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晚上，村子里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巷子里死人了，死者是谁，怎么死的，离开村庄几十年了，家乡的事知道的很少，时间长了，打个电话，聊些家长里短。家乡对我来说，陌生的像一个符号。
　　 最要好的算是头顶的那轮圆月，不管走到哪儿，都能与它相见，夜深人静的时候，踏着银白色的月光，那条巷子，巷子里的人，还有那些久远了的事，便会浮现在眼前，有时觉得荒唐可笑，有时觉得亲切可爱。
　　 死者姓雷，80多岁，跟我是一个生产队的，前几年老婆走了，儿孙都在南方。两个月前，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他说啥都好着哩。他参加过西藏平叛，因为都当过兵，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前多年一旦回到巷子，他就要到我家来，他不吸烟，也不多坐，喝杯茶，聊上几句起身就走。我劝他多坐会儿，他总是笑着说：“地里还有活，不敢多坐，见了你就行了。”然后，给我留下一个匆匆忙忙的背影。
　　 他去世的消息使我感到很突然，一连多日，他的模样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不知道是什么病症，他是自己去县城的医院的，就那么一天功夫，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说是他死了，许多人都不相信。曾经在生产队大田里干活的那些乡亲，走的没剩下几个，时光就是这样，送走了一茬又一茬，他的死，让我感到意外和悲伤。
　　 巷子里的独居老人不少，前些年，一位我叫老哥的人，死了几天才被发现，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是平辈我叫他老哥，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两岁，他和我的父亲常来常往。文革那些年，他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现在的人不知道当年这是个啥角色，文革时生产大队有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大队有贫协主任，小队有贫协组长。
　　 贫协组长也算主要领导。那年我报名参加工农兵大学招生考试，需要生产队出具家庭成份证明，这事就归贫农老哥管。我家中农成份，老哥经常来我家与父亲喝茶吸烟，为讨证明，那几日我见到他满脸的笑，老哥长老哥短叫个不停。一日我去了他家，说明了情况，乞求他说：“老哥，我家中农成份，能不能写个下中农？”
　　 贫农老哥惊奇地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说：“我记得你家是上中农呀，咋成了中农呢？”我说：“咋又成了上中农，我是用中农去部队的呀！”贫农老哥说：“你爷爷在时几十亩地，还有骡子，我记得很清，就是上中农。”下中农没得混上，还把本来的中农差点弄成上中农了。
　　 成份决定着命运，贫下中农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中农只是团结的对象，虽然上中农还不是地主富农，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和革命的对象差不多了。后来我对贫农老哥说：“我爸说土改时给我家定的是中农，大队里有底子，不信你查查。”贫农老哥看了看我笑着说：“文化革命开始那年，红卫兵封了你家的箱子柜子，差点把你家弄成漏化地主了，算球了，给你写个中农吧！”
　　 20年后的秋天，那是我回到巷子的第二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分，贫农老哥拄着一根废弃的锄把来到我家。他住在城外新划的院子，我去过一次，几根木棒和青剌做的篱笆门，四间厦房，原来的宅屋留给了大儿子，他和二儿子住在新屋，炕上铺着两页竹席，一床有些年头的被子，一块有些油腻的青砖算是枕头，儿子外出打工，几年没有消息。
　　 他说他病了，几天没有出门，缸里水也完了，自己又懒得动弹。我母亲去世后，他常来我家看电视聊天。我给他泡了一杯麦乳精，拿了些糕点，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喝些水就好了，父亲劝他不必客气。喝完麦乳精，他对我说：“唉，不怕你笑话，老哥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喝这东西，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身上轻松了，有劲了。”
　　 我问他是不是感冒了，吃药了没有，他说有点感冒，也不大要紧，睡几日就好了。我给了他两盒中成药，叮咛他按时服药，老哥笑着说：“今日运气好，碰上了你，老哥不行了，说不定你再回来都见不上了。”我说：“没有那么严重，你好好活着！”老哥又笑着说：“老而不死反为贼，说不定哪天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
　　 他活了七十多一点，还真应了那句话，据说好几天没见人影，巷子的人去了他家，他躺在竹席上，不知道啥时走的。
　　 巷子里的人大都没有文化，按说没文化头脑简单，事情会少些，其实不然，村庄里的事有时比城里还多，还难解决。
　　 二弟是在父亲之后第四年走的，他死于肺癌。他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油漆匠，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他，他丈人也是油漆匠，也是肺癌死的，他丈母娘是个药罐子，几个孩子还小，那个家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俗话说树大分枝，在农村，关于分家的事，如果是父母要分，啥事儿没有，要是儿子儿媳要分家，可就麻烦了。最初几年回家，父亲总是唠叨着二弟的不是，只有母亲不大吭声，父亲总说二弟挣的钱都好过了媳妇的娘家，见了他就生气，为这事父亲几十年都不大和他往来，甚至整个家族都跟他有些生分。
　　 有个老头，是我家的常客，说起儿子当了大官，老头笑得不由自主。说起钱的事，他的脸就阴沉下来，儿子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也就一两天，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有时候回来，先去的是丈母娘家，偶尔还住上一宿。这事儿他只是低声告诉父亲，他不想让左邻右舍知道，怕人笑话，越是怕别人知道的事，越难守得住秘密。
　　 有一年冬天，刚下过雪，儿子回到村子，傍晚要把车开进院子，门前的那点坡怎么也上不去，司机不停踩油门，俩口在后边使劲推，轮胎不住打滑，对面台阶上站着几个人，都在笑着看热闹，巷子里的人很现实，他们说你当你的官，我当我的百姓，用得着就有交情，用不着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的村庄是个大村庄，我们那条巷子是条很长的巷子，4个生产队，好几百口人，以前的乡公所，供销社，卫生院就在巷子中间的十字，最初隔10天每月见五逢集，后来隔5天有集，人们把那条巷子叫做镇街，集市之日人涌如潮。
　　 我曾经对自己出生在镇街感到自豪，我问过孩子他妈，问她当初为啥不嫌我家家徒四壁嫁了过来，她说为的是看大戏看电影方便，说完就笑了，她还说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先前的镇街民风淳朴，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集市没有了，村上业余剧团的服装道具被红卫兵烧了，巷子里以新的热闹取代了原有的快乐，要么是红卫兵敲锣打鼓破四旧，要么就是拉着地主富农游街示众，有时半夜三更大喇叭里就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天晚上睡的正香，大喇叭又响了起来，我摸着黑穿上衣服，提着裤子就往外跑，农村人都是精尻子精身子穿着棉衣棉裤，那时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深更半夜的，个个猫着腰，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袖筒里，互相打问着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儿，一个红卫兵拿着用铁皮做的话筒，大声喊到：最高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种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
　　 大字报大辩论闹得人心慌慌，好多人家门上都有大字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称四大自由，自由到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想贴在谁家门上就贴在谁家门上。
　　 最热闹的还是大辩论，村里的年轻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叫红联，一派叫赤卫军，红联多是回乡学生，赤卫军的年龄稍微大点，都是些村里的小伙子，红联自称“造反派”，视赤卫军为“保皇派”，两派常在镇街十字辩论，都说自己的一派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就像现在满大街卖牛肉面的，都说自己才是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一样。
　　 说是辩论，实际上是在斗嘴，双方都念“最高指示”，用的都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语录本里有好几百条，哪条对自己有用用哪条，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没有人愿意认输，嘴仗打得没完没了，饿了就回家吃饭，吃完饭，有时间就接着打嘴仗。
　　 后来都觉得对方不讲理，就骂了起来，“不要脸”，“日你妈”，揭对方的隐私，接着就动起手来，你撕他的嘴，他揪你的耳朵，有的时候两个人扭在一起，像是要同归于尽似的，围观有小孩、妇女、上了岁数的，都在看热闹，一边看着一边笑着。镇街成了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的场所，有时是早上，有时是傍晚，来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和看热闹的络绎不绝。
　　 红联和赤卫军的争斗持续了一个冬天，红联搞不过赤卫军，说也说不过，打也打不过。红联在村里不占优势，赤卫军里有个能人，他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棉袄左上角的衣兜里总是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不仅能说善辩，拳脚也很利害。后来武斗开始了，一天晚上，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带着枪闯入他家，把他拉到县城，关在一所粮库里，红联在县上的势力很大。
　　 城里的“造反派”老百姓叫“井岗山”，最初是学生组织，后来与县城的机关干部和工人中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叫“合阳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联指”的冤家叫“联总”，“联总”的前身叫“鲁迅兵团”，乡里人称“鲁迅”。“联指”势力大，在乡镇有“分部”，一个时期，“联指”分部行使着以前人民公社的行政权力，“分部”的头儿就相当于公社的领导，文章开头说的那个死去的姓雷的老人，就是我们公社那个分部的头儿，在联指昙花一现的当政时期，他也曾经风云一时。联总后来驻扎梁山脚下的城后村，有几十个人几十杆枪，能使用武器的，多是些打过仗的退伍军人，为首的叫史大刚，据说当过演员，高大的个头，满脸胡茬，他使用的是一挺机枪，他们打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革命”的胜利，现在的人听了这事，以为那时的那些人，可能是脑袋进水了，在一个犯迷糊的时代，会有许许多多犯迷糊的老百姓，这些人还都是些人中的精华，犯不了迷糊的人都是些被认为没情况的人。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上半年，长达1年时间，是合阳县两大造反派大规模武斗时期，两派首领都是当时合阳中学的高中学生，他们的名字在当时的合阳县家喻户晓，有个外号叫“小萝卜头”的，也是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文革”名人，他个子不高，额头较宽，嘴唇下面有个痣，留个平头，极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他是合阳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也就十五六岁，武斗开始后，同学们大都吓得背着被褥回家了，他却冒着生命危险跟着史大刚上了梁山，而且还成了骨干，管理着军火，他住在一个窑洞里，很深的窑洞，里面放着子弹手榴弹和炸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他光着屁股逃了出来，两派几次大规模的武斗，和他一起的战死了好几个，小萝卜头安然无恙，那段时间，他以一个“响当当硬邦邦”的革命造反派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
　　 五马、现现，杨更、炳炎，算是村子里的“四大名人”，也有一说称之为村中“四大怪”。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这几个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曾以伶牙俐齿，幽默机智著称。被联指半夜抓走的那个人叫梁现普，农村人习惯叫小名，梁现普便是梁现现，与他同时抓走的另一个村民叫王盈坤，听说他曾经给“鲁迅兵团”的学生造反派做过饭。一段时间，两派处于敌对状态，只要落入对方之手，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自古名人是非多，文革时期，每隔一段就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判需要活靶子，证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处处在，告诫革命群众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据说本来是要他站站台子，批斗批斗，革委会主任打发民兵叫他，他说他又没有犯法叫他干啥，几次他都没有理采，后来去了，领导问为什么叫他不来，他生气地说：“我叫狼咬伤了，见了狗害怕的！”这一句，成了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状。
　　 待到梁现普走出大牢时，“四人帮”覆灭了，回到村里的梁现普似乎仍然不失豪侠风范，他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当做曾经劳教过的村民。村里人一般不把劫难与政治挂钩，觉得人皆有命，凡事都是命中注定的，都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管什么灾祸，都认为是命中该有的一劫，不必怨天怨地，只能自认倒霉。村上有口井，那口井里的水，对于村人来说，属于生命之水，不知道它有多深，用于打水的绳索，只有两个小伙才能抬它得动。那年大旱，从未干枯的井出不了水，急需把沉积的污泥清理上来，几千人的村庄人畜饮水出了问题，村干部非常着急，下井掏泥，面对深不见底的黑窟窿，没人敢做，年轻人都摇头说不，这事儿只能找现现，几百年的老井，也只有他去过下面，大旱之年，是他解决了村里的燃眉之急。
　　 社员劳动都是按件记工，操作起来方便，文革开始后，学习大寨人的评工记分，办法是根据每个人的思想表现，结合具体劳动，由社员大会评议，确定每个人每天应该得到的工分。
　　 最初的两个晚上没人说话，后来几个贫农说，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贫农的工分应该高于其他成份，这话一出口，下中农和中农不答应了，下中农说，贫农和下中农是阶级兄弟，应该一视同仁，中农说，毛主席说中农是团结对象，队里没有地主富农，中农占了一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