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月，我接到邓州市文联通知，经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审核批准，我被评选为省作协会员，此时，我正好步入七十周岁，虽不能说是大器晚成，但也可谓是老来有福。面对这份晚来的荣誉我百感交集，五十年创作之路的酸甜苦辣像一部电视剧的多个画面一时间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
　　 明代诗人唐伯虎曾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风流才子的这首诗，道出了人生的短暂，同时，也反映出了人们对诸多往事的深切怀念，并以优美的诗句、丰富的哲理告诫人们要活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的确如此，我作为一个热衷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追梦人来说，其感受刻骨铭心，那一把把辛酸、一味味苦辣、一份份的甜蜜和一个个荣誉，把我带进了对往事的回忆。
　　
　　 为写新闻，我忍辱负重
　　
　　 七十年代末期，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党对清理左倾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此时，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极左因素依然存在，比如在新闻战线，记者和通讯员们对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的报道，还不同程度的暴露出“高、大、全”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写作手法。对农村涌现出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有过于吹捧之嫌，即便都是真人真事，但在数据反映上多少都有些水分。殊不知，正是这稍有的水分，却坏了我们的名声。因为，那一时期的新闻受众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强大的宣传机器如强劲的春风把宣传的内容吹撒在每一个角落，老百姓们不想听都不行，播音员那优美的声音，犹如动听的曲子直往人们的耳朵里钻。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把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尤其是1965年掀起的大学“毛著”运动以来，农村社会的宣传设备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别看那是50年前的事，但传播速度之快一点也不比现在差。
　　 在农村，一户一个舌簧喇叭。在生产队，村中央竖立的高杆子上装有两个高音喇叭。在街道上，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有无数个高低音大音箱，一天早晚两次广播和各户一样同步收听，就连田间地头、水利工地都有广播设备。与此同时，各大队各公社还可自办节目，表扬好人好事，抨击歪风邪气。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的受众群体、灵活的报道途径和鲜活的典型实例，倾刻之间就会传到人们耳边。而正是那个火红年代的锤炼，我和公社的通讯组组长田俊泽同志，就已经是常在县广播站见稿的老通讯员了。广大干群不但熟悉我俩的名字，还非常熟悉我们采写的新闻内容。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稿件中的人物、事件了如指掌，稍有一点夸大其词都欺骗不了大家。
　　 1975年，县委号召发展高温堆肥，解决农村肥料不足问题。高温堆肥是个新生事物，它的制作过程很精细，把一定比例的大粪、牲口粪、鲜青草和闲泥土搭配在一起，堆成二尺多高的土方，盖上塑料布，高温沤化一个月后方可使用，这就成了现代人说的有机肥。这种肥料使用后增产明显，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好评，因此群众热情很高，仅半月时间，全县各生产队的高温肥堆便如星罗棋布，到处可见。
　　 彭桥公社柏林生产队的高温堆肥不但数量多，质量也好，七天之后便冒出白色的雾气，县农业专家组验收后给予较高评价，号召全县学习。为发扬光大该队认真对待科学种田的态度，我灵感来了，立即打电话约老田同志来柏林生产队参观采访，然后我把以此为典型写篇稿子的想法告诉他，他十分同意。于是，我找来皮尺开始丈量，我俩的丈量数据显示，这堆肥大约300牛车。我以《这里的堆肥不一般》为名成稿，当天下午送到县广播站，稿件一炮打响，县广播站第二天播发。
　　 县广播站一播，县政府组织县城以西三个公社的高温堆肥现场会，在柏林召开。当天下午，现场会组织讨论，彭桥公社与会人员在该大队学校的一间教室座谈。按照领导意见，我和老田同志下去了解座谈动态，当我俩走到赵河大队所在的教室旁边，便听到一位大队干部在大声讲话：
　　 “同志们，刚才过去那那俩人，你们都认得吗？那个又黑又麻老男人叫田俊泽，外号田白话。那个年轻的小白脸叫常振田，外号白话田。这俩货都是笔杆子，成天没事净吹牛。就说这柏林村生产队的那个粪堆吧，充其量有280车，可是，他俩大笔一挥300车。难怪大队干部都说他俩是吹牛大王，白话溜舌，成天就会瞎写，老爱出个风头，大队干部们都说他俩是圣人蛋，没一个好东西。”
　　 我和老田同志苦笑一下，各有所思。事后，我俩通过好朋友打听，在群中和大队干部中有没人这样骂我们的，一打听还真有这些说法。当时我非常委屈，心想，土方的丈量是有水分，这是规律，谁也量不到十分准确。280车和300车有多大区别呢，搁着骂我们吗？况且，你们说280车也不一定十分准确呀。
　　 为了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数据统计中和典型报道中，我力求真实，不带水分，写一些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通讯报道，不让一丝一毫的虚假之作去玷污神圣的的媒体。
　　
　　 进城修稿，我挨饿受冻
　　
　　 1970年前，邓彭公路还是土路，晴天通车，下雨禁行。县委县政府为了实现风雨无阻的通车目标，对公路建设采取歼灭战和持久战相结合的维修模式，力争在短期内畅通无阻，方便群众出门。于是在农闲季节，广大干群倾其人力在公路两旁备下大量沙石，平时则由专业护路员进行铺垫。这些护路员们的待遇虽然很低，但大家热情很高，他们辛勤奋战在公路上，护路员马士三的表现就特别突出。
　　 马士三同志孩子多、困难大且身体多病，但就他分包的公路维修的最好。当时我想，马士三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去小家来顾大家，这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我们这个时代，就需要这种精神，我何不将此发扬光大，，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题为《风霜雪雨护路神》的通讯，将马士三的事迹系统的反映出来，投向邓县人民广播站。第二天，公社接县通讯组通知，命我尽快到县通讯组修稿。那些年代让作者到媒体修稿很正常，就连省城的主流媒体也是如此。
　　 当时，我喜出望外，看来这篇稿子分量很重，竟惊动了县通讯组。于是我叫上写一手好硬笔字小学老师张德清同行，那时间没有打印机，我写的所有稿子都由张老师帮我誊写。
　　 这次进城，活该我们倒霉，苍天下雨掂腿步行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大队会计常振光不在家，开不出证明。没有证明既换不来粮票也住不上干店，所以我俩狼狈到了极点。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跑到县通讯组，组长董三杰和另一位姓马的同志接待了我们。两位领导安排完了修稿事项后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我们只好去吃午饭。当时的饭店没有粮票不卖给主食，即使多掏钱吃议价也不行，我们只好吃那种由白菜、豆腐和莲菜条炖成杂烩汤。这锅汤成晌熬着，外面蝇子乱飞，看着都让人恶心，但没办法，不吃又不行。当我俩晚十点完成任务后，又去吃了一碗杂烩汤。住不上干店，我又不好意思打扰领导，只好把办公桌上的平绒单子盖在身上，在办公桌上躺了一夜。此时，虽然是初夏季节，但还是有丝丝凉意，冻得睡不着，不知道是冻得还是吃了不干净的杂烩汤所致，第二天一早我俩便开始拉肚子。一看要生病，不敢怠慢，我俩赶紧到饭店喝了碗胡辣汤，吃了俩卤鸡蛋，因为胡辣汤和鸡蛋不要粮票。
　　 早饭后，我和张老师便勒紧裤带往家赶，当我们走到高集雷达站他妹子家时，已经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了，通过打针吃药，第二天我俩才回到柏林。
　　 这次的罪没有白受，马士三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县家喻户晓，县交通局和公路段领导先后到马士三家看望慰问。而我也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县通讯组让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张村公社举办的通讯报道培训班学习深造。
　　 那次培训班是人才的摇篮，学员中徐俊燕、纪淑芳和原县委书记张兴钿同志的女儿张小翠三位同志因贡献突出后都步入正县级领导岗位，徐俊燕同志曾担任过方城县委书记，尤其是纪淑芬同志还担任过南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只可叹我自己才疏学浅，无所作为，只能在农村奋斗终生，不过，在培训班学到的知识，为我今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冒雨采访，我在山中爬行
　　
　　 1990年春，邓县至彭桥的公路已全部硬化，雨天行车如同晴天，经过广大干群和护路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风雨无阻的通车目标。但环乡道仍是一路泥汤，人们骑自行车出门，逢上半路下雨，用肩膀扛着自行车走路的事件屡见不鲜。可是，面对这种无奈，有些人偏看笑话，他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找乐子，弄得那些扛车的人哭笑不得。顺口溜这样说：“远看是条龙，近看铁丝拧，好天龙驮鳖，下雨鳖驮龙。”曾几何时，我也哼着顺口溜看着扛车人，心中暗自发笑。谁料想，苍天戏人，也让我出门碰上了下雨，尤其是那次进山采访，才让我尝到了扛车下山的滋味。
　　 1996年暑假，彭桥公社有几名在河南农业大学和新乡医科大学读书的学生，暑假期间他们自觉组成志愿者，为乡亲们服务。严林同学无偿为村民看病跑得风风火火，朱金海同学数次奔赴杏山、禹山柑桔种植基地，手把手教果农种植技术，志愿者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为此，受益果农和收益患者拍手称快，传为美谈。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想，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三农是个新生事物，尤其在贫困山区科技落后的地区，农民们正需要这种服务，这个新闻太好了，我应尽快报道，传送出老百姓对志愿服务的向往和呼唤。于是，第二天我便骑自行车进山了。
　　 上午在杏山的采访十分顺利，村主任张家福同志陪着我，没费劲儿便完成任务。下午赶到禹山，在村委副主副主任余道卫同志的陪同下，采访倒也顺利。结束后，余主任回村参加会议，我便推着自行车一边观赏着满山桔园的美丽风景，一边呼吸着芳香醉人的新鲜空气，不由得心旷神怡。
　　 真不凑巧，正当我如痴如醉沉浸在浓浓桔香中时，忽然间一声惊雷，便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便被泥土塞了结实，我只好也扛起车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此时，正是下午放学时分，当我好不容易走到山脚下，正好迎面走过来几个学生，他们看着我边笑边唱：“远看是条龙，近看铁丝拧，好天龙驮鳖，下雨鳖驮龙……”
　　 我听后没有生气，自己反而觉得好笑，因为这几个学生在后面又加了两句：“这主儿压得绌着头，看着像个老毛猴。一步挪有四指半，脸上红得像牛蛋。”你说损人不损人。也难怪，这小孩儿说的还挺像，那几十斤重的车子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还穿着大雨衣，累的满脸通红，不像毛猴像什么呢，说实话那一刻确实没了人样。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无可奈何时，韩营学校老师韩庆斋同志过来了，我俩是老朋友，他一看到我这狼狈样心痛坏了，当即返回学校找了扁担，帮我抬着自行车往好路上赶。这下轻松多了，韩老师把我送到水泥厂通往彭桥的大路上方才回家。这一番罪受得那真叫着实。实践证明，扛自行车的滋味太不一般了，尤其是扛车下山，一不小心会掉下山崖，不死即伤，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采访，虽然让我吃了点苦头，但换来了理想的效果，《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家乡》先在南阳日报来付祥编辑的《盆地纵横》栏目刊发。后来，我反复变换角度重写，后在河南人口报孙天虎编辑的“基层”、邓州消息报的“新闻”和河南电台“农村天地”等栏目中见稿，采访中虽说是我的肩膀磨出了鲜血，但大学生志愿者的事迹却在穰原大地绽放着奇光异彩。
　　
　　 追逐自己的文学之梦
　　
　　 作为我来讲，对纯文学的创作要比写新闻费劲儿得多。长篇小说《东家恩仇记》我用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中还采取的是半日制，而采取半日制则是身体需要，一天中只能坐半天，活动半天。
　　 多年来，因长期伏案写作，落下了脑神经和颈椎的毛病，因此，写东西时只能控制在四个小时以内，否则就会发晕恶心、呕吐不止，甚至卧床不起，为了约束自己，既静又动、动静结合，不让身体出大问题，我在所住小区找了一份保洁工的活路，加强体能锻炼。上午干完全天的工作，下午坐下来写作，其效果事半功倍。
　　 我之所以说写小说费劲，是自己的能力有限，由于时代的影响，初中两年半便遇上大文革，后来，党组织虽然让参加了几次培训班，但那只是学习新闻写作，而写新闻是一事一议，着笔单调，所以我游刃有余。可是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其中的历史背景、地方文化、故事叙述、人物对话和肖像描写、内心变化等等等等，都要和那一时期文明相吻合，这就要求作者的认知面要十分广泛，对社会要有深刻的认知和融入。否则，你的作品苍白无力，缺乏历史意义。
　　 除此之外，《东家恩仇记》中几个主人公以及和主人公相关联的那群人都是真人真事，其贡献事迹当地人了如指掌，写得死板了没有看点，写得夸张了又不真实，着笔单调了不太热闹，构思复杂了又太离奇，如此这般、方方面面都得兼顾，难度太大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正是因为这，在那三年里，我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其中包括吃喝拉撒、睡觉、干活等所有时间。《东家恩仇记》完成之后，我大病一场，在郑州市人民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