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风岭村的时候，我才十八岁。那时候，我就像村口小河沿生长的一丛芦苇，任岁月如何风吹雨打，都能胡乱地疯长。
　　 那一年初秋，村口的大路上，芦苇刚冒出淡紫的花絮。墨绿的花苞鼓鼓胀胀的，这些还没有探出头来的花絮，已经看不到我离开村口的身影了。只是那条村口的大路，被整个夏天晒得干瘪瘪的。坚硬的地面露出一条条灰白而干净、纵横又交叉的裂缝，它们一直延伸到芦苇笼罩的尽头，倾听着我低沉的脚步声忽高忽低地传进地面的缝隙里。
　　 在乡下，灰白的土是路，黄棕的土是庄稼地。走的人多了，土就坚硬了，就能延伸到脚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路，是乡下人生命的希望。路延伸到哪里，希望的种子就会安放在哪里，所以故乡人称劳动和生活的过程叫“活路”。
　　 庄稼地是生命的聚集点，可以随四季变幻改变生命的颜色，却不可以延伸希望。庄稼地耕耘得久了，就像农民面额上干结的汗渍——黑棕一片。父亲说黑色的泥巴，就是肥沃的土地。那时候故乡山弯里的田地，都带着生铁一般的深灰，所以那些土地能让祖祖辈辈安定下来。
　　 有庄稼地的山弯里，晨昏都会看见袅袅的炊烟。
　　 我在故乡生活的时候，常常做着同一个梦：我什么时候能从父亲那里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样我就会每天扛着锄头，牵着一头老水牛，从容地在村口的大路上行走。走进晨光里，归入晚霞中，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或者像爷爷和父亲一样，使黄棕的泥土变成深灰色。
　　 也许我会从一块庄稼地走向另一块庄稼地，喜看春天播下的豆苗，幸福地收割秋天成熟的果。我自己的土地上，除了庄稼，什么杂草都别想在上面生长！我不会像父亲一样，还会在土埂边留下一株桑树或者半丛芦苇根。
　　 那时候，我常常跟随父亲去山坡上劳作，父亲挖土，我负责除草。父亲对种地始终抱着一种从容的态度：他把手中的锄头柄横在土埂之间，顺势坐上去，点上一支纸烟，再慢悠悠地吧嗒两口，随后立起身来环顾一下土地四周，才又叼着烟，操起锄头很潇洒地挥舞着……
　　 待一支烟抽完，一小块地就已经松完了。
　　 土地角落里留下了半丛芦苇根。那时已经是暮春的四月，它们才冒出浅浅的、淡绿的叶片，有些半舒展着，但大都卷曲成圆柱形，乍一看，倒像秋风中欲欲坠落的黄叶，瑟瑟可怜。
　　 我以为父亲没有看见那半丛野草，还来不及用锄头把它的根从庄稼地上铲除掉。于是，我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不停地掏着芦苇根下面的泥土，一点一点地，那些根渐渐露出一些细枝末节来——乳黄的根须，长长短短，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紧紧地抓住这块土地。
　　 我拼命地掏着芦苇根，把一些细小的土粒弄得满身都是。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渗出来，有些泥粒附在上面，我感觉额头上就像蒙着一层薄薄的泥皮；有些泥粒飞到我的嘴里，有一种土腥味在口腔里打着转。有人说泥土带着腐臭，是肮脏的。我那时候觉得，泥土是最干净的东西，要不怎么会生长着纯洁的生命呢？
　　 父亲走过来，拍拍我身上的泥土，笑着说：“算了吧，芦苇一旦生了根，怎么会铲除得净？还是让它自由地生长吧！秋收后有可能收一捆柴呢。”父亲说得没有错，那一年的秋天，家里多了一捆芦苇。母亲把芦苇整理出来，用划破的竹子夹住芦苇两端，成了一道屏风似的草盖，然后用它盖了一个狗窝。
　　 就是庄稼地的那丛芦苇，春天长，秋天割，似乎从来都没有辜负过岁月。
　　 我变得不爱说话的年纪，常常在秋天的时候去看那丛芦苇。它们变得越发地高大俊秀，直立光滑的苇茎，散成絮状。这让我想起村头那两个妇女的打架，头发被扯得零乱篷松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拔去芦苇茎上的外皮，抽出花茎，选那种既光滑青白，又直挺的苇秆，然后折成一小段来，用山草编织一只灶蚂鸡笼子。夜晚的油灯下，我和弟弟们就可以听到寒虫的幽鸣。
　　 多少年的秋天，我就那样站在土埂边，看这些苇花出神，一天又一天，直到花色从纯白到淡紫再变成乳白。有多少生命的颜色是从纯白到紫，最后又回归到白色的，或许这也是生命的一种轮回吧！
　　 风儿不知从哪里吹来，四面八方都是。芦苇摇动着身影，沙沙作响，一缕缕苇花，随着风四处乱飞，就像雪片缤纷。它们从山坡的土埂边飘向田野里，飘向竹林，飘向小河边……飘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我跟随着一两片花絮猛追，我希望看到它究竟会落在何处。然而，人一靠近，它就越飞越高，直到眼睛再也看不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飘飞的花絮里，是芦苇的种子。风带着一种生命的力量，走遍故乡的田野山洼。风也带着另一些种子，一直飘荡着，飘出村口，飘向城市的街头巷尾，直到坠落在某个角落里，它才静静地安顿下来。
　　 多年以后的深秋，待我再回村时，芦苇掩映小径，风一吹，苇花四处飘荡，更难觅踪影。我立在山坡上，四下观看，秋色一片，芦花霜白，苍茫无际。原来我才是故乡那丛风中的芦苇！
　　 2021年10月25日于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