高洁的情操之圣水冲涮灵魂中的污垢，也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道德胸怀一下子提升了许多。这是文学艺术的魅力，远比那些干巴巴的说教更能打动人心。
　　 范仲淹匠心独运，《岳阳楼记》的结构严谨，行文流畅，上承下接，丝丝入扣，层层递进深入，艺术的高地正是精神光华迸发出耀眼光芒之即，凝结出了先忧后乐的千古绝唱。
　　 《岳阳楼记》的语言凝练、准确，全文360多个字，可谓字字珠玑，添一个字去一个字或改一个字都会逊色原文之精美。
　　 《岳阳楼记》只能出自范仲淹之笔，而邓州和滕子京也功不可没。
　　 世人在沐浴《岳阳楼记》之精神光芒和享受她的艺术琼浆之时，起码也应感念邓州和滕子京。
　　 不管你是不是天才，只有勤奋，只有潜心修养，唯此，在机会降临时，才有可能收获成功。这就是《岳阳楼记》成因给我们的启迪。
　　
　　 [参考《北宋宗臣范仲淹》（许满贵著·2004年11月，华宝斋书社出版发行）及《忧乐杯征文选》（邓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辑·2005年3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