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皮球的快乐与烦恼
　　
　　 1938年农历腊月初三我出生在天津市西北角回民居住区——小伙巷牛圈街14号。给我取名的时候，家里人查了《康熙字典》，选用了“桢”字，“桢”是一种宝贵的桢树，家里人把我看成宝贝，希望我将来好好读书，当个科学家。谁也没想到我走上了篮球这条路。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学习很好，班主任老师给的操行评定是“天真”，等到二年级就不一样了，操行评定变成了“贪玩”。说我贪玩，主要是我喜好运动，尤其爱打小皮球。
　　 小皮球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儿童游戏，人数不拘，分成两队比赛，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圆圈，把球投进圈内即为投中得分。后来有所改进，用铁丝弯一个圆圈儿插在墙上用来投球。当时天津的小皮球队很多，我知道的就不下几百个，我跟这些队都交过手，到处去打球，从天穆村到劝业场，能去的地方我都打遍了。
　　 小皮球无固定规则，都是由比赛双方根据场地的大小、形状等条件临时制定。我因为个子高，身体条件比较突出，在我打球最高水平时，对方总是给我规定两条不许：一是不许低手投篮。因为我身高臂长，罚球时把手往前一伸，就离篮筐很近了；二是不许从上往下投，容易弄坏篮网和篮圈。
　　 记得我们队曾接到请帖到天穆去打球，贺场子，那是我水平最高的时候，跟队友共六个人组成伊友队，一打就是一天，当地爱好打球的人还给我们准备午饭——馅儿团子、棒子面粥等，特别好。那么多队伍，我们队拿了第二名，高兴之余打球的兴趣就更浓了。当时我们用的是“永”字牌小皮球，最高档的。
　　 打小皮球让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遗憾。因为打小皮球，我没能带上红领巾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小学的班主任温克勤老师，她最反对我打小球，认为打球就是不好好学习，贪玩，有时还发生打碎玻璃、损坏桌椅、砸到同学等状况。那个时候我很想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但就是因为打球，老师不同意我入队。有一次因为打球我被请了家长，温老师在我家长面前，公开跟我讲：“王家桢，我告诉你，你一天不停止打小皮球，我一天不批准你入队。”一至六年级她都是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一直坚持打小皮球，所以很遗憾，从来没带过红领巾，没入过队，这也成为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有意思的是，2003年我65岁，得知我的班主任还健在，已经95岁了，住在北京牛街，我非常高兴，马上去看望她，交谈中再次提起这些往事，她仍然说：“王家桢，反对你打球我至今不悔。你今天问我，我还是愿意你好好学习，不同意你打球，即使你后来成了国家队队员，成了运动健将，我也不支持你。”哈哈，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还是这个主张。
　　 在家里，因为打球，我没少挨母亲的打。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打球“费鞋”。我家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父亲是有轨电车的司机，昼夜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我们兄弟姐妹一共7个人。父亲每月工资45元养活一家九口，比较艰难。我经常打球，太费鞋了，基本上一个月废掉一双鞋，有时连续打一天鞋就破了。我身材高，脚大，买不到合适的鞋，母亲只能给我做，辛苦一个月才能做完一双，每月都要给我做新鞋，母亲觉得又费钱又辛苦，所以反对我去打球。我背着母亲去打小皮球，一旦被她发现，就气呼呼地捶我几下，特别是看到鞋破了，我光着脚回来，就更生气，拿起笤帚疙瘩揍我一顿。每次挨打我都站着原地不动，任由她打，我知道家里条件差，心里也有愧疚之感。后来为了省鞋，我就光着脚打球了。
　　 注：查证山西人民出版社“万年历”第一版37页，公历是1939年1月21日
　　
　　 二、打篮球的稚嫩少年
　　
　　 打小皮球为我打篮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打篮球这件事上我的领路人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张维基和徐怀仁。张老师是天津文锦队（汇文中学校长组建的篮球队）队员，徐老师是天津的篮球一级裁判，喜欢打篮球，也愿意带着孩子们打篮球。当时学校有个篮球场，但是篮球活动开展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校方不支持。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张维基老师以天津市八区第九小学的名义组建了一个九友篮球队（九个人组成），自任教练，队员都是跟我同年级的学生，我记忆当中有穆怀清、刘学忠、于富田、闫炳武、赵金元、李金标、穆智敏、穆祥斌、常少奇。由于班主任的反对，我不能加入篮球队，只能在街道、庭院里等班主任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打。那时有了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打，我偏要去打。
　　 我家北面有好几个篮球场，其中药王庙篮球场最热闹，好几个篮球队在那里打球，我记得有北方队、伊斯兰篮球队、文锦篮球队等，天天有比赛，周六日比赛就更多。周围的环境影响着我，可以说是对我篮球的启蒙。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刚打篮球时对篮球的认识有限，比较肤浅，以为球是实心的，觉得这么大的球，如果长传给我，砸到我、砸坏我怎么办？所以在接长传球时有些害怕，总是双手挡一下，等球落到地上反弹后才敢去拿。
　　 打篮球的乐趣有好多，比如篮球网子50公分长，其中20公分是穗，球投中后进篮圈，网穗一带球又回来二次进篮，得几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规则是当时定的——给2分。我还投过盆网，篮网30公分，网的底端缩小，球投中后，网底一兜又出去了，算不算投中？当时规定——算，入圈二分之一就算投中。
　　 1952—1955年我在三十一中读初中，三年间我零零碎碎地打篮球，在体育场或有篮球场的地方打散球，我们叫自由球，三五成群、自由结合，半场三对三等。放学后去占场地，放下书包就打，一打就忘记时间了。我的班主任冉继才老师热爱体育，体育老师叫刘子玉，组建了这一支篮球队，当时我身高已经超过1.8米，被老师挑选入队，其他队员都是我初三的同年级同学。
　　 要说参加正式比赛应该是1955年天津市八区教育局组织的学生比赛，地点在基督教青年会会所[1]，场地受限制只有端线没有边线，边线处画一条1米长的线，两边的墙就充当了边线。运球时可以碰墙，球触碰了边墙弹回来可以接着打，发边线球一只脚碰墙，一只脚落地发球。虽然跟现在标准的篮球馆相比，这个馆很“袖珍”，但在当时已经算作标准场地了。我以前都是在土地或水泥地上打球，来到这里是在地板地上比赛，感觉很轻松，体力很充沛，连续打一两场都不累。
　　
　　 三、意外的选拔
　　
　　 初中毕业后，1956年我有幸进了天津市篮球队。我是怎么被选上的呢，还得从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说起。李市长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他格外重视篮球，认为篮球是天津的一个名片。1955年底他下了指示，要求天津市公安局各个派出所普查户口，筛选1.9米以上的男孩子和1.8米以上的女孩子，为天津篮球队选拔后备力量。同时，天津篮球队也在到处寻找篮球苗子。范学周是天津篮球队的队员，因为伤病退役了，退役后负责寻找青少年队员。我经常在离家不远的天津市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院内的场地打球，因为我是回民，进出院子很方便，而且又有回民教练杨志明在那教我。杨志明跟我是邻居，也是一位兄长，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喜欢打球，是伊斯兰篮球队的队员。范学周就是在那里发现我的，把我领到天津市第一体育场进行选拔。
　　 我哪经历过这种场面？有两个一起打球的邻居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叫常少奇，一个叫王德明，但他们都不到1.9米，年龄也比我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选拔，又没有服装，又没有球鞋，结果到那以后就被直接带到了办公室。当时我都不认识，后来了解到那天办公室里坐着的都是天津篮球的顶级人物：政府机关的体委主任副主任苏振起、纪裴芳，天津的国际级篮球裁判李清安，教练组成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长清，耀华中学的体育教师姚恩汉，体育学院的高志忠，有田志增、霍连富、王久功，都是天津市篮球的元老权威人士。当我被告知参加的是天津市篮球队选拔的时候，也不知道选拔怎样进行。姚老师走过来跟我说：“你下个腰，手能触地吗？”“压压腿能压下去吗？”我不费力都做到了。他又问我：“你全蹲臀部能挨着脚后跟吗？”我也能做到。我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做这个动作，姚老师说他选的其他队员都住在和平区，小时候方便用的是恭桶，下肢做不了这个动作，看到我能做他很高兴。后来给了我球鞋和服装，让我进篮球场，在100多人中我显得鹤立鸡群。身高最高，但是人很瘦，家里条件不好，导致营养不足，别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很健壮。姚老师问我：“你跳起来能摸到篮圈吗？”我说：“能！”一跳起来一把手就抓住篮圈了，姚老师和教练组的人都很高兴。后面就是做操啊，投篮啊，运球啊，传球啊等等。
　　 经过这些考核后进入了分队比赛，五对五，每10分钟一组，接连上场，一点点筛选。别人都来自青少年体校、学校、工厂、企业、矿山等篮球队，都是经过篮球系统训练的，都比我打得好。我呢，因为有打小皮球的基础和打篮球的意识、基本功，打起来也比较轻松。来参加选拔的，人人都想被选上，可我不清楚这是天津篮球队的选拔，反而没有这么迫切的愿望，打起球来没有压力。对抗赛时每个人都想显示球技，各显其能表现自己，结果没人给我传球。10分钟后该我下场了，没想到不让我下来，换上了天津篮球队原来的老队员，一个是中锋吴振彪，一个是篮球队队长郭恩洪。郭恩洪专门给我喂球，让我展示投篮啊、运球啊、技术动作啊、战术意识啊。吴振彪1.9米，比我矮一点，他专门跟我对抗，看我的防守和进攻，这都是老专家教练组的安排，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思想负担，反倒打的比较自如。突然间吴振彪在篮下一个勾手，我防守呢给他来了个盖帽，打掉了他的球。当时在那个场合出现这个动作让教练组一惊。其实这是我打小皮球时培养的意识，掌握的技术，从单项上来讲在当时盖帽是一项高精尖的技术，所以老教练们眼前一亮，认为我的身体条件、技术条件、战术意识、思想视野都很好。选拔后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吧。”
　　 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到第三医院检查身体。一查体出现一个问题——眼睛近视，左眼300度，右眼800度。我想这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肯学习，爱看书，什么《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还有外国的书我都爱看。我一般躺在屋里借着外边的灯光看，所以把眼睛看坏了。平时没有感觉，这时才知道自己眼睛近视。近视的我能不能进篮球队呢，专家们出现分歧了。主教练张栋材反对我进篮球队，二个原因：第一，眼睛近视；第二，身体太瘦，营养不良。李耕涛市长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第一，你打篮球不也戴眼镜吗？（张栋材教练也是近视眼）他将来进队打球为什么不能戴眼镜？他也可以戴呀。第二，他身体太瘦，68公斤，身高1.95米，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营养不良，到运动队后经过锻炼身体可以健壮起来，所以我同意他进篮球队。”就这样教练组一致同意我进队成为天津篮球队的一员。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一番曲折。
　　 我是1955年12月参加的选拔，到1956年1月接到了通知——到天津篮球队报到。拿到通知后我非常高兴，好家伙到天津篮球队报到，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但是家里人持不同态度，他们还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打篮球算是什么职业呢。我父亲当时拿不定主意，就向同事征求意见。记得他跟郭叔叔说：“我儿子被天津篮球队挑选上了，你看让他去好还是不去好？”郭叔叔说：“去呀，为啥不去呢。第一，可以解决他吃饭问题，篮球队伙食好，也减轻了你的家庭负担（当时我父亲45元钱工资养活全家9口人）；第二，他的身高、条件，打篮球正合适。”就这样，我父亲被说服了。
　　 离家那天，父母已为我准备好行李，姐姐给了我1块钱。我坐上公交汽车来到马场道110号——天津篮球队驻地报到了。
　　
　　 四、训练第一天
　　
　　 我报到时是1956年1月24日下午5点，接待我的第一个人是天津篮球队的女篮教练，也是原来的男篮队长，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从现在起，从今天起，你就是天津篮球队的一员了，你知道吗？”突然听到这样的话，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既没说“知道”，也没说“不知道”，只是“哦”了一声。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进了篮球队，就要为这支队伍争光，为天津市争光，为国家争光。你要刻苦训练，怎么叫刻苦训练呢，你要汗流成桶——一桶一桶地流汗。”第三句话：“你进篮球队，领导们有不同意见，所以你不能享受我们的工资待遇，只能是供给制，每月100斤小米。”那时的小米价格是2角5分5厘3，每天的天津日报都登有小米价格。
　　 供给制队员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工资每月25.53元。队里伙食标准每人每月45元，我要交12元，所以我还剩13.53元，再给家里10元钱，我自己只有3.53元。虽然我的待遇不能跟正式队员比（正式队员每月拿46元、56元的工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了不得啦，每月25.53元的工资，还有100斤小米，我觉得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