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有点“不识相”，每回故乡探亲，总不喜欢拜访地方的官员，惟独对我的西院邻居何培尚，倒是颇感兴趣。
　　
　　 何培尚其人
　　 何培尚是个道地的“乡下老土”，四十余岁。黑乎乎，胖墩墩的，身体结实得像条大牯牛。四百斤重得肥猪，他一抄手就按到了。在故乡可算上头等劳力。
　　 他很讲究衣冠。整日穿得像公子哥儿似的。无奈钱不多，穿来穿去就是那一套整洁像样的衣服：蓝咔叽的学生服上装，咖啡色的劣等中长纤维裤，足蹬旧的平跟猪皮磨压鞋。这在故乡是很少见的。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天天刷牙。在城里，刷牙本是正常小事，不耍牙将会受人耻笑。可是在家乡，——这个穷得不敢见人的山洼洼却不作兴这一套。虽然城市文明横冲直闯逼得家乡也抬起时髦的脚，但刷牙的则是有条件的大姑娘和讲时髦的小青年偷偷摸摸干的事，一般的庄户人家是不刷牙的。何培尚既无条件，又是“乡下老土条”，早晨爬起来，抓个牙刷在嘴里捣来捣去，难怪家乡人对他撇嘴。不过，何培尚可不在乎这些，嘻嘻，看不惯，就别看！
　　
　　 何培尚的家当
　　 何培尚的家当：两间方八尺的茅草屋，一扇棘条门。屋里没有箱柜，没有桌椅。门口没有草垛，没有六畜——他没有的东西太多，有的东西又太少。拣有的数吧。他有一个碗，一双筷子，一个饭勺，一张旧绳编的小床，一个破地铺，一条旧棉絮，一只铁锅放在泥砌的锅灶上。那锅灶像个陀螺，横放在墙角，做的饭仅够娘俩吃。一九八三年，老娘被大儿子接回家了，剩下何培尚一个人三天两头不开灶，连他家的灶老爷灶老娘都逃到别人家讨饭去了。不是他穷得不开灶，穷是穷些，但他今天到外帮工，明天给乡邻干活，难得在家几天，这灶哪能天天开？灶老爷灶老娘反正是个神仙，饿几天也饿不死，何培尚才不管这些呢。
　　 不过，何培尚的宅基地上可不是光秃秃一片，他的门西还有一小片洋槐树林子，绿茸茸的，长了十来年。可惜，洋槐树太苗条，苗条的有点像林黛玉，——弱不禁风。与何培尚的身材正成反比。何培尚并不是热衷绿化，也并非对洋槐树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因为自己要忙于“外交”。种园、种粮食都得挖地、除草、施肥、上水，太烦！而栽树呢，可以袖手旁观，等树长成了，砍倒拉上街一卖，花花绿绿的票子就到手了。这种守株待兔坐享其成的精神，何培尚是深受其益的。
　　
　　 何培尚的“公馆”
　　 何培尚对住房比较考究。两间小屋分明暗。中间是泥墙隔的。不过明间也罢，暗间也罢，统统都是黑色的，——炊烟染的。明间是会客厅，是饭厅，也是厨房。
　　 说是会客厅吧，鬼才知道有谁在他家光临，除了要债的。即便是要债的，他也不请进门。你若要硬跨入门槛，也无饭招待，茶水也别想。烟嘛，掏你自己腰包的。一旦欠了账的何培尚，那就是重要人物，就是首长，整日深居简出。要债的若能找到他，便是一种荣幸，一种光荣，就怕你找不到。不过，你找到了也没有用，没钱还，也没东西抵，你只能自认倒霉，谁叫你借给他的？借给他了，要不到，还不如送他，落个人情。
　　 说明间是饭厅吧，又没座椅板凳，只有一个“对榔头”放在那儿，碰巧了你才能坐到。因为那“对榔头”虽是石头作的，还是借来的。他不能像国家元首一样有专机、专车、专用马桶。他对“石榔头”也没有专利权，别人随时都可讨回。
　　 说到厨房，去年还有他八十五岁的老母执掌大权，如今老母被大哥接走，他一个人就独霸起江山来，无需“垂帘听政”。遗憾的是，这个厨房只有柴草薰的烟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除此以外，只有：空荡。
　　 暗间里仅放一个小床，床上有条破席子，棉被只剩个被里子，老粗布的。被面和被套都被老娘带走了。老娘是不愿意带的，可是，大儿子不容。
　　
　　 何培尚的母子关系
　　 培尚娘儿俩生活没什么保障，常常是吃上顿少下顿，有时饱一顿则饿几天。何培尚帮工回来，腰里票子有几张，于是就大吃大喝一顿。他舍得给他老娘吃，也舍得让他老娘饿。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何培尚的哥哥，家中颇为富足，可是培尚娘却不想和长子在一起生活。她认为，在这个穷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啥就干啥，天不管地不收。到了大儿家，样样得注意，以前没分家时，是她大儿媳妇不孝顺，动辄骂她，不给她吃。后来儿媳妇丢下一男两女去见了阎王，照培尚娘的看法，是天报应的。谁叫她打爹骂娘不孝顺？不孝顺就不得好死。如今大儿家是孙子孙媳妇当家。孙子孙媳妇还算是孝顺她，可是，不管怎样说，总不如自己当家方便。再说啦，她若去了大儿家，小儿子的衣服谁洗饭谁做？无奈小儿子偏要她去。一来大儿家生活有保障，二来她也到了风烛残年，已经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能给小儿子缝补洗浆了，她只能遵从两个儿子的意见，——移居。
　　 培尚娘人虽去了大儿家，心还留在小儿处。三天两头跑回来看，看不到小儿子，总是哭着挪回。培尚倒无所谓，他说：“俺娘走了，我就没了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随便上哪儿，我也能甩得开。”是啊，以前他还担个抚养母亲的孝名，如今，母亲有了归宿，他还留恋什么呢？
　　
　　 何培尚的“老婆观”
　　 人有七情六欲，男婚女嫁谁都或多或少的考虑过。培尚当然也是如此。四十多岁人了，没有老婆总不太雅观。他多次寻找过老婆，托人介绍的，自家乱谈的，二婚头也行，招女婿也可。谈女人时，他哄过，骗过，也道出真情过，可是，天底下的娘儿们千千万，没有一个能爱他，他只能害单相思病。有一次，媒人带来一个女的，既年轻又颇有姿色，培尚自觉不配，但媒人偏偏说有希望。他也侥幸的想试试。于是乎借钱买菜买酒款待，还给女的买了几件衣服，并对女的吹嘘说，他是一个建筑队的工头，如果女的没意见，他可以带女的出去当建筑队的会计。女的似乎非常乐意，说是先回家和父母商量商量。培尚高兴得不得了，好似卖油郎独占了花魁。临走时还塞了二十块钱给那女的，眼睛对那女的还挤了几下，算是定情物。
　　 可惜，培尚毕竟不是卖油郎，当然也占不了花魁，女“黄鹤”是一去不复返。原来那女的有丈夫，是出来“放大鹰”的，专靠色想哄骗乡下光棍汉。不过，那女的也骗错了对象。培尚是个穷光棍，他白白的受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硬是逼着媒人将钱和衣服讨回，招待费只能自认倒霉。后来，他对我谈心说：“要那个东西（老婆）干什么，还是个累赘！嘿嘿，还是光棍好，一人吃饱，一家不饿，想上哪上哪。”我笑说：“这样倒好，不要搞计划生育了。”他喜滋滋地说：“什么计划不计划，俺哥有儿子，家里没断种就行，俺无所谓。”
　　 我想，他说的也许是实话，他单相思了这么多年，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不如不想，这样也少招烦恼。
　　
　　 大寨时期的何培尚
　　 故乡在学大寨时期，农民一年忙到头，很少有闲暇时间。何培尚却很少到地里干活，哪怕是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收获季节。
　　 如果你看到他到地里干活，那一定是在外无法混了。他人缘不太好，在外做工既吃人家亏，还不讨人喜欢。实际上，这是穷的原因。人一穷，总是被人瞧不起。看人做事，有谁不看在金钱得份上？你今天有钱，有权，人家当面就会夸你，吹你，当然，那夸，那吹，必须有所图。明天你伸手借人家钱，或者你下了台，——不管是被赶下去的，还是到了年龄退下去的，人家就瞧不起你。这人的眼皮子就是那么浅。何培尚缺钱，只能求人家，虽然有力，可是，有钱人是能支配劳动力的，他想要钱，就只能任人指点。
　　 何培尚腰包里不硬怎么办？家无当日粮，又无隔日草，老娘还在家等着，总不能用拉锁把嘴巴锁上吧。自己饿两天不要紧，让七老八十的老母亲在家挨饿，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的眼睛挤了挤，——他有挤眼的习惯。好点子没有，癞点子，这么眼睛一挤，还是能挤出来的：到队里干活。
　　 队里也知道他的为人。可是，家浜亲邻的，总不能让他饿着，更何况他还有个老母亲。“共产党不做兴饿死人的”，这是家乡人的一句口头禅。它既说明家乡人信赖和赞扬共产党，同时也给一些懒汉门找到躲懒的依据。有些人外出，想寻找生财之道，可是，在那个时期有谁不碰得鼻青脸肿灰溜溜地回到家中扛起农具就下田干活？人来干活了，队里只得给吃。兄弟爷们，老亲事宜，谁也不愿意说什么难听的话，只不过劝劝，大多数人还是用一种宽容的眼光去看他们的。对培尚当然也是如此。即便队里人人都讨厌他，还得给他活路。没有粮食，到队里仓库去称；没有烧草，到队里场上去扒。明里说是借，他何曾又里换过，他实在太穷了！人们都希望他能成个人，成个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他又何曾不想，可是蹲不下来。别人的希望只能成失望。对他，就来个瞎子放牛——随它去。话说回来，他也实在难以安心劳动。他并非是懒汉二流子。他能干活，而且重活、脏活都不怕。只要有钱，他就干。他并不是怕农活，农村太苦了。干一天活，整劳力是一个工，一个工两毛钱，还不够一包廉价的香烟钱。而且还要起早贪黑，忙个不息。若是在外做工，八小时一天，一天块把钱，顶上农村的五六个工。倘若在城里，还能看电影，听戏，逛马路，游公园，他当然不愿意苦困在队里混日月了。如今政策变了，他会怎样呢？我惦记着。
　　
　　 改革初期的何培尚
　　 那年探亲回家，没有看到何培尚，甚是奇怪。每次回家，他总是第一个来看我。这次没来，能不怪吗？我还没问，母亲和弟妹们就讲起来了。
　　 母亲说：“培尚头年二十就跑了。上哪儿谁也不知道，本来我还打算推点煎饼做点豆腐送给他过年，谁知——唉，恐怕不会回来过年了。”
　　 弟弟说：“他这次走，听人说骗了不少钱。他说给东头郝兴元家买山芋干，结果山芋干没买，钱给带跑了。”
　　 妹妹说：“他这样在外混长了，非蹲牢不行。那点钱够他花的呀？几天就花光了。逢年过节又没工做，他上那挣钱？”
　　 大家闲扯了一会，也就不谈他了。谈他又有什么用？三十晚上逮只兔子——有它也过年，无它也过节。
　　 年初四那天，我正在家中闲坐，培尚的侄子大华来说，培尚到他表叔家把一辆自行车骗走了，他要扒培尚的屋。
　　 谁都知道，培尚不会骑车子，他搞车子干什么？只有卖。我半信半疑。他们都是亲戚，培尚不该骗，也不会骗。可是大华说的千真万确，我又不能不信。
　　 大华说：“培尚对俺表叔说，他是出来躲计划生育的，俺表叔很同情。”
　　 谁不想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封建思想在农民头脑中——岂止是农民，在整个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何培尚说是躲计划生育的，能争的别人同情。可是，谁又能知道他还是个老童男子？
　　 没过几天，宿迁的张明君也来了。他对父亲说，培尚在他家骗一百块钱走了。原来年前，培尚到张明君家找工做，张借给他一辆板车，又买了一千多斤橡籽饼叫培尚拉到山东卖，挣钱两人分。谁知，培尚一走就没影了，张怎么不气？
　　 这下子，我对何培尚在外入了邪开始相信了。人到急处，什么事都可能做。他在外，没工做，有力没法使；当小偷，不会；做强盗，胆子小。他只有到熟人家去骗。我真替他着急。
　　 年初八的夜里，我正给父亲读通俗小说，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培尚来了。他笑嘻嘻地进了屋对我说：“我听是你声音。”
　　 父亲递给他一个小板凳，他没坐，而是蹲到了火炉旁。人还是那么胖墩墩的，连尚有点皴，衣服没有变化，和去年一样：旧蓝涤卡学生服罩着黑棉袄，棉袄里还穿几件旧褂子，听他说这些褂子都是我父亲送给他的，下面是中长咖啡色裤子，足蹬一双解放鞋，没穿袜子。
　　 “这趟出门怎么样？赚到钱了吗？”我憋不住，问他。父亲对我使眼色，不想让我说。我还是想问，不知怎么搞的，我对他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若背了黑锅，我似乎都有点闷得慌。
　　 他挤了挤眼，说：“赚了六十多块钱。”
　　 “那还不错。”我不知他说的可是实话。
　　 “家里人不是说我出去又拐又骗了吗？”他脸上露出怒色，粗声粗气，又骂又说，“俺表哥一辆破车出六十块钱，叫我推出去卖，人家托我的，就是信任我，俺总得负责任。俺到了几个地方没卖掉，钱都花俺自己的——他是俺表哥嘛，怎么办呢！我到他家，他也热烘烘的待俺的。俺在这儿还在想法卖，他哪里就说拐跑了，这不是有意侮辱俺穷光蛋？俺要有，他们敢说吗？大华不是去找的吗？车子不是在那儿吗？我要想拐跑，他们能找到我？他是俺表哥，对俺又不错，即便我是骗子，也不能骗他车，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又问起买山芋干的事。他说：“兴元钱是我拿的，我又不赖。我本来是托别人把我山芋干卖给他的，谁知那个人自己留下了，回家才给我钱。我想这事坏了，兴元一定怪我，刚才我已经跟兴元说清楚了。”
　　 我又问起张明君的事。
　　 他脸红红的，有点尴尬。他知道这件事做的不妥，语气小了不少：“钱都给他了。他到山东碰到我就熊，说我是骗子。情况是这样的，他把一千多斤橡籽饼买好，是七分钱一斤，叫我拉到山东卖。山东一毛五一斤，来回正好五天时间。我在山东卖过之后，经过新沂，听人说贩鱼到徐州能挣钱，我想还有一天时间回去不晚，就跟人跑了一汤徐州，挣了六十块钱，正准备回宿迁时，张明君就招来了，他说我是骗子，我有不少他钱，他对我那样好，没本钱给本钱，没车子给车子，我怎么会骗他呢？人总得讲良心呀！”
　　 “你到徐州贩鱼可跟人家讲了？”我说。
　　 他说没打招呼。我说：“这就是你错了。人家让你跑这趟生意需要几天时间是安排好了的，你要想做其他生意，就得事先跟人打招呼。不然，人家见不到你人，又不知你信，能不急吗？”
　　 他懊悔说：“我是大老粗，哪能考虑这么多。”
　　 父亲说：“在外混，首先要讲信用，不然谁相信你。这次张明君给你工钱了吗？”
　　 “给五块。”他嘟哝着说，“俺日他鬼鬼，挣这个钱可真不容易，拉这一趟车，俺就要累瘫了。两只脚都跑肿了，你想千把斤重的车子拖到山东二百多里路吧，不如在家。如今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队里包一点地还不够我一个人干的，闲时给人家包盖屋，盖一次屋也能苦一二十块钱，几个人一分，吃烟钱就有了，粮食又够吃，比在外向人点头哈腰强。”
　　 他大概尝够了在外混的苦，想收心了。不过，我还担心他蹲不长。每次在外混不下去就回家来，干一时期又走掉了。家乡好似他的加油站，他不会久留。可惜，几起几落，如今还是光身一人，草屋两间，满屋的贫穷。他能走上致富之路吗？谁能让何培尚式的头等劳力的庄稼汉富足起来，我们家乡人一定会感谢他的！
　　 （注：1989年后，何培尚已盖起三间瓦房，扯起了院子，找了一个女人，算是安度后半辈子。）